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千余年来问津者少。近年来开始受到重视，出版了几种校点、今译本，瑕瑜互见。而巴蜀书社2003年5月出版的周斌撰写的《<长短经>校证与研究》（以下简称《校证与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整理、研究赵蕤《长短经》的著作。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对《长短经》的校证，下编是对《长短经》的研究。该书集整理、考订与研究于一体，对赵蕤的生平事迹及其《长短经》的基本情况第一次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见解新颖而又证据充实、论断合理的结论，纠正了不少前人的错误看法。
    第一，首次提出《长短经》是编述文献的观点。
    《长短经》成书已有1000多年，历代研究此书的学者均未发现它是一本汇抄前人著作而成的书。《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与统计，认为：《长短经》原文约19万字（含标点符号），而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不过数段而已，其余均是抄自先秦至唐代的各种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百余种，其中有许多书今已散佚，也有相当数量的书连《四库全书》都未收录；赵蕤引用前人著作的形式有两种，三分之一是明抄（写出书名或作者名），三分之二是暗引（不写出书名或作者名）；赵蕤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以简明的几个字或设问、或总结、或说明、或承上启下，这类文字的数量要比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的数量多得多，但这两类属于赵蕤写作的文字加在一起，也不足一万字。《校证与研究》从而得出《长短经》是编述文献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现，对于我们确定《长短经》的性质很有帮助。
    第二，首次对《长短经》中明抄暗引自前人著作的文字进行考源。
    《校证与研究》作者不仅眼光犀利地指出《长短经》全书大多明抄或暗引其他书籍，而且尽可能考出其来源；对赵蕤自己写作的段落或句子，也尽可能给予说明。通过如此详细的考源，使得作者所提出的《长短经》是编述文献的观点更加牢不可破。通过考源，《校证与研究》还发现了《长短经》所引文献的书名、作者名被弄错的达十余处之多，而其他各种《长短经》点校本与注译本对这类错误却未加改正。此外，还订正了一些《长短经》整理本在注译方面的错误。作者的这些发现，对于纠正过去的成见，以及利用《长短经》进行校勘、辑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三，以他校法为主、对校法为辅对《长短经》进行文字校勘。
    对于明抄或暗引自前人著作而又已考出其来源者，《校证与研究》一律用他校法校之：凡赵蕤写作的句子或段落以及抄自前人著作而未能考出其来源者，采用对校法，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读画斋丛书本为校本进行校勘。而此前中国大陆和台湾所出五十余种《长短经》标点本大多不校勘，个别的本子（如《中华杂经集成》本和《传世藏书》本）虽然作了校勘，但都是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读画斋丛书本进行对校，凡用对校法不能校出的衍夺讹倒则仍沿其旧。如《长短经》卷二《理乱第十二》有一段谈“九风”的文字，而其下只有八风，读画斋丛书本和四库全书本《长短经》均缺一风，大陆和台湾所出各种《长短经》整理本也均未将所缺的一风补足；岳麓书社1999年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注“九风”曰：“下文所列共八风，与九之数不合，疑有误。”而《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知此段话是暗引自荀悦《申鉴·政体》，经比勘，乃是“此衰国之风也”下脱一风：“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此弱国之风也。”
    由于《长短经》内容大都出自抄纂，利用其源文献进行校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校证与研究》作者深谙此道，在这一方面用力甚勤，并由此解决了《长短经》中的许多问题，从而将该书的整理校勘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其标点优于其他《长短经》标点本。
    比如卷一《论士第七》“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一句，《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知是暗引《逸周书·官人》，且“能”字下脱“施”字，据补后，在“威”“施”二字间断句并加逗号。而《长短经》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及近年出版的各种点校本与注译本，“能”字下均不补“施”字，并在“威”“严”二字间断句或加逗号，从而导致对文本理解的偏差。又如《长短经》卷一《品目第三》有如下一段文字，1999年岳麓书社所出上下册《长短经》整理本（长春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的一个《长短经》选注本亦同）就这样标点：“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校证与研究》通过考源，知末句“则治道毕矣”以下，还有“所谓庸人者”、“所谓士人者”、“所谓君子者”、“所谓贤者”及“所谓圣者”五段，均是暗引《孔子家语·五仪》，均为孔子语，从而将后引号后移五段。如此之类例子甚多，反映作者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素有学养，非冒昧为之者。
    第五，在著述体例上，也有独到之处。
    《校证与研究》采用两种办法，使《长短经》全书的段落与层次非常清晰。一是正文与注文分列。赵蕤《长短经》自为经传，大字正文与双行小字夹注间杂，极不便阅读。为清眉目，《校证与研究》援中华书局前四史校点本之例，将正文与注文分隔，于有注文的句末加注码，如【注一】、【注二】等，而于各段大字正文下【原注】部分下分列各条小字注文，正文与注文仍用不同字号以资区分。二是对赵蕤《自序》及正文64篇均予分段，各段前用阿拉伯数字标识段序，如“1·01·02”表示第一卷第一篇之第二段，“0·00·02”表示赵蕤《自序》第一段。且分段尽可能照顾各篇文意的层次和引文的不同来源，其办法是对某些文字过长、明抄暗引自不同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篇卷的正文与注文，则将以段序标识的一个大段再分成若干自然段。这样的处理使全书眉目清晰。
    第六，根据考源结果编制的“《长短经》引书索引”极便使用。
    《校证与研究》书末，依据考源结果将《长短经》明抄暗引的一百余种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且于各被引用书的书名后用段序标识出引用情况。据此索引，可以迅速地查检出某书在《长短经》中是否被引用或被引用的次数与位置（篇卷段落），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利用《长短经》之大量引文（含暗引）校勘传世古籍或辑佚散亡古书。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