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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士族研究是近年以来的学术热点。汉唐间记载姓氏源起的著作颇多，但记载士族谱系的著作，只有唐宋人的三部著作，即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十卷、北宋欧阳修主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南宋初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正》四十卷。《元和姓纂》详记汉魏以来各姓的重要人物及世系传承，于世家大族记述较详，对唐初以来曾担任重要官职者，均注意记录其籍贯家世。全书记录人名逾万，远远超过两《唐书》载及的人数，且切实准确，不作虚饰夸大，是考索汉唐以来缙绅谱系的最重要记录，可惜原书久逸，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约仅存原书的十之七八，李、王、张、崔、郑、裴、杨、卢等大姓均不存。近人岑仲勉作《元和姓纂四校记》(史语所专刊1948年)，广稽文献以校订原文，为书中载及的数千人名勾勒生平事迹。今人郁贤皓、陶敏以光绪六年(1870)刻孙星衍、洪莹校本为底本，将岑氏《四校记》全部标点收入，成为较好的通行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主要写成于北宋熟知谱牒之学的吕夏卿之手，为98姓的369位唐代宰相排列了家族世系。吕氏的主要根据就是《元和姓纂》，又补充了一些公私谱牒的记录，其所存大姓世系，适可补《元和姓纂》之缺文。今人赵超作《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综合前人考订，又补充了不少石刻文献，也足资参考。《古今姓氏书辨正》则综合了以前两书为主的宋南渡以前各种姓氏书的记载，下限则延至北宋，不仅对于各姓氏书的误说有所纠订，保存了不少古姓书的佚文，最重要的价值则是保存了一些前两书因为体例和残缺而未存的唐人世系文字，记录了唐代士族延绵到宋代的若干线索和北宋新兴家族的谱系资料。数年前，我在为《唐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写《元和姓纂》校点本和《新表集校》二书书评时，即认为“性质相近的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亦甚有整理成定本的必要”。最近终于见到王力平博士整理的邓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在2006年6月出版，感到莫大的喜悦。王是张国刚教授以前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指导的学生，她的《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一书，是我近年以来见到中古士族研究著作中很有学术份量的一部。由她来整理邓书，是足以胜任的。 邓名世是抚州临川人，因为其祖父邓孝甫得罪蔡京贬死，在北宋时期没有入仕，以教授著作为业，尤长于《春秋》和姓氏之学。直到南宋初其祖得到昭雪，才以进书而得到高宗召见，并入史馆任职。后以忤秦桧而罢官，归乡而死。邓名世一生著作有《春秋四谱》、《国朝宰相年谱》、《皇极大衍数》等十多种，但存下来的只有《古今姓氏书辨证》一种(以上据王力平所考)。据邓名世子邓椿年为《辨证》所作序所述，《辨证》经始于徽宗宣、政间，最初仅五卷；后增补于建炎初，成十四卷；到绍兴十一年退归后，尽全力予以增订重写，直到去世尚未定稿，其身后由邓椿年复取宋名公文集编定成书四十卷，到乾道四年(1168)方刊行。《辨证》是对汉唐以来姓氏谱牒书进行系统清理编纂并作事实考订的集大成著作，足以代表宋代谱学的最高水平。《辨证》的取资，最重要的当然是《元和姓纂》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此外还包括邵思《姓解》、《熙宁姓纂》、《宋百官公卿家谱》以及各类史书、文集、碑志等资料。《辨证》引及的汉、宋间姓氏书达数十种之多，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邓氏引及者也有一部分为据他书转引。邓书的价值是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北宋以前的士族谱系资料，可以弥补《元和姓纂》和《新表》的缺憾。对此，王力平已经从广泛征引姓氏文献、保存大姓世系源流、重视近世名族家谱等方面作了充分阐释，读者可以参看，在此不必复述。 在此拟稍微展开一些讨论《辨证》的存世文本、王氏的整理成绩及其局限。 《辨证》在宋代可能仅有乾道一刻，明清时期传本甚少。乾隆间开四库馆时，认为全书已逸，乃据《永乐大典》所引加以辑录，仍按照韵目分编为四十卷。从存世残本《永乐大典》保存《辨证》的部分来分析，《辨证》的佚文多数是在《大典》各韵字解释姓氏时加以引录，引录时有较多的删节，同时，由于《元和姓纂》和《辨证》部分内容有所重复，《大典》引录时分别有所侧重，没有全部兼收，这就造成了同样从《大典》里面辑录出来的这两部姓氏书内容方面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的有趣现象，也是两部书虽各得以辑出大量佚文，但都有相当数量缺佚的原因所在。四库本分抄七阁，今存至少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嘉庆间，孙星衍、洪梧将四库本校订刊刻，是为岱南阁本(亦即敦礼堂刻本或洪氏刻本)，为辑本的第一个刻本。道光十四年(1834)，钱熙祚复对岱南阁本校订后刊刻，是为守山阁本。在守山阁本刊成后，钱熙祚得到一个宋残本，仅存十六卷，即原书的一至四卷，十九至二十卷，三十一至四十卷。残本虽仅当原书的十分之四，但极其珍贵。所存各卷不仅保存了邓氏原书的面貌，可以纠订清辑本的讹误，存有不少佚文，而且因为前三卷保存了《序论》三篇、《括要》(即体例)、《总目》(交待各姓文献来源)和《分声》 (即分四声的韵目)，可以让学者知道编录要旨、体例、依凭文献和全书编次细目，使得学者可以据此恢复邓氏原书的面貌。由于当时守山阁本已经刊竣，钱氏乃据残宋本与辑本对勘，作了非常详尽准确的《校勘记》。钱氏当时为什么没有将这个宋本直接印出来，原因不明，以后这个残本失传，十分可惜，今人只能依据钱氏《校勘记》来了解宋本的面貌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丛书集成初编》据守山阁本和钱氏《校勘记》排印，七十年代后文渊阁本影印，成为邓书的通行文本。 王力平在比较《辨证》的各本后，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守山阁本为参校本，据钱氏《校勘记》补订辑本的缺误，并援据史籍适当校订文本的讹误，可以说在四库辑本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本。岱南阁本和守山阁本均传自四库本，但前者出自传抄，人为增加了不少讹误，后者据岱南阁本校订，用力甚勤，但许多校订的文字，在四库本中并不误。四库本虽然也有其局限，但相对来说，最接近《永乐大典》所引邓书的原文。笔者近期作《元和姓纂》的再校，虽然有洪莹、罗振玉、岑仲勉等校勘的成绩，但在底本选择上，仍用文渊阁四库本，也是出于正本清源的考量。对于钱氏《校勘记》对残宋本与守山阁本对校后的成果，整理者没有采取如《丛书集成》本那样分别全录的态度，而是将钱氏所录前三卷的内容全部作为附录，将《校勘记》所存四库本缺误的部分，补入各卷之下。补入部分，在《凡例》中作出说明后，在目录和正文中分别将相关文字加阴影以示区别，而没有保留钱氏逐条说明考订的细琐重复，便于读者有区别地阅读利用。在古籍整理方面，这是一个创例，值得肯定。同时，整理本充分吸取四库馆臣和钱熙祚的校勘成绩，于四库馆臣的校记全部保留，于钱氏校记中有价值的部分也充分吸取，逐一说明，严格尊重前人校勘成绩。同时，整理者的校勘成绩，则加“今按”以作说明，此部分用力较深。如卷二公玉下有公玉丹，钱氏据《史记•孝武本纪》索隐引《风俗通》以为“丹”应作“冉”，整理者则据《汉书•郊祀志》和马王堆出《战国纵横家书》以为“丹”字不误(21页)；卷一四王姓以王僧绰为王玄孺子，王微弟，整理者据《南齐书•王僧虔传》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确定僧绰为王昙首之子，据《宋书•王微传》知僧绰为王微从弟，因此指出《辨证》之误(200页)，类似的例子很多。姓氏书素称难点，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的前言中对此有较多阐述。由于整理者能够参稽群籍来校订文本，又对中古士族和人事较熟悉，达到了较高的校点水平。标点偶误者当然仍有，如578页乞伏：“国仁生公府乾归，四子：曰炽盘，曰敕勃，曰审虔，曰延祚。”据《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当点作：“国仁生公府。乾归四子：曰炽盘，曰敕勃，曰审虔，曰延祚。”失校者，如逯姓下“光逯大夫”(561页)显然是“光禄大夫”之误。就全书来说，类似的错误并不太多。 整理本的一个重大缺漏，是没有保存宋本卷四“国姓”下所存之《宗正寺皇族谱》。此谱以图谱的方式记录北宋赵氏皇族的谱系，很有价值。校点者在附录六《残宋本韵目》下加注云：“卷第四《国姓》、《诸郡赵氏》以及《宗正寺皇族谱》，补入四库本第二十五卷赵姓。”可知曾作安排。可能是付印时因为图表难以排版而删去。但就全书来说，出版社为确保出书质量所做的努力处处可见，作为地方非专业出版社来说，是不易达到的水平。 以上所述缺憾，都还是细节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应该提出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今本邓书是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解原书文字在《永乐大典》中的保存状况，并进而分析清辑本的学术质量，是整理本书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工作。《永乐大典》全书22877卷，今存仅八百多卷，仅占原书三分之一弱。其中存邓书原文，仅众、诗、郎、仓、成、游、古、冀、辅、湛、沐、甪、逯、伏、乞伏、一、乙、席十八则。其中可以补清辑本漏辑的佚文一则：“仓英，汉江夏太守。因官居焉，遂为江夏人。”见卷7518。可以发现许多清辑本任意删改原文的地方。依据残宋本校勘记，可以知道邓氏原书凡叙述到本朝事时，均称“皇朝”，清辑本一律作“宋朝”。据《大典》则知已经部分作了此类改动，如卷10889称“宋朝岭外人古成之”即是，但更多的则是清人所改，如《大典》20309作“皇朝沂州儒生乙恕”，清辑本改“皇朝”为“宋”。如乙姓下，《大典》卷20309有“大鸿胪乙归，扬威将军乙爱，望出襄阳。《姓纂》曰：成汤字太乙，支孙以为氏。河南乙氏，乙弗氏改焉”一节，清辑本抄漏，钱氏据宋残本补出。又如邓名世凡表达个人意见时，多加“名世曰”以作区别，而辑本删去颇多，《大典》卷909诗姓和卷409众姓都有此例，钱氏指出更多。成姓，《大典》卷8024作“汉成雄，居上谷县。羡，后周常山公”。清辑本误“县”为“孙”，作“汉成雄，居上谷。孙羡，后周常山公”。从汉到后周达三五百年，何得为祖孙，惜校点本未据改。再如伏姓，《大典》卷19784作“湛生隆”，无法与后文之“翕生光”相接。清辑本作“湛生隆翕咸”，“翕”字殆据下文及《后汉书•伏湛传》补，是恰当的，但“咸”字则未详所据。校点者加按“疑为衍文”(540页)，可惜未据《大典》删去。再如甪姓，《大典》卷19743所引，与清辑本比较，异文达六七处之多。其中有辑者任意加字的，如“谓之蛇”作“谓之为蛇”，也有录误者，如“一与屋叶”作“一与辱叶”，其实屋、辱分属不同韵部，“一与足叶”作“三与足叶”，则致文意不畅，“角于斛”，残宋本同，清辑本则作“角音斛”。此姓末“嶽，虞欲切。后汉有甪若叔”十字，《大典》和残宋本均无，不知清辑本据何辑出(均见538页)。 其二，本书以四库本为底本的整理方式，与我在前文所提出的“据钱氏录出的宋本目录，将清辑各条重新编次”，以求“大致恢复原书的面貌”的整理方案，是完全不同的。王氏《前言》云：“比较《辨证》以上诸版本，残宋本最为原始，但残缺过甚，且今已无由得见，实难据为底本。”这是基于古籍整理一般规范的认识，当然无可非议。但作为四库辑佚书的整理，在能够得知宋本原貌的大量珍贵线索，有机会最大可能地恢复原本的情况下，却未能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仍维持清辑本的面貌，不能不认为是十分遗憾的选择。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清代辑佚书的成就时，特别提出以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为鉴定古籍辑佚书学术质量的重要标准。在四库馆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五百多种书中，努力追寻原本体例而加以恢复者只占很少一部分，多数是新定体例而加以编纂的。就此而言，邵晋涵辑《旧五代史》竭力恢复一百五十卷的面貌，确实高出于同时各辑本。在其后二百年中，四库辑本中只有极少数的著作找到了原书，全本如著名的《唐才子传》，残本则有宋祁《景文集》和本书。《景文集》原书一百五十卷，《佚存丛书》所收宋残本仅存三十二卷，不包括全书的目录，不可能据以恢复原书。《辨证》则不同。虽然宋刻残本原书已经不存，但由于钱熙祚严肃认真地将宋本十六卷的内容作了忠实的记录，使今人可以据以恢复原书大约十分之九左右的面貌。具体的办法并不十分复杂，即只要把四库辑本按照各姓氏条目完全剪开，按照钱氏记录的《分声》目录重新缀合，并据《校勘记》校改误文，补录缺文，凡有目而辑本无者，存目而注阙即可，于清辑本改动原书的地方，也可以推定体例，酌情改回。据我所知，据此重新编定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大致恢复到邓书的原编，有资于学者深入研究邓氏的编纂始末、全书编例和文献取资。二是尽量消弭《永乐大典》摘录和四库馆臣辑录时所作的人为改动。邓氏于同韵而文献来源相同的姓氏，多数姓叙于一则，如去声三十三线下，谴、援、变三姓并注“出《姓苑》”。辑本无变氏，而以谴、援分为两条，原因是《大典》按韵分姓时只能分别摘录。类似情况有近百例。《大典》和清辑本改原书“皇朝”为“宋”或“宋朝”，只是为方便时代称指，而大量改“虏姓”、“虏复姓”为“代北姓”或“代北复姓”，则是出于忌胡忌虏的政治原因而改。三是可以补足辑本所缺的姓氏。由于《大典》编纂时于姓源文献援据各书，分别有所取舍，而四库开馆时《大典》已缺一千多册，馆臣辑录时又偶有疏失，辑本能够得到的邓书佚文，较原书相差尚多。钱氏《校勘记》仅据残本卷十九至二十、卷三十一至四十凡十二卷，即补出清辑本未收的三百十五姓，而宋本不存的二十四卷中，有目无文的姓氏，估计还有六七百例。这部分在《分声》中有姓氏，一部分在《总目》中有依据文献的说明，虽然原文不存，还是可以部分考见邓书的原貌的。 总的来说，王氏整理本是一部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新本，在文本取资、标点校勘和编次排版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质量，值得研究中古士族的学者重视和信任。同时，姓氏书的校勘标点最为不易，不广稽群籍，详加考证，不可能保其不误。《元和姓纂》经过四五次校勘，且有岑仲勉这样的名家倾力而为，至今仍有不少无法读通的地方。对王本也可作如是观。当然，由于王氏仅是在清辑本基础上整理一个方便学者的文本，没有做恢复原本的工作，也没有备徵文献予以笺证，就此而言，邓书今后似乎仍有重新整理的必要。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3期总第43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