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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的存在超越时空。论及《易经》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摩尔（SteveMoore）将它媲美于西方的《圣经》。他指出：如果一本书的重要与否可以用读者的数量、为之而作的评论的多少、注释和翻译的质量，以及更主要的，该书跨越地域和国界而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来衡量的话，人类只有两本书可以相提并论，那就是西方的《圣经》和中国的《易经》[1]。在中国，溯其起源，《易》是一本卜筮之书，而战国春秋之后就尊为五经之首，三玄之冠。金景芳指出：“《周易》之所以可贵，端在有《易传》为发掘它在卜筮外衣下所掩盖的哲理。”[2]《周易》中所蕴含的天文地理及人类宇宙的思想经由《易传》为之加以阐述和诠释，及至后代学人之不断发扬，终使《易》学成一显学，《易》所宣扬的哲学伦理遂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可以说，《易》这一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借着源源不断的后续才汇集成大道巨流。现在这注源远流长的活水更向世界各地涌流，形成全球的现代潮流。《〈易经〉文献书目提要》（I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以下简称《书目》）[3]正是从这个现代潮流中取其一瓢，收集了西方1950年以来《易经》研究的英文文献和资料编撰而成。这一书目由爱德华·海克尔（EdwardHacker）、史蒂夫·摩尔和罗琳·派特斯克（Lorraine Patsco）合作编纂；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于2002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书目》不仅囊括当代西方《易经》研究（英文）中精英学子的学术成果，也网罗社会民间的通俗演绎。其内容恰恰反映“《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堪称一本广博精到的工具书。 西方对《易经》的兴趣，早在17世纪传教士来中国时就已开始。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借助《易经》来宣传宗教。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意识到《易经》的意义，以及它对于理解中国人思想的重要。西方的《易经》研究真正形成热潮，是在1950年由德译本转译的英文本《易经》的出版之后。在此之前，《易经》西方语种的译本虽然不少，但真正做到信、达、雅兼备的屈指可数。当时用得最普遍的英文译本是理雅戈（ JamesLegge， 1815 —1897） 1882年翻译的。1923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 ilhelm，1873—1930）翻译的德文本《易经》问世。卫氏本简明而富想象力；既能神会《易经》真谛又不失于拘泥，成为举世公认的《易经》最佳译本。有基于此，美国柏林金基金会于1950年，在已有了众多英译本的情况下，仍然请了当时最优秀的德译英专家贝恩斯（Baynes）将卫氏本转译成英文。这个转译本出版后即成为《易经》英文的“标准译本。”[4]这也是为什么《书目》作者选择以1950年作为其条目收集的开端。他们认为， 1950年卫氏《易经》英文译本的出版，标志着西方真正认识和普遍接受《易经》的开始[5]。 以1950年为界，西方对《易经》兴趣从先前少数学者的书房、研究室扩展到全民社会。研究的内容也不再仅限于哲学、理论的探讨，而扩大到《易经》实用价值的介绍和推广，包括卜筮、预测术等等。可以说雅俗相替并行。其实在中国，九流三教的发展都是以学术和世俗两端兼容并存，以两端相连为域才构成一个思想流派的整体。比如，孔子学说既是儒学，也是孔教，两者相辅相成。《易经》在现代西方，其伦理哲学成为西方学者热衷的研究课题，而对民间社会而言，《易经》作为一种智慧、或者预测未来的一种方法，则引起更为广泛的反响。就像风水已渗透到西方室内装潢的观念中一样，《易经》的实用价值已融入西方社会文化而构成一种现象（phenomena）。如果不把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在内，就很难反映《易经》之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易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意义。《书目》作者抱着尽可能全面、如实地反映《易经》在西方文化中的意义和影响的编辑宗旨，收入的条目内容广泛，兼顾“学术”和“通俗”两端。通过《书目》，读者对西方《易经》研究的概况，从学术思想界的深奥讨论，荣格学派及后来神秘学（Occultism）对《易经》的应用，以及普通人对《易经》占卜术的热衷，乃至作为游戏，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不过，正如《书目》的作者所指出的，西方大学层面对于《易经》的研究尚未下涉到对其作为预测术、另类科学，或者魔法等“通俗”应用价值进行研究的程度。 既然要反映《易经》的全球意义，《书目》为什么只限于英文文献呢？除了编辑一本多语种且撰有提要的《易经》书目是一个过于庞大的工程这个原因之外，主要的原因在于《书目》的作者认为，西方的《易经》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文文献中。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易经》研究中最有价值和深度的讨论都是用英文发表的。卫氏《易经》的英译本问世之后，许多译本、解读、诠释文本接踵而至。这些研究成果使得现代西方对于《易经》及其传统，它的历史渊源，以及易道的发展和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对《易经》研究中的许多未知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了更为清楚的了解。《易经》已越来越成为一本与人智慧、鼓励自我发展和对未来的可靠指南。《书目》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内容的全面，“雅”、“俗”具现。虽然只是英文文献，但《书目》对反映《易经》的西方现象仍具有概括力和代表性。 《书目》的三位作者都是《易经》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背景、个人的专长以及相互的默契和配合使得《书目》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工具书。《书目》计划的发起人海克尔是美国东北大学哲学宗教系的荣誉退休教授，也是执有麻省执照的心理学家。在《易经》研究和逻辑学方面功底深厚。《书目》是以他早先编写的《〈易经〉手册：个人和逻辑学视阈的适用指南》（ I—ching： A PracticalGuide to Personal and Logic Perspectives）为基础而充实和发展的。自1993年《〈易经〉手册》出版后，海克尔一直在不断地收集和扩充该书的参考书目，为该书的再版作准备。《书目》中大部分的提要都是由他撰写的。 《书目》的另一位编撰者摩尔也是对《易经》颇有研究的学者兼作家。摩尔曾经担任过《甲骨：〈易经〉研究学报》（The Oracle：The Journal of Yijing）的出版者。除著有《三爻汉卦：〈易经〉的内在结构》（The TrigramsofHan： Inner Structures of the I Ching）一书之外，他还写了不少介绍和评论《易经》译本的论文。他的这些评论也收录在《书目》中。他为《书目》写的题为“穿越时空的《易经》”（The IChing in Time and Space）一文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易经》这部中国的古代经典对于现代全球化社会的意义。他与海克尔于1996年通过参加一个名为“易经八卦”的网络通讯网相识，并由他引荐了《书目》的第三位合作者，派特斯克。 派特斯克也是“易经八卦”通讯网的成员，她从事文本与媒体制作。同时她还担任了“《易经》书签网”的网络主管（网址：www.zhouyi com）。她的加入，为《书目》开拓了网络收集资源的途径。《书目》中通过她从网络上查找和收集的条目达数百条之多。她在计算机出版方面的专长也在《书目》的编撰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书目》是三位作者充分合作和发挥特长的结晶。海克尔的细致阅读和提要撰写；摩尔对于西方神秘学以及《易经》在神秘学方面的应用及其编辑能力，加上派特斯克的网络和电脑技能，是《书目》得以成功的基础。 这个《书目》按文献类型分为三大部分。A类为专著，包括尚未正式出版的学位论文，共收条目502种。B类收录学报报刊论文、评论和书评等共486篇。C类收录所有其他非文本的资料。其下又设五个小类：非音乐视听资料，音乐视听资料，计算机程序、软件，《易经》卡片，《易经》用器件，占卜工具等，共59项。每一部分的条目按作者的姓氏字母顺序排列。书末附有主题索引。每个主题下列有A类和B类的相关条目的号码。 虽然遗漏在所难免，但《书目》力求做到全面。任何参引资料只要涉及易经的英文拼写的，或是I cheng，或是yijing，都会收录。无论是书籍还是期刊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通过馆际互借获取原书或原文。作者对到手的书籍和论文每一份都经过仔细阅读然后才撰写提要。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看到原书或原文，《书目》就只列书名或论文名，而没有提要。整个编撰过程，可想而知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不过海克尔在他的《〈易经〉手册》中已经写了许多提要，为《书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提要的长短，包括是否摘引原著都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根据《书目》作者的喜好或者该书的重要与否来决定。也就是说，对某本书提供长篇提要是为了有助于让读者了解该书的内容而不等于《书目》的作者对该书的好评。《书目》收录的百多个网站都不带提要，是因为网站往往不稳定，有的甚至不持久。 查找材料广泛全面的另一个好处是把许多重要著作、翻译的不同版本集中在一起。比如理雅戈的英译本后来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有的版本加入新的导读。《书目》将这些版本一一列出，对每一个版本的特点加以描述，并将他们与原版进行对照，指出其不同之处。同时，提要还对作者以及最早版本作了解说，使读者对译本的发展有全面地了解。 《书目》收集材料的广泛也使得它芜杂纷呈。《书目》所收材料的涵盖面参差不一，与《易经》的相关程度也不同。有的完全以《易经》为讨论对象，有的只是边缘带入。材料的层次也高低不一，有的是严肃的哲学讨论，有的则介绍游戏，或者卜筮方法，比如，在第一部分专著类，读者在学术论著之外也可以看到讨论《易经》七巧板游戏的著作。《书目》的作者没有进一步对材料进行划分，而是统统按文本类型归入。这可以说是其材料安排上的不足之处。如果能把学术与通俗的材料按其内容分开列出，会更方便读者检索。 《易经》的影响已深入西方人的意识中——在小说、诗歌、音乐中，甚至在计算机文学和网络浏览中，《易经》无所不在。《易经》作为一种全球现象，正如《书目》的作者所指出的，远远超出任何一本书目所能涵盖的范围。《书目》的作者以数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完成了这本书目。正如斯提芬·卡赫（Stephen Karcher）在为《书目》写的序言中所言：“这本《书目》的范围与众不同。……我们从中得到精确的出版日期和对内容的深刻透彻的评论。《书目》所提供的各类资料，包括书籍、论文及评论的提要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通往《易经》研究的钥匙；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易经》置身于西方文化中所激起的层层涟漪。”如果说我们还有期待的话，那就是希望作者再接再厉，有一天能够为读者呈现一本包括其他语种资料的《易经》书目，更全面地体现《易经》这门宏大的学问作为全人类文化精华的意义。 注释 [1]Steven Moore.“The I Ching in Time and Space”inEdward Hacker， Steve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2， p. xiii [2]金景芳“序”，见李学勤《周易朔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页 [3]EdwardHacker， Steve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02 [4]有关西方《易经》翻译的情况，可参见廖明春、康学伟、梁韦弦所著《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第456 [5]StevenMoore.“The IChing inTime and Space”in EdwardHacker， SteveMoore， and Lorraine Patsco， I Ching： AnAnnotat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xiv 蒋树勇 博士，助理教授。美国伊利诺宜大学香槟分校亚洲图书馆中国学研究馆员、编目负责人。 原载：《中国索引》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