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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道光中为界区分有清一代的前后期，那么在清前期的史料笔记中，《熙朝新语》是经常被提及的一种。据卷首的序言，这部由“古歙余金德水辑”的笔记，是“吴郡守 缾老人翁子敬履庄氏”于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自滇南归里，道出武昌”时得于市肆，然后“略加编次，厘为十六卷付诸梓”，“书名、撰人俱从其旧”。但是在道光中刻成的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序中，作者称“曩尝与友人徐厚卿明经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已行于世”，于是阅者恍悟，所谓“余金”者，乃取两者姓氏徐、钱各半而合成。据说徐厚卿早逝，无著作传世，钱泳乃将书稿冠上他的名字，以慰友人。民国时进步书局辑印《笔记小说大观》、文明书局辑印《清代笔记丛刊》时，均将作者改题为徐锡麟、钱泳同辑，不知道这个“徐锡麟”是否即“徐厚卿明经”的本名，抑或书贾所冒题。 序言中说，此书“多采诸前人著述，中无一臆撰讹传之语，且又旁搜轶事，发潜阐幽”。在整理此书过程中，也发现不少证据能证明这一点。首先是该书行文中就提到好几种著述，说明是采用过其中的内容的。例如，卷三钞录李因笃乞养陈情疏时说，“钮玉樵以为国初两大文字之一”，而钮琇《觚█》卷六“秦觚”的“两大文章”条中正录有此文，《熙朝新语》此条显然是据《觚█》转录的。又如卷四中有一条称“总河梅麓朱公之锡有遣婢帖，见《池北偶谈》”，卷六记鬼孝子条称“宋射陵曹为作《鬼孝子传》，见《虞初新志》”，等等，也说明作者是见过并依据这些著作入录的。当然，明白注明所本的条目终竟只有极少数，而且有些内容并不仅是《熙朝新语》一家所转载，但通过钞录中的行文，也可以判断出一些材料的来源。例如卷十二记《四库全书》事称：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开四库馆，校定《永乐大典》，访购天下奇书，着各省督抚探访汇集上于朝，……其朝臣黄叔贤、励守谦、纪昀，绅士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等各进呈一百种以上，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 以内容言，这条基本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的上谕而成文，但其实《熙朝新语》此条却转录自李调元《淡墨录》卷十六，因为其中的“黄叔贤”乃“黄登贤”之讹，《淡墨录》钞错在前，《熙朝新语》承误于后，是显而易见的。 又如卷八记谢济世事： 浔州谢梅庄济世为御史时，奏劾河东总督田文镜，朝廷疑有指使，逮问，命刑部严讯，曰：“指使者有人，孔子、孟子。”问何谓指使，曰：“读孔、孟书便当尽忠直言。”上怜其直，谪军前效力，时雍正丙午十二月也。有《次东坡狱中寄子由韵》二首寄其从弟云：……高宗登极放归，乞外用，授湖南粮道，长沙人士至今称之。 按此条见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八，李调元《淡墨录》卷十亦载，但《淡墨录》不录其诗，尽管这两种著作都是《熙朝新语》的取材来源，但这一条应该本自《随园诗话》，而非《淡墨录》。 据此次整理的结果来看，《熙朝新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条目可以初步判明转录的出处，而其取材比较多的著作则为王士祯和袁枚的笔记和诗话、蒋良骐《东华录》、李调元《淡墨录》及李氏《鹤征录》。既然《熙朝新语》是一部“多采诸前人著述”的笔记，而且其来源现在基本上大都能看到，则其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自然是降低了，但并非说其书就全无所用，由于大体上是按时代先后编次材料，因此在后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可能有一些出于作者的见闻。而且，《熙朝新语》之转录，也并非仅仅照本钞写或节编，如卷二记姜宸英事： ……后以丁丑会试中试，殿试进呈卷在二甲第四，上问：“有浙江姜宸英乎?”内阁学士韩菼对曰：“宸英在史馆，识其字迹，第七卷当是。”上曰：“老名士也，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三名，为天下读书人劝。” 按此条本自李调元《淡墨录》卷七，但文中的“第七卷”，《淡墨录》作“第八卷”，前面既然说“进呈卷在二甲第四”，则“八”字显然是“七”字之讹，应该是《熙朝新语》在编录时所纠正。又如卷十四记广东巡抚李湖治粤有绩： 粤人为之歌曰：“广东真乐土，来了李巡抚。” 按这句歌辞原出于袁枚《随园诗话》卷六，李调元《淡墨录》卷十二亦加以转引，但他们均称“舆人为之歌”，显然，《熙朝新语》作“粤人”于义较长。可见，《熙朝新语》在转录时也注意改动了一些明显的讹误，而有的改动则反映了作者自己对同一事情的不同见解，例如卷九记王士俊事： 雍正十年八月赐湖北巡抚王士俊花屯绢、蜜荔枝，其谢恩折有云：“缝衣有耀，顶踵皆被龙光；怀核亲尝，肺腑长含玉液。”上览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顶踵?核岂足尝，难入肺腑。”凡司章奏者当知之。 按此条本自李调元《淡墨录》卷八，但《淡墨录》在叙述此事后说：“人皆以为笑，论者谓幕宾所为，而士俊亦失检云。”而《熙朝新语》则谓“凡司章奏者当知之”，大概是因为钱泳本人长期游幕，所以对此特别留意，而李调元则无此经历，感受自然不一样。 此外，《熙朝新语》转录的这些著作，有的在当时并无刻本，作者所依据的应当是钞本，因此，有些地方还可以校正通行刻本之讹，蒋良骐《东华录》就是明显的例子。蒋氏《东华录》成书于乾隆间，至咸、同间始有刊本，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已经纠正了不少的错误，但还留下了一些遗憾，已经有文章予以纠误。对比《熙朝新语》与标点本《东华录》，亦有若干可补标点本疏误之处。例如卷二所录康熙十七年御史成其范的奏疏，即本自《东华录》卷十一。其中，“五星之占验往往不爽”，标点本“五星”作“立星”；“《天官书》曰：荧惑反道二舍以上”，《史记•天官书》同，标点本“反道”作“及道”；“夫鬼金之分野”，标点本“鬼金”作“翼金”，这些异文可以判断是《熙朝新语》所录为长。又如卷五所录康熙关于考验度量衡的事，谓“因出新样铜斗、升付部，以铁照式为之”，此条本自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九，标点本“付部”作“赴部”，而《圣祖圣训》卷五三“弘制度”亦有此条，“付部”则作“给户部”，显然当以《熙朝新语》所录之“付部”为是。 此次由笔者整理的《熙朝新语》，以比较易得的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的道光刻本为底本，据“影印说明”，该书“影印前曾用嘉庆刻本和其它本子改正了不少错误”，盖取其略省校勘之劳。除了参考有关材料纠正讹误外，查找各条内容的来源是整理的重点，但这项工作是费力而不容易讨好的事。一则因为作者当时据什么书转录，现在仅仅是凭整理者所看到的有限材料，比对文字进行判断，由于清人笔记中转录的材料甚多，即使是相同或相似也不一定就能确认。其次，作者当时能看到的书，现在整理者不一定都能看到，即使找不到来源也难以断定出于作者自撰。第三，即使能看到的材料，也完全可能有漏检。因此，此次整理中列出的材料来源只能作为初步的判断和参考，并非定论。整理中所取检各书，大都是通行本(如李调元《淡墨录》采用的是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查为仁《莲坡诗话》采用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清诗话》标点整理本等等)，取其易见易得而已。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5期总第43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