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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李陵变文，启功先生校录，现仅存一本，国家图书馆藏，散1548(新编号0866)，题目残失。原卷虽未著明“变文”，但题材特征与标明“变”字的作品无异，故习称李陵变文。前贤修时粗略把它的流行年代归入唐五代时期。本文试图做些溯源工作，以清脉络。 一、变文的说唱本色及其中心主题 敦煌变文作为宋元话本的先驱，讲唱文学底色甚为醇厚。李陵变文就军中有女子时写到：“从弟(第)三车上有三条黑气向上冲天，李陵处分左右搜括，得(两)个女子，年登二八，亦在马前处分左右斩了，各为两段，其鼓不打，自鸣吼唤。庾信诗云：‘军中二女忆，塞外夫人城。’更无别文，正用此事。”[1](P128)此处与《汉书》稍有出入。黑色冲天，鼓不打自鸣，引诗为证等，增饰讲唱人的加工痕迹与叙事方式。又如：“单于道：‘汉贼不打自死。’左右闻言：‘大王，汉贼不打，如何自死?’‘大将军，后底火来，如何免死?’李陵问：‘火去此间近远?’左右报言：‘火去此间一里!”[1](P130) 讲唱人绘声绘色摹拟不同身份人对话，仿佛顿见其人、其貌、事态轻重缓急。变文讲唱说教气浓，十多次对同一主题反复陈说。思亲、想见天子却羞于相见的悔恨，婉转纡馀；思报恩德却为恩德所辜，愤懑愁肠。屈节匈奴的无奈与思归报恩，饱含悲怆深情，汉家刻薄寡恩，使他有家归不得，有恩顿成恨，空漠异乡独守，这位悲剧英雄的末路，引得无限深味与同情。 变文对英雄末路没有就此简单化，而另注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神秘因素：天命。“天丧我等”“吾今薄命，天道若此”，以非人力所能抗拒的天数，对李陵悲剧扼腕痛息。另一方面，却对李陵命运进行更深思考：李陵亡于天命，更亡于人力。追取左贤王、迎击单于、火中激战、单于怯阵、黄昏诀别等战斗描写，笔墨占现存变文一半以上，着重李陵形象，也一再点及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弓刀用尽、兵无后援、雷敢告密，与李陵英勇骁战直接冲突。 变文戏剧性特意两次提到汉高祖北征被围历史：“传闻汉将昔蒙尘，惯在长城多苦辛。三十万军犹怕死，况当陵有五千口。”“吾闻高皇帝亲御三十万众，北征塞上，困于平城，其时猛将如云，谋臣若雨，一人单于之境，三军数万，大行一回。赖得陈平刻木女诳他，幸而获免。况我今日五千步卒，敌十万之军，何得蚊蚋拒于长风，蝼蚁蜉于大树。”[1](P130) 意为李陵兵败屈降辩护，欲明胜败乃兵家常事，汉高祖30万众犹败得如此，况乎匹夫李陵步卒五千?更以其兵败降虏，戮其室母?妻母临刑凄怆陈说：“结亲本拟防非祸，养子承望捧甘脆。”“老母妻子一时诛，旷古以来无此事。”“君王受佞无披诉，生死今朝一任他。”将中心主题直呼而出：“汉家天子辜陵德。”它使李陵有家归不得，有国不能报，遭不忠不孝之伪名，成为李陵悲剧总根源。 二、从《史记》、《汉书》到变文：李陵形象的嬗变与比较 变文部分缺失，现存的从李陵追击左贤王开始，终于李陵得知母诛嚎啕痛哭的唱辞。比照《史记·李将军列传》[2](P2867-2878)、《汉书·李陵传》[3]，可考察李陵故事嬗变历程与变文渊源。北宋秦观指责李陵逞才使气，孤军深入，自取其亡[4]。可知他并未深谙《史记》、《汉书》中所言：李陵出兵奉汉武之命，分匈奴兵，而非自己一味逞强。变文后来居上，务尽《史记》、《汉书》所言。如对司马迁李陵降虏“欲得其当而报汉”反复申说，战斗描写则尽从《汉书》。《汉书》点明李陵宿昔不忘族家之祸，嘘唏“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苏武传》)，变文将此抒发淋漓尽致，一唱三叹。为进一步塑造和丰满李陵形象，变文对战斗描写始终把握住以李陵为中心，反衬以单于、雷敢、士卒形象，大量细节刻画，生动揭示李陵内心世界，尤其以唱词方式将有恩不能报，有家不能归的痛苦和冤屈尽情倾诉。这种抒情方式和效果，是史书所无法传达和比拟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变文是李陵故事真正文学化的开端，是从史实叙述转向文学抒怀感愤的真正开始。 司马迁“欲得其当而报汉”的大胆猜想，是基于对李氏三代将才的神慕和嗟赏。李广之传，传一代奇人，“不曰李广，而日李将军，只一标题，已见出无限的爱慕敬仰”[5]；叙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6]的国士之风。这些壮士奇节深深感染司马迁，让他确信李陵始终忠贞汉室。班固《汉书》虽没有明确表态，但对李氏家族遭遇，也不禁“哀哉”叹息。李陵变文姊妹篇《苏武李陵执别词》写李陵临别苏武，叙述自己降蕃真实感受说：“不免乍(诈)降战(单)于，准拟吃，心饴突，日夜定豍，校乱相煞，偷路还家。陵中灭，奈何武帝取佞臣之言，道陵上祖已来，三代皆汉。”[7]诈降单于，偷路还家，与李陵变文“先降后出，斩虏朝天”如出一辙；司马迁“欲得其当而报汉”再次得到详细而真实阐发。“奈何武帝取佞臣之言，道陵上祖已来，三代皆汉[?]”，可与李陵变文“总是公孙敖下佞言，然始杀却将军母”等语相对看。李氏三代与汉家天子、公孙敖的关系纠葛，司马迁掩藏得很深，散见《卫青列传》、《公孙敖列传》、《李将军列传》只言片语。李广晚年随卫青出征匈奴，受辱自杀，嗣后，李敢代替父职，“怨大将军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2](P2876)矛盾方息。究其起因，却与公孙敖有关。据《卫青列传》，公孙敖与卫青生死之交，卫青未得势时，为大长公主逮杀，赖公孙敖相救，故得不死。卫青专势后，公孙敖多随卫青亲征。元狩四年(前119)，公孙敖、李广俱从卫青击匈奴。“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2](P2876)，是卫青的偏心，使李广延误军期，羞对刀笔之吏，引颈自杀。事隔多年又是公孙敖旧账新算，诬言李陵教匈奴练兵。在这些纠葛里，李氏之冤，公孙之诬，汉武之昏，到《李陵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已明朗化，其间嬗变，除去扼腕叹息的民众心理，更多应是唐代时局与文化的影响。 三、唐代歌诗的咏叹与变文的流行 遍观唐代歌诗，李陵故事咏叹呈现三大特点：①思想主调至晚唐转入更为深沉的凄怨与哀伤；②咏叹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大历与咸通；③对李陵悲剧认识逐步深化。李白《千里思》、《奔亡道中五首》(其二)只叙李陵思归惆怅与哀思；王维《李陵咏》化历史叙述为诗歌话语，着墨战争激烈场面。大历时期对李陵的歌咏似乎比任何时期都要密集，如李端《昭君怨》、卢纶与钱起《从军行》等。十才子多攀附当时显赫人物郭子仪，郭子仪爱将仆固怀恩遭谗言投降吐蕃，境遇堪同当年李陵，这些诗歌是否为钱起等逢迎郭子仪而作，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同时有个不可忽视现象：歌咏李陵已进入官方认证系统。最重要佐证是《文苑英华》卷189载唐人省试试题《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录有白行简诗一首。白诗得到官方认可，应代表时文创作范式，代表时人对李陵故事通行看法。安史乱后，边塞告急，吐蕃连连寇边，甚至马蹄踏至长安。对吐蕃作战中，涌现一些像仆固怀恩的出色将领，但代宗父子重用宦官，听信谗言，混淆是非，这些将领最终被迫投降吐蕃，成李陵式悲剧人物，所以鲍溶咏李陵诗不无告诫与嘘吁：“诚哉古人言，鸟尽良弓藏。”(《拟古苦哉怀征人》)。但悲剧一旦酿成，再昏昧的代宗父子也惋惜、自责，即使对仆固怀恩式人物也一样。其实仆固怀恩投降吐蕃后，为泄私愤，反而引兵攻唐，与李陵相去甚远。但“上为之隐恶，前后下制，未言及反。及怀恩死，群臣以闻，上为之悯然日：‘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8](P3489) 不过，如何看待这些迫不得已的降蕃将士，还有另一种意见，以白居易为代表。白居易《汉将李陵论》指责李陵“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君子不爱其死。李陵之不死，失其君子之道焉。”[9]措辞严厉，态度明朗，前所未有。杜牧对此态度稍有保留：“寇来乘城，不能死节，以此播节，尔亦何辞。然汉诛李陵，是为虐典。”[10]承认不能死节确实无话可说，但作为皇帝，诛灭李氏家族也很不应当。张祜“李陵虽效死，时论得虚名”[11]，对李陵不能“死节”也表示否定。 这些不同意见，实质代表对蕃将、对降蕃将士，扩而言之，是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形成的不同政治立场：绥靖与进剿。这便是大历时期对李陵的歌咏比任何时代都要密集，并且被选拔策试关注的原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说：“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2](P212)这可以阐释李陵降蕃成为焦点的原因。自武则天溺用边将，李隆基宠爱蕃将安禄山，酿成安史之乱以降，如何对待投诚蕃将，如何对待将士降蕃，成为一时的中心问题。 武则天时，多重用投诚蕃将，因他们武艺远胜于汉人[12](P219)，但同时受重臣监视和牵制。《旧唐书》云：“国家武德、贞观已来，蕃将如阿史那杜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8](P3239)到开元时期情况有所改变。“开元中，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人相由。禄山竞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8](P3240)安禄山以此起家，凭蕃胡身份，大肆收买人心，扩大地盘，《新唐书》说：“禄山谋逆十余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所得士，释缚给汤沐、衣服或重译以达，故蕃夷情伪悉得之。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13](P6414)，共同举兵的史思明更是他乡曲之邻。他还以此试图拉拢其他蕃将，曾对哥舒翰说：“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8](P3213)终以篡夺天下，安、史虽然败亡，但其部将割据天下，成为安史乱后尾大不掉难题。《新唐书·弘靖传》：“(弘靖)充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故范阳复乱。”[12](P4447)陈寅恪先生对此剖析说：“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守旧俗，而致叛变，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11](P220)面对割据猖狂的惨痛现实，如何评价唐明皇功过是非，如何对待藩镇，清洗安史之乱后的余毒，形成针锋相对两派政治势力，直接影响中晚唐政局。 以钱起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随波逐流，没有政治忧心。而白居易、杜牧等政治诗人演奏出外弭边患，内平藩镇的强烈音符。据朱金城先生考证，白居易《汉将李陵论》作于贞元十六年(800)以前，即白居易考中进士之前。此前的白居易亲睹藩镇朱沘、李希烈作乱，曾到徐州、越中逃难，诗句“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弟兄离散…》)、“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将之饶州江浦夜泊》)传述出个人颠沛流离，让他更深切体悟安史乱后藩镇对国家、百姓的煎熬。此时对李陵降蕃的批判，与他主张平蕃一贯。杜牧奏疏《罪言》是削蕃的战斗“檄文”，“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是他平生抱负。缪钺先生说他不屑于逢迎权贵，与牛僧儒交好，而不同意其姑息藩镇政策[14]。由重用蕃将，酿成安史之乱，到眼前藩镇，他深知君王过失不容忽视。因而谴责不能“死节”降蕃将士，同时，也把矛头对准君王。他的“然汉诛李陵，是为虐典”说法，直接影响贯休“十年不封侯，茫茫向谁说”[15](《四部丛刊初编禅月集》)和变文“汉家天子辜陵德”。 如果说此前歌咏仅是历史客观临摹叙述，他者的感恨、哀思与应制，那么到晚唐王棨、胡曾等诗人笔下，则是直接模拟李陵口吻自述情怀，视角由他者转入本我，流露出潜在怨恨与悲凄。王綮、胡曾都是咸通时进士，受他们影响，咸通而下又兴起小股歌咏李陵的风气。绕过王、胡等人，稍后司空图、贯休歌咏中，似乎体现与变文相同的信息。司空图《狂题十八首》：“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李贺《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贯休的笔下最多，如《霸陵战叟》：“官竞不封右校尉，斗曾生挟右贤王。…寻班起传空垂泪，读李陵书更断肠。今日霸陵陵畔见，春风花雾共茫茫。[15](《四部丛刊初编月集》卷21)又如：“不是将军勇，胡兵岂易当。雨曾淋火阵，箭又中金疮。”[15](《四部丛刊初编月集》卷11)“阴风吼大漠，火号出不得。”[15](《四部丛刊初编月集》卷4)“扫尽边尘迹，回头望散关。相逢惟死斗，岂易得生还。”“碛吼旄头落，风干刁斗清。因嗟李陵苦，祗得没著名。”[15](《四部丛刊初编月集》卷11)这些都是直接拈来李陵故事，感发议论，边士苦斗的同情，休战的呼吁，悲怆溢于言表。“火阵”“金疮”“死斗”“火号”等语，与变文相同。可以断定，变文产生即在此时期，它或影响着贯休等文人诗，或受文人诗影响。这种影响传播途径如何进行，不敢轻易妄断，留待进一步考察。 晚唐之重李陵故事，实因藩镇与中央政府对立冲突依然存在，且有愈烈之势。晚唐之士多将矛头对准天子，为李陵喊冤呼声渐高，自有特殊时代原因。一方面，对盛世缅怀与反思为晚唐咏叹不息，天子穷兵黩武，重用蕃将，开疆拓土，酿成安史之乱，藩镇祸烈，大厦将倾，成为痛定思痛的共同主题。另一方面，自宦官弑宪宗，拥穆宗以来，中兴无望，朝政日非，皇帝更替频繁，皇帝充当傀儡，“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11][P313]，大失正直之士所望，整个时代忠君观念渐趋淡薄。相形之下，对李陵同情、凭吊反而越发彰显。贯休又是晚唐古体诗，特别是古边塞诗能手，再加上“如何万里路游，只为一胡儿”(《读玄宗幸蜀记》)的见识，他的李陵歌咏自然悲怆断肠。 可惜的是，李陵故事的咏唱热潮很快随着唐朝覆灭而结束。李陵故事的评判，在道德说教气息浓厚的宋儒那里，已很快板起了面孔。前面引到的秦观看法，即是个好例子，更何况秦观道学气毕竟不很浓厚。与唐人不同，宋人对李陵故事的态度，和当时宋与辽、金、西夏之间民族敌对冲突关系很大。宋代以降，也很难再有如唐代般集中而热烈的咏唱。略有流传的李陵碑故事，主题却又陷入“全忠全孝”窠臼[16]。李陵碑故事渲染惟有一死可以全忠孝，是白居易《汉将李陵论》观念的戏剧化表现，是李陵故事的一种退化与萎缩。在这层意义上，更可见出敦煌李陵变文在李陵题材中的地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班固．汉书：卷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0． [4]秦观．李陵论[M]∥周义敢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二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448． [5]班固．汉书：卷六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0． [6]李景星．四史评议[M]．长沙：岳麓书社，1986：2 729． [7]王重民．敦煌变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49．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9：980． [10]杜牧．武易简量移梧州司马制[M]∥樊川文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01． [11]张祜．少年乐[M]∥彭定求，曹寅，等．全唐诗：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4]缪铖．前言[M]∥冯集梧．樊川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 [15]贯休．禅月集．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宋写本，上海书店重印，1989． [16]汉李陵撞碑全忠孝[Z]．宝文堂书目：乐府(剧本佚)．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