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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目录学与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传统学术与现代理论的结合与互补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张靖 参加讨论
 
    1 前 言  
    21世纪初,数字化成为古籍整理和保存的热门话题。石刻及其拓片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文献,其数字化工作为国内外各主要相关机构所重视。然如何建立既能为普通型用户提供检索、浏览等初级服务,又能为研究型用户提供研究支持等高端服务,且便于图书馆管理的石刻文献的数字化环境,仍处在不断探索中。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然而对于石刻文献数字化环境的建立而言,技术终归只是工具,深度揭示负载于石刻及其拓片之上的文献信息才是关键,而尽可能充分地揭示文献信息,正是石刻文献书目控制的目的所在。
    金石文献著录是中国金石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宋、清及至民国初年,文人学士收藏、鉴赏金石及拓片的风气盛行,“此时期之旧式文人若不知金石则不得齿于通人之列”[1]。收藏鉴赏之余,文人学士也重视著录与研究金石及拓片。考辨著录金石及拓片之风兴起于北宋时期,随之即盛行海内,经历了元明之中衰,又在清代大放异彩,近一千年之间,涌现出了大批金石学者,刊刻了大量金石学著作。这些著作涉及金石文献之目录编撰、考证题跋、文字考释、地方志汇录、综合研究等方面[2],其中包含着极有价值的金石目录学知识,为深度揭示负载于石刻及石刻拓片之上的信息,提供了必要的经验和理论积累。
    2 石刻拓片数字化与石刻拓片书目控制
    2. 1 石刻拓片数字化的工作流程
    石刻拓片数字化是指建立数据库、以数字化形式呈现石刻拓片这类历史文献。此项工作,一方面可使用户更方便地利用石刻拓片资料,达成促进普及、教学、研究等目标;另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石刻拓片原件的使用,使原物得以更好地保存。
    建立石刻拓片数据库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两大部分工作(见图1):其一为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建置,对应图中的竖线底部分,这一部分工作一般是在图书馆相关人员的配合下外包给系统开发商完成;其二为数据库的数据准备,对应图中除竖线底部分外的其他部分,这一部分工作属于图书馆业务工作,由图书馆员完成。
    
    图1 石刻拓片数字化工作流程
    注:
    1灰底部分“石刻拓片图像数字化”工作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完成。
    2竖线底部分“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建制”工作在图书馆相关人员的配合下外包给系统开发商完成。
    3白底部分“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工作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完成。  
    石刻拓片数据库的数据准备工作,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书目控制数据的准备和数字图像数据的准备两部分,分别对应图1的白底部分和灰底部分,即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和石刻拓片图像数字化。其中,石刻拓片图像数字化的关键在于数字化设备的配置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借鉴和实施,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实现则需要对金石学、金石目录学、图书馆学等多门学科的相关知识加以综合运用。
    2. 2 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实施环节及相关概念
    书目控制或可理解为根据公认的编目、标引和分类标准,发展和维护一个所有出版资料的描述体系,以标识、检索和存取这些资料[3]。
    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充分地揭示石刻文献信息,其研究和具体实施是决定石刻拓片数据库建立成功与否、品质高低的关键所在。石刻拓片数字化、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与石刻拓片元数据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实施环节如图2所示:
    
    图2 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实施环节及相关概念
    注:括弧外文字为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专有术语,括弧内文字为工作描述。
    由图2可知,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又包括元数据方案的制订、元数据的著录以及元数据的组织三个环节。其中,石刻拓片元数据方案是指导石刻拓片元数据著录和组织的规范文档,是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基础准备;石刻拓片元数据的著录和组织则是石刻拓片元数据方案的实际应用,是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具体实施。另一方面,石刻拓片元数据方案的制订也有赖于原有石刻拓片书目信息著录和组织(传统的石刻拓片整理和编目)等工作经验积累,通过石刻拓片元数据的著录和组织所完成的石刻拓片数据库功能的实现情况也将作为石刻拓片元数据方案修订的依据。
    3 石刻拓片数据库用户服务功能的理想与现状
    从用户服务的角度出发,信息检索、知识导航、资源索引和研究拓展是高品质的石刻拓片数据库应提供的4种功能。作为一种文献载体,石刻或石刻拓片承载着文献信息,包括形制、行款等外部信息和时、地、人、事等内容信息。通过元数据元素的合理设置及规范著录,关键词、主题词的有效标引,为用户实现快速而准确的信息检索,是石刻拓片数据库最为基本的功能。知识导航是根据数据库中某一元数据元素的内容,提供基于某一知识体系(如石刻类型、石刻主题等)的概念等级结构,使用户可以对某方面的信息进行全局的了解和把握。资源索引是将数据库中某一元数据元素的内容以及所标引的关键词或主题词按照字序整序,为用户检索信息时提供可任意定位的索引辅助。除了供欣赏把玩外,石刻文献征经证史的用途已为历代金石学家所肯定,石刻拓片数据库建置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石刻文献的研究价值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借助高端数字技术为研究型用户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石刻文献信息展示将有益于研究拓展。4种功能的实现,虽然需采用不同的数据库技术,然而却有一个相同的基本前提:规范而准确的信息著录。以信息检索这一基本功能为例试作分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文拓片资源库,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之拓片库,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佛教石刻造像拓本资料库、藏汉代石刻画象拓本资料库、辽金元拓片数位典藏资料库以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石刻拓本资料是国内外目前可通过因特网使用的具有检索功能的石刻拓片数据库(见表1)。此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金石拓片精品选粹、中法越国际汉拓研究室、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Rubbings ofChinese Inscriptions等网址亦有一定数量的拓片数字资料,但仅供浏览,不具备数据库的一般功能。
    表1 现有石刻拓片数据库检索入口比较
      
    如表1所示,将上述六个石刻拓片数据库的检索入口进行比较归类,可以发现:(1)所有数据库均提供全文检索,除日本京都大学外,其他5个数据库均提供较全文检索效率和查准率高的字段检索;(2)国图和北大图书馆在字段检索中所提供的检索入口基本上集中在揭示拓片基本信息的字段上,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三个数据库则兼及揭示基于石刻文献内容的拓片深层次信息的字段。
    暂不论检索入口的多少及其所反映信息的深浅,要实现理想的检索功能,拓片信息的准确揭示是最为基本的前提。石刻拓片数据库的知识导航、资源索引和研究拓展功能,更是要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通过不同的信息组织方式加以实现。数字技术的支撑可以勾画出数据库的骨骼,科学而规范的元数据方案设计及以之作为指导的元数据元素的准确著录、有效组织,完整而有序的拓片书目控制数据的形成,则能为数据库注入血肉。
    4 金石目录学的学术定位及其实现
    余嘉锡(1884—1955年)论目录学的意义云:“《隋志》言:‘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辄别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章学诚所谓‘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其后作者,或不能尽符斯义,辄为通人所诋诃。虽自《通志·艺文略》目录一家已分四类,继此枝分歧出,派别斯繁,不能尽限以一例,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昔人论之甚详。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4]。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可视为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学术定位。
    王昶(1725—1806年)谓:“宋欧赵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所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忝稽会萃,覈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瑰伟怪丽,人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5]1-2。刘承幹(1882—1963年)云:“金石之学,昉于汉魏,至宋代欧赵洪刘始有成书。国朝学术昌明,乾嘉学者尤致力于此学,为证经考史之羽翼,其学日趋于精邃”[6]。杨守敬(1839—1915年)也认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7]。征经证史,此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学术定位。
    作为中国传统目录学和金石学的交叉产物,金石目录学自第一种金石目录书问世起,其学术定位便已确定。欧阳棐(1047—1113年)云:“《集古录》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录前世埋没缺落之文,独取世人无用之物而藏之者,岂徒出于嗜好之僻而以为耳目之玩哉?其为所得亦已多矣,故尝序其说而刻之,又跋于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已粗备矣。若撮其大要,别为目录,则吾未暇。然不可以缺而不备也。’棐退而悉发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呜呼!可谓详矣。盖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之事可以动人耳目者,至于释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数千百年,而后聚于此,则亦可谓难矣。其聚之既难,则其久也又将遂散而无传。宜公之惜乎此也。于是各取其书撰之人、事迹之始终、所立之时世,而著之为一十卷,以附于跋尾之后。夫此千卷之书者,刻之金石、记之山崖,未尝不为无穷之计也。然必待集录而后著者,岂非以其繁而难于尽传哉。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详者,公之志也”[8]。金石文字为“埋没缺落之文”、“刻之金石、记之山崖”之书,金石目录要将其著录传世,以正史传之阙谬。
    然则金石目录如何实现金石目录学之定位?王昶《金石萃编》为“金石之书,至此可谓集其大成”[9]者,是综合采用录目、题跋及录文三种著录体例的金石目录。略举其中“开通褒斜道石刻”为例。该条目录著录内容包括九个部分:
    第一 石刻题名;
    第二 石刻形制、行款、所在地;
    第三 石刻录文;
    第四 附刻题名“附宋晏袤释文及碑阴题记”;
    第五 附刻录文;
    第六 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题跋,论及10点:1石刻类别“摩崖”及行数; 2释文; 3字数及残泐状况; 4石刻价值;5书法特色; 6石刻记载情况; 7据字数情况分析拓本版本; 8因未得全本而无法确定刻石年代; 9鄐君其人推测;10“桥格”之义;
    第七 引钱大昕《潜石堂金石文跋尾》题跋,论及3点:1石刻的发现和著录情况;2石刻价值; 3鄐乃“以邑为氏”,鄐君其名未详;
    第八 引毕沅《关中金石记》题跋,论及4点: 1字径、书法特点;2释文;3石刻年代;4释“余”“格”二字;
    第九 王昶按语,论及7点: 1拓本由来; 2石刻著录情况;3石刻类别“摩崖”; 4附刻; 5拓本遗拓三十余字;6刻石年代; 7褒城西南悬崖、韩城朝邑河东山壁、嘉陵江南北山壁三处均多石刻题字,然访拓不易。[5]3—5。
    其中不仅反映了石刻文献的外在信息(如石刻类别、附刻、字数、残泐状况、书法特点等),还深入揭示了文献的内容信息(如石刻题名、录文、释文、鄐君其人、具体字词的释读等),此外更是涉及石刻文献实体和内容之外的附加信息(如拓片由来、石刻著录情况等)。石刻文献的外在信息及附加信息,功在以石刻原物或以拓片为载体的文献的保存和流传;石刻文献的内容信息,则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10]。金石目录通过录目、题跋、录文等体例对石刻文献的信息加以全面的著录和揭示,实现其经史辅翼的学术功用。
    虽然金石目录通过多样的形式或体例实现了对石刻文献内容的深度揭示,然其漫考杂记性质同时也带来了信息的相对无序性,常常隐蔽极有价值的信息,不利于研究者的利用,也不利于石刻文献价值的体现。以赵明诚《金石录》“汉谒者景君表”题跋[11]为例(引文内序码为引者所加,以资说明):
    右《汉谒者景君表》,<1>其额题“汉故谒者景君墓表”, <2>而其文云:“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故谒者任城景君卒。”<3>其他文字磨灭,时有可读处,皆断续不复成文矣。<4>元初,安帝时年号也。<5>此在汉时石刻中残缺为甚,特以安帝以前碑碣存者无几,不可弃也,故录之。<6>
    跋文揭示了(1)石刻题名;(2)额题;(3)碑主身份及卒时;(4)石刻残泐状况;(5)石刻年代以及;(6)石刻著录原因或石刻价值。看似不经意间的漫考杂记,其实包含了丰富的信息。然而要充分了解作者所提供的石刻文献信息,除了细致地阅读跋文外,别无他法。
    5 传统学术与现代理论的结合与互补
    金石目录通过录目、题跋、录文三种著录体例全面地揭示石刻文献信息。除了录目体例的信息揭示方式较为直观有序外,题跋和录文体例大多是漫考杂记式的,各个方面、不同层次的大量文献信息、石刻信息、拓片信息等混杂在一起,使人应接不暇。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则要实现信息揭示的规范化,将石刻文献中所包涵的、金石目录中所反映的这些有价值的信息尽可能全面而又直观地提供给用户使用。
    另一方面,规范而准确的著录、合理而有效地组织元数据元素以形成完整而有序的拓片书目控制数据是实现石刻拓片数据库信息检索、知识导航、资源索引和研究拓展四种用户服务功能的必要保证,是石刻拓片数据库建置和研究的重要环节。然而,现今学界对于这方面的探讨,仍稍显薄弱,尚未找出适宜的解决办法。
    一边是丰富的信息无法便捷利用;一边是进步的技术未能尽现优势,两者的结合或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认为,从中国传统金石目录学中寻求借鉴,或可为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研究打开新的局面:
    ·金石目录在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中具有重要信息源的功用。科技部《拓片元数据著录规则》认为:“拓片著录的信息源是被著录的拓片本身及其所来自的金石原物”[12]。而事实上,虽然拓片本身作为著录对象是最为直接的信息源,但由于石刻文献的形成年代距今久远,如汉代石刻已是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文献,即使石刻保存完好,文献内容完整,两千年后的人们要读懂这些文献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大部份年代较早的石刻,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残泐。因此,将拓片本身及其所来自的金石原物作为拓片著录的唯一信息源是不合适的。金石目录是石刻拓片这一信息源得以有效利用的保证。
    ·金石目录著录石刻及石刻拓片的多种方法有助于石刻拓片书目控制信息揭示的规范化。如在释文、题名、时间、空间、人物、史事、形制、行款等信息的揭示方面,金石目录学均为石刻拓片书目控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金石目录学思想对于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具有指导意义。如金石目录的历中文献观与石刻拓片书目控制的著录单位和元素层级设置有关,金石证史的信值可指导石刻拓片书目控制关键词的标引。石刻分类思想、辑录体金石目录思想于石刻拓片数据库信息检索、知识导航和研究拓展功能的实现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 1 ]黄永年.碑刻学.新美术, 1999(3): 4—16.
    [ 2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7: 126—129.
    [ 3 ]顾犇.国际图联书目控制部和国际书目控制.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 32(4): 80—82, 86.
    [ 4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5.
    [ 5 ]王昶.金石萃编.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0: 1—2.
    [ 6 ]刘承幹.希古楼金石萃编·跋//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3945.
    [ 7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自序//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四辑).第一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 191.
    [ 8 ]欧阳棐.集古录目·自序//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 17926.
    [ 9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自序//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九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7:22105—22106.
    [10]朱剑心.金石学·重版序.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4.
    [11]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34.
    [12]肖珑,赵亮.中文元数据概论与实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72.
    〔作者简介〕张靖,女,1980年生,讲师,博士,发表论文20篇,出版专著2部。
    原载:《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第13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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