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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文化的结晶，人类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书籍。从古到今，世上的书籍越来越多，浩如烟海，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不能窥其万一。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1]。”即是说人生有限，学问无边。倘以有限的生命去获取无边的学问，任何人也做不到。但是，从茫茫的书海中去求得某一门或某几门比较系统的知识，则是可望而又可及的事情。前人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说明治学要勤奋，要刻苦。但仅仅知道“勤”“苦”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方法问题。倘若乱读书，不讲究方法，即使勤苦一生，也是劳而少功。如果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再加上“勤”“苦”二字，则事半功倍。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总是乱读。”“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精于目录之学，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嘉锡束发受书，先君子自课之，常坐之案头，口授章句，《五经》、《楚辞》、《文选》既卒业，即命观四史、《通鉴》、学为诗古文，不令习时艺也。嘉锡颇知嗜学，发麓中书尽读之，目为之青。小子狂简，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年十四，作《孔子弟子年表》。读《郁离子》，好之，效其体著书数万言；十六岁注《吴越春秋》，然于学问之事，实未有所解。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日：“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不禁雀跃曰：“天下果有是书耶！”闲请于先君子，为道其所以然，意欣然向往之，遂日求购读。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十有七矣，先君子以事于长沙，始为购得之，则大喜，穷日夜读之不厌。 余先生以自己切身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获得学术成就，完全是得力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指导，以目录为师，以书本为师，并不是师承“大国手”。 一 先有书籍然后才有目录之学，目录之学是在整理前代的文化典籍的基础上产生的。前人谓“书不校勘，不如不读”，怕的是真伪不辨，谬种流传，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故也。一部好的目录，往往是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校勘整比，辨明是非，剖析源流，提要掣纲，编次有序，容易学，容易记，因此，也就能对我们阅读和研讨典籍起指导作用。 我国的文化典籍起源很早。《易》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的传说是不可信的。史传上所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早已不存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籍就是“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就是最早的著录书目。《庄子·天运篇》说孔子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史书上也记载孔子删定六经，“绳之以文武之道”，“笔则笔，削则削”。假定这些记载是可靠的，则孔子是第一位整理古籍的人。他在笔削的过程中，一方面保存了一部分古代文献，另一方面，也删除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仲尼殁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诸侯力政，九流百家之言蜂出并作，著述繁富，盛于往代。秦有天下，焚诗书，坑儒士，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没有被焚毁的书籍只能贮存于国家图书馆，由博士掌管，根本谈不上整理。郑樵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2]。”纵然是“一时间事”，但秦代开大规模毁书之先例，则是无疑的。自秦以降，书籍的遭受劫难，可以说是无代无之。汉代初年，朝廷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幸存的书籍又陆续集中到京都长安。汉武帝爱好儒术，诏令收藏图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的官职，掌管金匾石室之书，具备了极好的学习条件。司马迁探采前代，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断自羲皇，迄于武帝，作《史记》一百三十篇，继孔子之后对二千四百年的文化典籍作了一次系统的整理。 西汉后期，汉成帝以“秘藏之书，颇有散亡”，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刘向是总校官，每校定一书，由他写成提要，连同定本一起送给汉成帝。“刘向传经心事违[3]”，他在政治上一生不得志，当了二十余年的校书郎，死后，汉哀帝诏令他的儿子刘歆嗣父之业，校书于天禄阁。刘歆于是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刘向所著为《别录》)：一曰辑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总共三万三千O九十卷。刘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目录学家，《别录》、《七略》是我国第一部正式书目。《别录》、《七略》久佚，清代马国翰有《七略》的辑佚本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洪颐煊有《七略辑佚》一卷，入《经典集林》。王莽的“新”朝后期，战火延烧，宫室图书，焚毁殆尽。这是图书第二次遭受灾厄。 爰至东汉，光武中兴，儒生和经术受到重视。四方鸿儒，负书自远方来到洛阳，不可胜数。一时间，石室、兰台、东观、仁寿阁堆满了丰富的图书，由校书郎班固、傅毅典掌。班固著《汉书》时，依照《七略》作《汉书·艺文志》，删繁就简，收录各类书籍三十八种，总共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因《七略》亡佚，所以《汉书·艺文志》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最早的完整的书目。“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前人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汉书·艺文志》相当于一部从上古到西汉时代的学术发展简史，它开了一大堆书目，按时代的先后分类编排。前面有总的说明，每一“略”后面有序，每一类后面有小序，讲明各门学术的起源、发展及流传情况，脉胳清楚，简约严明，读之使人一目了然。《汉书·艺文志》对后来的史书影响很大，后来的史书多有《艺文志》、《经籍志》。郭沫若说：“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其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的一斑[4]。”东汉末年，董卓作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在军阀混战中，书籍散失。这是图书的第三次遭受灾厄。 魏氏代汉，结束了北方军阀割据的局面。曹氏父子虽不重视经术，然酷好文学，采掇遗亡篇籍，藏之于秘书、内、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书，始制《中经》。西晋秘书监苟勗又根据《中经》著《新簿》，总括群书，始分甲、乙、丙、丁四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薄，有古代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部、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总共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新簿》是一部简单的书目，对作者之意及各类书籍源流得失无所辨论。西晋末年，“刘、石乱华”，京城荡覆，图书第四次遭受灾厄。 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以苟勗的旧书目校定遗书，得三千O一十四卷，以类相从，分立经、史、子、集四部，著《翰林论》，阐明各种文体之产生，并按文体而“褒贬古今，斟酌利病”，又于每种文体列举代表作品。刘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收录图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收录图书一万五千七百O四卷。王俭撰为《今书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附录道教、佛教之书，合为九条，作九篇条例置于首卷，又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但也不述作者之意。梁普通年间，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的书籍，撰为《七录》，收录图书凡三万余卷。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及侯景作乱，破灭梁室，图书虽遭兵火，然文德殿内书史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克平侯景，收文德殿图书及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全部送往荆州。公元五五五年，西魏宇文泰遣于谨领兵攻破江陵，梁元帝萧绎自以为读书万卷，仍不免亡国，将全部图书在外城焚毁。这是图书的第五次遭受灾厄。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指出古今书籍五次遭厄。表中说：“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5]，’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彼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建议，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书即归主。民间异书，又陆续集中到朝廷。《新唐书·艺文志》说：“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隋大业十四年(公元六一八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一时大乱，书籍被焚。这是图书的第六次遭受灾厄。 唐高祖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运往京都。船行经砥柱，多被漂没。李世民贞观十五年，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历时十六年，至李治显庆元年成书。据刘知几《史通》说，《隋书》十志原为《五代史志》而作，其后始并入《隋书》。《隋书·经籍志》为唐代长孙无忌等人所撰，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至于亡佚书目，则以夹注方式依类附入。《隋书·经籍志》仿《汉书·艺文志》体例，于各部各类之后附以总序、小序，十分准确而简要地总结了各种学术源流及演变情况，是我们考察先唐古籍的重要根据。兹举集部楚辞类序为例：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文，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楚辞在《汉书·艺文志》里被列入赋篇，而在《隋书·经籍志》里独立成为一类——楚辞类，这是一大进步。楚辞是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是诗，不是赋。《史记·屈原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明谓楚辞与赋是不同类型的文体。班《志》纳骚于赋，是不明类例所致。《隋志》楚辞类序对楚辞产生的原因、楚辞的特点以及流传情况说得很清楚，很象是简明的分体文学史。 唐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玄宗说：“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逞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为联整比之[6]。”开元七年，诏求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四部书成，藏于乾元殿东廊。开元九年，毋煚韦述等人重修乾元殿藏书，撰为《群书四部录》二百卷。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收录书籍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这是《旧唐书》的记载；《新唐书》载：开元年间，著录之书共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代著作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总共八万有奇)。安史乱后，乾元殿藏书亡散殆尽。这是图书的第七次遭受灾厄。肃宗、代宗时，屡诏购募书籍。文宗时，郑覃为侍讲，多次进言经籍未备，于是诏令秘阁搜访遗书，至开成初年，四部书共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广明元年，黄巢入京，僖宗出奔，书籍被焚。这是图书第八次遭受灾厄。 赵宋初年，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又下诏购求遗书，藏于昭文、史馆、集贤三馆。太平兴国三年，太宗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谓之三馆新修书院。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日秘阁，与三馆合称四馆。景佑元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浩李淑、宋祁清查四馆藏书，定其存废，删去伪谬，补写缺遗；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仿开元《群书四部录》撰成《崇文总目》，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收录图书三万O六百六十九卷。原本于每条之后有叙释，仿《汉志》、《隋志》、《四部录》旧例，至南宋时，枢密院编修郑樵认为文繁无用，删除叙释，此后全本即不行于世。至清代乾隆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为十二卷，与原本相比，只得十分之三四。嘉庆时，钱东垣等人又笼辑《崇文总目》原叙三十篇，原释九百八十条，引证四百二十条，成辑释五卷，补遗一卷，今所传《崇文总目》，以此最为详备。宋靖康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金人攻入汴京，图书散失无数。这是图书的第九次遭受灾厄。 高宗赵构在临安(即今杭州市)建立南宋政权，搜访遗书，屡优献书之赏，得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所增加。南宋时，私人编撰书目，卓有成就。最著名的有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晃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郑樵，字渔仲，福建莆田人。他博通古今，著述繁富，一生写下了一千多卷著作，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他的《通志》二百卷是综合纪、传、志、表各体，总括典章制度、文艺学术的一部通史巨著。《通志·艺文略》广收古今典籍达一万O九百一十二种，十万一千O九百七十二卷。并将历代著作分为十二类、百家、三百七十一种，创建了新的更科学的三级分类体系。郑樵于目录学在理论上的贡献尤为卓著。他在《校雠略》中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殁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一亡。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巫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矣。 他又说： 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目始入兵书类。颇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应知崇文所释，不看全书，多只看轶前数行，率意以释之耳。(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 他深刻地阐明了精通类例的重要性：明类例才可以明书，明书可以守学，守学可以传人。他批评了《汉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中的某些错误。郑樵的许多关于目录学的精辟的见解，影响深远，受到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充分肯定和热烈赞扬[7]。 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也是宋代著名书目。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雌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本志四卷，后志二卷，晃公武所撰；考异一卷，附志二卷，是赵希弁重编时所增补。以经、史、子、集分部，各有解题，是一部好的书目。元代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经籍考》全以本书及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为依据。 陈振孙，号直斋，曾仕于莆田，传录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分为五十三类：经类十，史类十六，子类二十，集类七。对各类书详明卷轶多少，撰者姓名，品评得失，极为精审，也是一部好书目。 南宋德佑二年(公元一二七六年)，伯颜南下，临安图书礼器，全部被劫走。这是图书的第十次遭受灾厄。 牛弘举出隋代以前的五厄，明代胡应麟又举出隋至宋末的五厄[8]，总共十厄。历元、明、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图书又不知遭多少厄，尚未作统计，估计也不下十厄。实际上，除“兵燹”、“祸乱”之造成书籍焚毁之外，古代手抄书籍的繁难和印刷技术的落后，也是造成书籍损失的重要原因。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所以我们虽然能查到古代许多的书目，但大部分是有目无书。 二 明太祖定都南京时，遣大将军广收图籍，又诏求各地遗书，设秘书监皿典掌。明成祖永乐元年七月敕撰《文献大成》。总其事者为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与其事者凡一百四十七人，于次年十一月告成。因所纂尚多未备，复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与解缙同监修，王景等五人为总裁，邹辑等二十人为副总裁，重加修辑，参与其事的共二千一百六十九人。永乐六年冬，书成，改赐名《永乐大典》，共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成祖移都北京后，《永乐大典》转贮文楼(文楼即清乾隆时的宏义阁)。嘉靖四十一年，禁中火，世宗亟命救出，幸未被毁，因敕阁臣徐阶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书手一百O八人，每人每日三页，至隆庆元年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正本藏于文渊阁(即清之内阁大库)，副本藏于皇史宬(在北京旧皇城内)。明末，南京原本尽毁。至清世祖乃移正本于乾清宫，副本移贮翰林院，缺失二千四百二十二卷。乾隆诏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四百余种编入四库。嘉庆二年，乾清宫遭火灾，正本遂毁。副本渐渐遗失，至光绪元年重新清查，不及五千册，至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北京烧杀抢掠后，所剩无几了。 清代初年，清皇朝为消除反清意识，屡兴文字狱，造成许多冤案；同时，设牢笼之术，开博学鸿儒科，使学者专力于故纸堆中。这种双管齐下的手段，在清高宗(乾隆)手中又得到加强。他一方面屡举特科，罗致才士，命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一方面密布文网，大兴文字狱，所以胡中藻、彭家屏、段昌绪、齐周华诸案，都发生于乾隆中叶以前。但禁书、杀人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高宗准备广收天下图书，严加甄别，以作禁毁的彻底清算。其办法是下诏求书，开四库馆，寓禁于征。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正月四日，高宗颁诏求书，设专门机构四库全书馆。于是清政府集中大批人力物力纂修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十年完成，名《四库全书》。四库馆开，以高宗第六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人为总裁，兵部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为总纂，以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姚卿、翁方纲等著名学者担任编修等官职，参与其事的共三百六十人。纪均、戴震以经学著称，陆锡熊、邵晋涵以史学著称，周永年以校勘学著称，其余馆巨都是海内绩学之士，各有专长，鸿才巨儒，盛极一时。全书完成后，首缮四部，藏于清宫中之文渊阁，辽宁之文溯阁，北京圆明园之文源阁，河北之文津阁。其后又续写三部，分藏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之文宗阁，杭州之文澜阁。 全书纂修时，每当一书校订完毕，即由馆臣拟写一篇提要，叙于本书首卷，以便观览。然后将全部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即是一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书提要编入《总日》时，又经过较大修改补充，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综合平衡，并在文字上加以润饰。《总目》在乾隆五十四年最后写定，并在这一年由武英殿刻版。乾隆六十年，浙江地方官府又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总目》得到广泛流传。《总目》著录之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O九卷。存目之书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才一卷。在纂修全书过程中，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〇二种，销毁书版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至于官吏搜求，小民惧祸，私自焚弃的书籍，则无法统计。 《四库全书》是我国数千年典籍的集大成，《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书目。读一遍《四库全书》实在困难，假使每天读两卷，一百年还读不完。但是，将《总目》读一遍，却不难办到，只要坚持每天读一卷，二百天就可以读完。为什么要读《总目》呢？因为它是我们阅读和研究古代典籍的门径和指南。清人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说： 或经、或史、或词章、或经济、或天算地舆。经治何经？史治何史？经济是何条？因类以求，各有专注。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外？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抉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 《总目》之所以能作为我们的良师，就因为它能指导我们研读古籍。它的指导作用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对于读者说来，首要问题就是读什么书的间题。什么书好，什么书不好，必须加以选择。要能选择，不可不知道该书的内容的大概情况。要知道书的内容，最简便的办法就是找人介绍。但对每一部古书都能作介绍的人恐怕是很少的，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完全能担当起此项任务。《总目》目录完备，以万千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仅齐整易于保存，而且完备易于寻觅。它几乎对所有的古籍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将孤本秘籍公诸同好，使读者不但知道书名，而且知道书的内容及版本源流。有了《总目》，就不必求人作良媒，《总目》即是良媒，它能帮助我们找到对象—我们想要读的书，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总目》即是研读古籍的利器。 第二、《总目》分类正确、详明，不仅使读者即类求书，少走弯路，“告学者以读书之方，省其探讨之劳”，而且给从事专门学科研究的人提供方便。《总目》分经、史、子、集四大部。 一、经部凡群经及小学之书，皆入于经部。经部分为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二、史部凡记事之书，皆入史部。有关史体的考辨及评论史事的专著，也隶属史部。史部分为十五类：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三、子部六经之外，凡著书立说，能成一家之言者，统称为子书。子部分为十四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四、集部凡诗、文、词、曲，散篇单什，分别部居，辑而次之，咸入集部。集部分为五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四部共有四十四类。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又分为子目。间有无类可归者，则别为附录，或附于某类之后，或附于某子目之后，条理清楚，便于查寻。 第三，《总目》是各种学术史的汇编，能指导读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郑樵《校雠略》说：“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比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对各门学术的源流及功用都作了论述，具有“易学”、“易求”的特点。《总目》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优秀书目的长处，不仅四部都有总序，而且每一类有小序，子目后面有案语，扼要说明此部此类著作源流及所以分这一类目的理由。对每一书的大旨作了介绍。还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订“文字增删，篇峡分合”，等等。比如《经部总序》，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经书的产生、经学研究自汉代至清初的六次变化。把各种话经学派归并为汉学和宋学两大家，指出汉学住笃实谨严、重诂训、有根底等优点，批评了它的过于拘谨、恪守陈规的弊病，指出了宋学说理精微、务别是非的优点，批评了它的主观臆断、诋毁前人的弊病。《总序》认为应当“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这就给我们讲明了经学源流，同时也指出了治经的正确途径。 第四、《总目》详于考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能使我们学得一些考证的方法。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中心，考据的领域，由群经旁及子、史，比汉代仅限于经书的考据学范围要广泛得多。参与编修全书及《总目》的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等人，都是考据学的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精审的考证比比皆是。兹举《史记》提要为例说明之：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汉书》本传称其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缺，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欤？…… 提要通过考证，证明褚少孙补《史记》确有其事，而且还说明“褚先生曰”很可能是后人所追题，以示区别。提要还举出：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宏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修宏子孙爵’语；焦站《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证明《史记》有不少地方是后人窜改。至于焦竑谬称今之《史记》非司马迁原本，走向另一极端，提要则认为不符合事实。这些考证，重事实，重证据，严肃认真，观点明确，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总目》保存了《四库全书》未收的六千多种书的书目及提要，尤其值得珍视。从前，郑樵主张编目录一定要编入亡佚书目，以便后人作考查。《校雠略》说：“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魏人求书有缺目录一卷，唐人求书有搜访图书目一卷，所以得书之多也。”“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所以保存亡佚书目很有必要。《总目》各类后面附有“存目”，乃是一大幸事，后人研究古籍，重视“存目”甚于“著录”，这是由于著录之书易求，而存目之书难得。存目书的种类和卷数大大超过了著录书，其资料之可贵，自不待一言，而且为我们考查亡书提供了线索。嘉庆时，阮元征集了四库未收的书一百七十多种，并仿《总目》的体例写成提要，共五卷，对《四库全书》及《总目》作了补充。 《四库全书总目》对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都有重大贡献，开一代学术研究之风。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总目》亦然。《总目》有许多优点，但并不是尽善尽美，它的问题是不少的，而且是严重的。首先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因此，《总目》只能对本朝有利，决不能忤旨。清朝统治者为了泯除反清意识，竭力毁灭清初史迹，甚至在四库开馆之后搜访违碍书籍之时，也屡兴文字狱，使伏尸之祸接踵。因此，纂修人员疑惧过深，不敢违背清廷旨意，在处理古籍上而，销毁、抽毁、涂改、挖补的情况十分严重。四库书成后，乾隆对它作了重检，发现明季职官李清的《诸史同异录》中，有举顺治与崇祯相同四事，指为悖谬，于是将李清的著述及其他人的违碍书籍共十一种连同提要一并撤毁。由于这十一种书，清宫中留有副本，提要尚存(缺失二种)，所以一九六五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录有九种提要，题为“四库撤毁书提要”。其次，清朝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一切经典注解及义理之学都以程朱之学为正宗。《总目》对元明以降程朱一派的无聊著述著录颇多，而非程朱的署述则著录甚少。对著名学者如孙夏峰、颜习斋、李二曲、黄梨洲、潘次耕等人的著述，概入“存目”。对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万季野的《南疆佚史》、胡石庄的《绎志》等名著均不采录。这都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第三、编纂人员水平不一致，虽有纪昀总其成，由于卷帙浩繁，难免漏洞百出。如李瀚《蒙求集注》，于“颜叔秉烛”句云“事出毛公诗传。”案：《诗·小雅·巷伯》的“哆兮侈兮”下，《毛传》载颜叔子独处于室，使邻妇执烛达旦，其文甚详，是注本不误。而提要却说“今《诗传》实无此文。”又《宋名臣言行录五集》，提要讥其遗漏刘安世，然后集卷十二实存记载。这都是编修人员粗心大意，鉴而弗精，所以往往失之眉睫之前。第四、四库馆搜访遗书，规模虽大，但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未能尽善，对很多版本并未彻底查清，有些书籍则根本没有见到。四库馆臣据《大典》所辑书三百八十五种编入四库之后，各家又从《大典》中辑出多种。钱大昕钞出《宋中兴学士院题名》一卷，徐松钞出《中兴礼书》一百五十卷、《宋会要》五百卷、《元和南志》四卷、《伪斋录》二卷、《礼书》等，赵怀玉辑出苏过《斜川集》，辛启泰辑《稼轩诗文词佚篇》，孙尔准钞出仇远《山村词》，等等。四库均未收。近人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及《续编》对四库未查清的版本及未收的书籍所载甚多，从反面证明了四库遗漏的书不少。《四库全书》及《总目》问世后，乾嘉诸儒已发现其中的谬误缺失，因是钦定之书，谁也不敢冒犯天威，出来纠谬。 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先生对《四库全书总目》钻研了一生，对提要所论述的古籍从内容、版本到作家生平都作了翔实的考证，提出并纠正了其中的一部分错误及缺陷，撰为二十四卷、八十万字的《四库提要辨证》，极有参考价值。余先生在本书序言的结尾写道： 夫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柳子厚好读《国语》，乃能作《非国语》，盖必与之相习，然后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为书，习惯使然，无足怪者。 这是余先生一生治学经验的总结，值得我们铭记和深思。 继《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著名书目是孙殿起先生的《贩书偶记》。孙先生在北京琉璃厂开设通学斋书店，经营古籍历数十年之久，将自己目睹的书册逐一作了详细记载，积久成轶。《贩书偶记》收录的著作一万七千种，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的著述，兼及辛亥革命以后至抗战以前的关于古代文化的著作。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凡四库所录之书，本书均不录，录者，必卷数、版本有不同者。本书非单刻本不录，间有在丛书中者，必是初刊的一单行本或抽印本。因此，他不同于“丛书子目索引”，恰可担负起“丛书子目索引”所欠缺的一种功能。《贩书偶记》并未对每一种书写成提要，但对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项目都作了记载。若卷数或版刻有异同，作者姓名需要考订以及书籍内容有必要作说明的，也偶有备注。本书作者目睹的善本，近代作家的稿本、钞本，也有所著录。如： 北溪字义二卷 宋陈淳撰 小倦游阁抄本 蓝格版心刊有小倦游阁四字 书中题目之字，以篆体书于各条之眉，并加释文于下，至其体势，与抄原书字体殊异，或不出包世臣之手笔也。 甲申朝事小纪十卷续篇八卷 之江抱阳生辑 旧抄本纪崇祯弘光两朝忠节诸公及朝野缺失，若事已入史传者，兹不更赘。 《贩书偶记》于一九三六年第一次刊印，一九五九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刊。《贩书偶记》问世之后，孙殿起先生又积累资料一万余条，整理出六千余条，继出《贩书偶记续编》。《贩书偶记》及《续编》，弥补了《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化著述的记录，填充了空白，其价值也是不朽的。 总而言之，读书宜有门径，书目即是门径，舍此问途，则不得其门而入，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皓首无成，将复何及！若先治目录之学，则览录知旨，观目悉辞，按图索骥，即类求书，源泉滚滚，受用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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