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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朝宋王俭编撰《七志》以来，私家藏书目录就与官府藏书目录互为补充，成为反映某一时代文化学术发展水平的信息库。因此，历代藏书家不但重视图书的收藏，而且重视藏书目录的编纂，作为民国时期私人藏书家中的巨擘，刘承干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嘉业堂藏书累积到一定规模后，便延聘专家学者，着手编纂藏书书目。 嘉业堂聚书始于1910年， 1920年前后藏书达18万册57万卷，为近代所罕见。其藏书书目的编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浙江南浔镇嘉业堂落成前由缪荃孙等人在上海主其事。二、1924年南浔藏书楼落成，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及编目员施韵秋编纂书目多种。三、浙江图书馆嘉业堂管理小组经多年努力于九十年代编定存书目录。 1917年开始编纂的《嘉业堂藏书志》是嘉业堂第一部藏书书目，计收藏书1700余种，其中宋元椠本93种，明刊本841种，稿本56种，明清钞本700余种。编纂历经缪荃孙、吴昌绶、董康之手，为时约七年，迄未定稿。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曾任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馆长，被誉为近代中国图书馆之父，编有《艺风堂藏书记》等书目多种。缪氏是《嘉业堂藏书志》的开创者，从1917年至1919年，共计完成1200余种图书的著录，依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之例，每书概述其大旨及源流，凡外界不经见之笈，则著录其行款、版式与藏印，但不录原书序跋。其时缪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解题文字往往取《四库提要》或前人评骘替代。1919年缪氏去世，书目工作一度中断。缪荃孙奠定了《嘉业堂藏书志》的基础，厥功最伟。刘承干说：“《藏书志》创稿，以艺风之力为多” [1]，事实确是如此。 继缪荃孙之任的是吴昌绶。吴昌绶(生卒年不详)，浙江仁和人，字伯宛，号印臣，清末官内阁中书，富藏书，好刻书，熟於目录，著有《松邻遗集》等，辑印宋、金、元、明本词40种，所谓双照楼刊本，颇有名。吴氏对缪稿颇多微词，于是重拟编志体例，有另起炉灶之意，这从他所纂的114篇志稿中竟有63篇是对缪稿的推倒重来就可看出。也就是说，吴氏续志，新著录的仅51种。吴氏认为凡佳本应备录原书序跋，他续志与缪氏的最大不同就是略於解题而注重原书序跋的钞录。 接过缪、吴未竟之稿的是董康。董康(1867—1947)，江苏武进入，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近代藏书家与刻书家，晚年沦为汉奸，病死狱中，其代表作为记录他四次日本之行的《书舶庸谭》。据周子美先生回忆，南浔藏书楼建成后，董康曾去小住，以便就书纂稿，可见董再续志当在1924年前后。董编志所持意见与吴相近，纂稿636篇，其中新纂者416篇，与缪稿重复者220篇。董稿“评语简核而钞录原书序跋甚详，其所录之书，以明人别集为多，嘉业堂所藏稀见明刻本，多赖董稿而存其大概。” [2] 另外，傅增湘在《藏书志》的编纂过程中提供过宝贵意见，刘承干也亲自撰写过十余则解题。刘氏晚年念念不忘该志，“挽近博闻强识之彦，若艺风缪君，若藏园傅君，若诵芬董君，若松邻吴君，或为余创稿，或丹墨覆勘，或书问商榷，遂得所谓《嘉业堂藏书志》者十数帙，存於箧笥”。[3]他“虽欲追记概略，补完此志，亦势所不能。” [4] 1982年，缪、吴、董编纂的志稿归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1997年，经复旦大学图书馆整理的《嘉业堂藏书志》出版，时距该志初纂之年已八十个春秋矣。 1924年，刘承干在故乡浙江南浔镇上建造的嘉业藏书楼落成，藏书源源不断地从上海刘氏寓所运来。书楼编目部主任周子美，南浔人，南社社员，著有《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等。“吴兴周丈子美韶岁司同郡刘氏嘉业堂藏书管钥，八易寒暑，日理缥缃，含精茹英，穷其窔奥。嘉业所藏，盛日超五十七万余卷，数十八万册强。悉如稽检，辑成总目存在书楼。” [5]周子美先生回忆，“全部目录共抄成三份，现在统统遗失了。” [6]据有关资料与周子美先生的回忆，这一时期编成的书目有： 《嘉业堂藏书目录》， 12册。经、史、子各1册，集部4册，丛书1册，方志1册，抄本2册，善本1册。 《嘉业堂藏书楼书目》， 8册。收录图书7000余种，其中集部图书4000种。 《嘉业堂藏书楼明刊本书目》， 4卷。1930年印本。 《嘉业堂藏明善本书目》1册，不分卷。 《嘉业堂抄本书目》4卷。收录稿本、抄本1200余种。 《求恕斋书目》1册，求恕斋收藏嘉业堂的复本书，约5万卷。 《留余草堂书目》1册。留余草堂是刘承干在杭州西湖边的别墅，存书3千种左右。 《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景》， 5卷5册， 1929年印本。取所藏宋元刻本一叶或几叶摹其式而仿刊之。罗振玉题签，傅增湘序，刘承干跋。 《嘉业堂沪库书目》， 4册。抗战期间，嘉业藏书楼藏珍贵古籍被抢运到上海，存愚园路俭德坊32号，负责保管和编目的是施韵秋先生。这批书是嘉业堂的精华，后皆散失。 在浙江图书馆嘉业藏书楼现仍保着几种这一时期编就的藏书书目稿本，书目皆使用印有“吴兴刘氏嘉业堂钞本”的稿纸，兰色丝栏，每面11行，除著录书名、著者、版本、卷册数外，还注明原藏何人及名人批校、跋语情况。这些书目，既可印证有关资料与周先生的回忆，又补充订正了一些史实，是十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概述如下： 《嘉业藏书楼书目》8册。第1册经部；第2册史部；第3册史部，地志；第4册子部；第5册集部，楚辞、别集一；第6册集部，别集二上；第7册已佚，推测为别集二下；第8册集部，总集、诗文评、词曲、丛书。 该书目第1册前冠总目，总目后有一段文字说明：“以上为嘉业堂书目，其宋元精椠诸籍另编藏书志为《善本书目》，旧钞精校各书别编为《希古楼书目》，晚近新法石印铅板之书则编为《藜光阁书目》，而重出之书或板本稍次者则编为《求恕斋书目》。”据此，这一时期编的书目应不少于5种。该书目的一些条目下多次出现“入求”、“入藜”字样，亦证明《求恕斋书目》、《藜光阁书目》确实是存在的。 该书目上作满了各种记号与说明，大致分为：一、版本记号。目上有红铅笔圈者系乾隆以前刊本，蓝铅笔圈者系嘉庆后刊本。二、藏书变动记号。目下盖朱色“沪”字者，表示已运上海。三、王大隆版本鉴定意见。如“沈佺期集二卷，明初仿宋刊本二册”条下有“此是明活字本。大隆审定”字样。大隆即王欣夫，江苏吴县人，复旦大学教授。1953—1957年间复旦大学图书馆三次购入嘉业堂所藏明·清刻本及钞本皆经王先生介绍。早在1937年4月，王先生曾到嘉业堂观书，这些鉴定意见或许就是此时留下的。四、分类调整说明。如《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原入史部正史类，后被勾去，注明“入别史”。五、改入其他藏书书目说明。有的钞本误入该书目被划去，注明“入钞本目”；有的条目下注明“入求”、“入藜”，指该条目改入《求恕斋书目》、《藜光阁书目》。六、抗战期间日本人稻叶掠夺藏书的记录，计有3种28册。这些记号与说明证实该书目是嘉业堂工作人员的案头之物。 《嘉业藏书楼善本书目》四卷， 1册。各卷端分别题“嘉业堂善本书目一 宋本”，计收宋椠65种70部2490卷1222册；“嘉业堂善本书目二 元本”，计收元刊74种82部2774卷1501册；“嘉业堂善本书目三 南雍三朝本”，计21种21部2562卷606册”；嘉业堂善本书目四 明写本”(中缝题“永乐大典本”)，收明嘉靖重录永乐大典本88卷42册。宋元及南雍三朝本每一条目下都盖有朱印“沪”字。 《嘉业藏书楼善本书目》三卷， 1册。一、二卷同上，卷三为“写本”，计收15种421卷193册。 《善本书目》不分卷， 1册。卷端题“嘉业藏书楼善本书目”，所收宋元本同上，另收明本91种2121卷896册。 《嘉业堂钞本书目》不分卷， 1册。收稿抄本578部15885卷5198册。 《嘉业藏书楼书画目录》不分卷， 1册。以储存字画的橱、箱等编号，计收画屏、楹联、立轴、手卷等652件。其中既有“乾隆玉玺印轴”、“乾隆御墨”、“慈禧太后山水轴”等宫廷之物，也有唐寅、文征明、吴昌硕等大师作品。吴昌硕是刘承干的友人，嘉业堂收藏他的篆书、隶书、行书、花卉等有15件之多。 1951年浙江图书馆接受刘承干先生的捐赠后，就计划编制嘉业堂存书目录，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编成卡片式目录。藏书风云流散，仅赖书目传世，历史上多少藏书家都摆脱不了这一命运。较之他们，刘承干是幸运的，嘉业堂的11万册藏书至今仍在，且有目录可供查检。 参考文献： [1] [3]刘承干 《嘉业堂藏书志》自序 [2]致之 《嘉业堂藏书志》整理记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4 (6) [4]刘承干 嘉业老人八十自叙 [5]胡道静 《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见录》总序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6]周子美·嘉业堂藏书聚散考 文献 1982 (12)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 杭州 310007) 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5期》（总第11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