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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徽省图书馆编辑，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的《安徽文献书目》以朝代和姓名笔画为序，收集了上自周朝，下迄五四运动的皖人著、辑、注、校、评、译书目近四千种，大体上反映了从古代到近代的皖人著述和安徽文化发展的面貌。笔者对该书目自周至清的古代部分（占全书近90%）进行分析后，将古代皖人著述的几个重要特点罗列成本文。由于该书目将同一种书的某些不同版本亦收入其中，为严谨起见，笔者在分析的过程中删去了那些重复的版本，因而文中的数据与原书目中的数据有所出入。 1.皖人著述的绝大多数出现于宋朝以后，特别是清朝 除去《安徽文献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古代部分中的重复版本后，全书共包括古代皖人著述2817种，这其中周、汉、魏、晋、梁、南唐一共有20种，唐11种、宋124种、元34种、明369种、清2259种，很明显，绝大多数的皖人著述是在宋朝以后出现的，仅清朝书目就超过其中的80%，其原因在于： 1.1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尽管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襟江带淮的安徽是我国文化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但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文化发展十分缓慢，具有文化知识的人很少，能够著书立说的人更是寥寥；而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知识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能力著书立说或记事抒情的人不断增加，这就为大量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1.2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是古代文献得以流传的关键。可以肯定地说，唐及其以前的文献数量要远多于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但由于直到宋朝才出现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在此之前，各种文献著述只得依靠刀刻手写，很难流传并保存下来，而宋朝及其以后的文献著述则得益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而越来越多地流传于世。至于《书目》中的元朝书目较少问题，则显然与元朝存在时间较短及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压制有关。 1.3社会动荡和历史变迁对古代文献的存留具有重大影响。不仅历史上的战乱和灾难毁坏了大量的文献书籍，而且历代统治者的文化专制和文字狱亦使无数的“禁书”灰飞烟灭。所以，历经劫难和筛选之后，先前的文献书籍得以留存的就相当有限了。 2.早期的皖人著述多出现于皖北地区，而后期的皖人著述则以皖南地区为主 从文化上把安徽划为皖北、皖南两部分并无明确的标准和界限，但把淮河以北和沿淮地区（大体上属淮河流域）划为皖北，把长江以南和沿江地区（大体上属长江流域）划为皖南应该是能够成立的。按照这种划分，早期的皖人著述多出于皖北，而后期的皖人著述则以皖南地区为主。在《书目》的古代部分中，从周至晋的22种文献全部为皖北人所著；而且这些文献几乎都是重要历史人物所著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名篇，包括《老子》、《庄子》、《管子》、《淮南子》、曹操父子的著作、嵇康的著作等等。当然，国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老庄的出生地在现今的河南，但在安徽，有相当一批学者认为老庄分别出生于安徽的亳州和蒙城；不论谁对谁错，老庄出生于现今皖豫接壤的中原地区则是无疑的。从唐朝开始，皖人著述的绝大多数出自于皖南地区，仅安庆地区和徽州地区的文献篇目就达近2000种，它表明了古皖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和在安徽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 安徽文化重心从北向南的转移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现象，它实际上是经济中心从北向南转移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在唐朝时逐步实现了由北向南的转移，这一过程在安徽就表现为经济重心由淮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而且这一趋势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这就是唐朝以后皖南地区文献书目占了大多数的根本原因。 3.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的比重最大 按照古代文献的四部分类法，在《书目》收录的2817种皖人著述中，经部为328种，史部为625种，子部为495种，集部为1369种。从这组数字中可以看出，集部占了全部书目的近50%，它反映了安徽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崇尚诗文，以诗文言志抒情的志趣和科举制度造成的古代文化的畸形发展。当然，大量的古诗文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在集部以外的其余各部中，经部各类属之书目除易类稍多共51种外，其余各类属较均衡，如诗类23种、礼类32种、春秋类25种、四书类39种、小学类36种；在史部各类属中，正史类文献较少，而宗谱之属为53种、方志之属为73种，均占有较大比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子部各类属中，最突出的是医家类，达88种之多，占子部495种文献的近18%，从汉代皖北的华佗到源于南宋、兴盛于明清的皖南新安医学，安徽历史上名医辈出，医书不断，故著名医学史家耿鉴评价道：“明清以来，医学之旺于新安，固无论矣。清代医术，皖派咸被推为巨擘。明清两代之医者，固以皖歙为最，其次江苏、浙江，而江浙又受歙县之影响为多。”这众多的医书就表明了安徽古代医学的发达和中华医学的贡献。 4.作为安徽省名之源的安庆地区和徽州地区的文献书目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安徽的行政版图在历史上多有变化，正式建省时间是在清康熙六年，之所以以“安徽”命名，是因为当时安庆是全省的政治中心，徽州是全省的经济和商业中心，此二地最能代表全省，因而取安庆、徽州两府之首字作为省名。实际上，安庆、徽州两地不仅是当时全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省的文化中心，这从《书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2817种书目中，安庆地区（含现今之桐城、怀宁、枞阳、望江、宿松、太湖、潜山、岳西）为611种，徽州地区（含现今之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黔县、旌德、太平、宁国、屯溪以及江西婺源）为1356种，分别占总书目的21.69%和48.14%，这两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它表明了安庆、徽州两地在安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在安庆地区611种文献中，许多为名人名家所作，涉及文学、经学等多方面，其中以桐城派成就最大，最具代表性，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从其先驱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到其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有许多名篇传世，以致出现“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赞誉。除了桐城派以外，安庆地区的名宦张英、张延玉等，科学家方中通、方中德、方中履等亦多有著述。 占总书目近半数的徽州文献书目是徽文化的结晶和体现。作为我国三大地方文化（敦煌文化、藏文化、徽文化）之一的徽文化，不仅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涉及面也非常广泛，包括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州篆刻、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盆景、徽州建筑、徽剧、徽菜这十大主要流派，还包括徽州习俗、礼教、语言、文物等方面，产生了理学家朱熹、医学家汪昂、汪机、数学家程大位、经学家戴震、藏书家鲍廷博、汪启淑等文化名人，他们的著述在《书目》中占有很大比例，是研究徽文化的宝贵资料。 从写作时间上对安庆与徽州的文献书目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到明朝结束时，安庆地区的文献书目只有30种，在全部558种书目中所占比例并不高，而同期徽州的文献书目却有354种，占全部558种书目的60%以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明朝初年建都南京，由于明代重科举，邻近南京、经济商贸颇为繁荣的安庆地区，尤其是桐城得风气之先，进士、举人层出不穷，并形成重学的风气，这样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安庆地区的文化、学术才突然兴起（从唐朝到元朝，安庆地区书目只有3种），到了清朝就更进一步繁荣起来。而处于皖南地区的古徽州在魏晋以前一直比较封闭，由于西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以及东晋和宋、齐、梁、陈定都建业（南京），大批中原人士流落江南，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为宣城、会稽、余杭、东阳等商贸城市所环抱的徽州，经济亦随之繁荣起来（明清时期最具势力和影响的徽商即萌芽于此时）。繁荣的经济与好读的社会风气相结合就诞生了灿烂的徽文化。所以，从唐朝开始，徽州文献就在安徽文献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5.书目中含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皖人著述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在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中逐步被世界发展潮流甩得越来越远，安徽也未能幸免。清朝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门户的冲击，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开明人士，这其中就包括一些将目光投向海外的安徽人。《书目》中的著译等涉外书目有11种，包括洋务运动的旗手和代表人物之一李鸿章的外交函稿、吴志猷的《新译英吉利史》、潘鼎新的《洋枪队大操图说》、吴汝纶的《节本天演论》等。这些书目表明安徽人具有较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变革思想。 6.古代皖人著述甚丰，《书目》尚需补充完善 《安徽文献书目》古代部分收录的2817种皖人著述大体上反映了古代安徽文化发展的概况，但由于该书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未能将其后四十年的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包括其中，因而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6.1书目总数明显偏低。地处中华腹地的古安徽英才辈出、文化发达，各种著述繁如星河，而《书目》古代部分仅收录不足三千种，即使考虑到大量著述已绝迹于世这一事实，也难说已涵盖了存世的全部古皖人著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如《书目》收入明代休宁人詹景凤的《明辨类函》，却遗漏了其《书卷补益》、《画卷补益》等著述；《书目》收录了清朝歙县人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等六种，却遗漏了其《水漕清暇录》等著述。类似的遗漏在书中还是比较多的。 6.2该《书目》在收书范围上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失衡现象。这部《书目》是根据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庆图书馆、桐城图书馆和歙县图书馆的收藏编写而成的，没有参照其他地区的收藏，因而书目的地区结构失衡。即使考虑到安庆、徽州两地区在古安徽的文化中心地位，其占总书目七成的比例也是不合情理的，其原因显然在于编辑书目时没有纳入其他地区的收藏，这从合肥地区的书目数中也可以得到反证。合肥地区地域狭小，在古安徽的文化发展中也不占特别突出的地位，但《书目》中包含的合肥地区的书目却有92种，在安庆、徽州地区以外的书目总数中占近11%，这显然与纳入收目范围的省图书馆、博物馆位于合肥有关。 6.3《书目》中存在少量的史料错误。由于历史的变迁，古籍研究容易受到资料不足的影响，因而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错误，这在《书目》中也有所反映。如《书目》中收有汉朝谯郡（今亳州）人华佗的《中藏经》，实际情况是，尽管华佗医术高超，但其医书并未能传世，因其在狱中所著的《青囊经》被自己在绝望中焚毁，其余的《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枕中炙刺经》、《华佗方》、《华佗内事》等均已散失；而《中藏经》虽然可能包含部分当时尚存的华佗著作内容，但整书却是六朝时他人假托华佗之名所作。 [杨晓艳：皖西学院公共教学部。] 原载：《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4月第23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