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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观禁毁书目录的历史 在目录学中，目录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分为很多种，其中属于特种目录之列的禁毁书目录很显眼。历来目录学家都很重视对禁毁书目录的研究，同时，在文学史上对禁毁书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探讨和研究也堪称是一门“显学”。禁毁书何以受到如此重视？中国是个一向重视文化的国度，可缘何有禁毁书目录呢？ 中国的禁书，渊源甚久。先秦的商鞅、韩非等都主张过禁（焚）书。而编制成禁毁书目录，最早见于记载者盖为《宋史·艺文志》的《禁书目录》。自此至民国，伴随着统治者禁书和毁书政策的实行，此类书目录层出不绝。禁毁书目录以清代为最多，规模最大。乾隆三十九年，编修《四库全书》，焚毁诋毁、违碍清王室之语，自三十九至四十七年，先后奏销二十四次，焚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他们将“违制”的书编成目录，发到各地执行，这样就出现了很多禁毁书目录：《四库馆奏准销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籍目录》、《清代禁书知见录》等，均向我们再现和揭露了封建社会统治者残酷的禁毁书史。近代国民党查禁进步书籍，也有禁毁书目录。如：《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二百二十八种书刊目录》、《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六百七十六种社会科学书刊目录》、《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九百六十一种书刊目录》等。大规模禁书、毁书从秦始皇开始，不曾中断，无数的珍贵书籍毁于一旦，不同书的命运也随着朝代的改变而改变。 透过这些禁毁书目录，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我国历代文人爱书如命，但面对书流血的哀鸣，直至民国政府，却没有人能够砸碎禁书的牢笼、扑灭焚书的火焰，这又是为什么？ 二、专制制度下文化的悲歌 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每一个新生的统治集团都需要有自己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也必须要民众接受并遵守它形成的社会秩序。同时，为了统治文化的根深蒂固，必须肃清统治者认为是有碍其上层建筑的文化意识。治人必先制人，对文化的学习是民众形成根本思想意识的主要原因，所以专制的统治者必须扼杀“异端”文化，给民众灌输自己的主流文化，以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书是文化的可视表现形式，因此扼杀“异端文化”必须从扼杀书开始，并以书为终。公元前四世纪秦穆公时期，商鞅变法进程中提出“燔《诗》、《书》”[1]（P54），它开辟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禁毁文化典籍的先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如何治理天下，使民安国稳，成了秦始皇关心的问题所在。丞相李斯认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2]（P255）在李斯的观念中，秦要有个稳固的统治，而这种统治的文化思想根基是他的法家思想，并要使之成为秦王朝至尊的思想，使民众在这种思想下各自安分守己，以防秦之前的百家争鸣，惑乱统治。所以，孔孟思想必须剿除。可以说，以后各代的治国思想都是李斯所提倡的集权专制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明朝的党派之争还是清朝的种族文化冲突，根本离不了“专制”这个根。 “思想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既难，统一效果又不像其他领域一样易于掌握，但作为思想文化的物质载体，书籍和书生都是可以控制的。”[3]（P158）在统治者“合理”的理由下，禁书顺理成章。中国古代的禁书标准有多种，“大致说来有王朝观念、皇权观念、种族观念、宗教观念、正统观念、道德观念、党派观念。”[4]（P3）无论禁毁书属于哪种标准，出于哪种理由，根本的意义是变不了的，它们永远跳不出专制文化的圈子。那就是：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认为禁止或毁掉一切诋毁、违碍自己利益的书籍，建立自己的正统文化，是使自己的大权和信仰可牢牢在握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秦始皇是大规模禁书焚书这一行动的开山鼻祖。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2][P255]。随后，禁毁书的行动此起彼伏，不胜列举。西汉末，王莽篡权后禁谶纬；东汉初的“挟书律”；西晋泰始四年，司马炎禁天文、星气、谶纬；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梁武帝萧衍、隋文帝禁谶纬；唐高宗653年，周太祖广顺三年禁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唐玄宗禁诸阴阳术数；北宋太祖时期，禁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宋真宗禁毁图纬、推步、天象器物、谶、侯之书；元蒙古1266年，禁天文、图书、《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等等，明代的禁书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手段更加残酷。如禁止《水浒传》、《剪灯新话》等小说的流传，还发生禁杀李贽及其著作的大血案。总体上说，禁毁书的范围在扩大，禁毁书的手段在逐渐加强。 最为有名是清乾隆年间的因编修《四库全书》而产生的禁书事件。乾隆年间，周永年提倡编辑《儒藏》和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引起乾隆编纂《四库全书》的动机，其实这并不是乾隆真正要编此书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要消灭反清思想、笼络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著书，不要干预政治，思想纳入乾隆希望的模式，以维护和加强清朝的统治。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谕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益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5]（P1084）所以，他们一边编修《四库全书》，一边删、改、烧、禁那些他们认为“违碍”的书籍。《四库全书》的修纂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书，但是也损失了另一部分。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乾隆对我国古籍整理、保存所做的贡献，但，他禁毁书的行为确实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汉文化）的暗杀，是对“异端文化”的肆虐扫荡，是继雍正文字狱之后，一次大规模的、冠冕堂皇的毁灭文化的行动。即使到了清末，还又一次发挥了禁书的威力，邹容因《革命军》而进监牢。民国，国民党反动派也猖狂地禁毁书籍，这也是专制禁书的终结。可见，中国的禁毁书是几乎和封建的专制制度一起诞生，一起灭亡的。而制度却永远决定着文化的命运。 当一个社会没有民主的存在时，人的自由也不可能存在，那么他的文化更没有自由可说。在专制的淫威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脆弱，宝贵文化遗产的命运也只在统治者的一念之间。专制统治者以禁毁书为手段，根本的目的是更进一步加强巩固其统治。囚禁文化事实上是囚禁人的灵魂，毁坏文化是毁坏人的精神家园，统治者好趁此在麻痹他们中捞取自己的利益。文化的主流永远被统治集团掌握，是政治的附庸。在历史的进程中，无数的文人文化受这种主流的压迫，而文化的物质载体书便成了替罪羊。面对如此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如此惨痛的事实，文人们却表现的那么无能为力。在封建的社会制度下，文化是掌握在统治集团的手里，下层的贫民百姓是生活在这种文化的圈子之外，即使科举制度的实行使一部分寒儒跻身于统治集团之内，但随着境遇的改变心态也随之而变，他们又变成了他们也许曾经憎恨的集团的一员了。一些对禁书不满的书生士子，也在专制的剑影血光的淫威下不得已退步或被专制的理论所驯服。龚自珍《咏史》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所以无论如何，如果没有人去推翻专制的制度，就不可能给文化一片自由的空间。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民成了自己的主人。文化是人民意识的反映，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民主自由开放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毛泽东说过，我们的文化提倡“百家争鸣”，我们的文化是“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6]（P708）因而文化的物质形式书籍也在人类史上第一次获得了自由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对书籍的态度是热爱的，在各个图书馆，私人藏书地，均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内容书。只要不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书籍，我们都是善待的，使它们自由的出版、发行。当然，像法轮功分子误导人民、损害人民生命安全的书，台独分子企图破坏祖国统一、国家和谐的书，我们坚决自觉抵制，净化我们的家园。我们今天的禁书和以前的不同在于根本出发点不同，我们是从维护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专制时代是从少数的统治者的利益出发。所以，制度变了，掌握书命运的人也从少数统治者转变为广大劳动人民，书的命运便从受制转变为受优待了。今天，我们不必再“雪夜闭门读禁书”了，因为，作为人民的文化，就要人民畅所欲言，为民所用。当然，当今社会上有一些人过分“自由”了，编写、出版一些没有任何价值的黄色淫秽刊物、作品，以谋取个人的物质利益。对此，我们要注意鉴别并自觉抵制。 总之，禁毁书目录是一部禁毁书的历史，通过它，我们能看到古代文化的血泪历程，能感受到巨大的震撼。文化书籍的命运是受一定的社会制度决定的。专制制度下，书籍受皇权的笼罩，是统治者篡权的工具、是巩固统治的手段，书籍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该起的作用，畸形地成为政治的附庸。而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下，书籍掌握在人民手中，是人民的文化，它一方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晶，另一方面又在起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战国）韩非．韩非子·和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 [3] 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4] 王彬．禁书·文字狱[M]．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5] (清)清实录[M]．中华书局，1986． [6] 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 [李艳霞：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杜雨：徐州空军学院。] 原载：《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2月第21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