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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是刘向在校书过程中“除去与《新序》复重者”， 辑录成书的。但在保存下来的二书章节中，却有十余条材料相似或相同。这些相似或相同材料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主题、事件乃至情节语言相似或相同，但所涉及的人物却不同。比较典型的如：《说苑·尊贤》“赵简子游于西河而乐之”与《新序·杂事》“晋平公浮西河”。二者主题相同，都表示了君主应尊贤、好贤以及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贤人；事件相同，都是君主与舟人围绕求贤和什么是贤人的对话；情节语言基本相同，先是君主因为玩得高兴而慨叹希望与贤人同乐，于是舟人用珠玉无脚却可从千里之外来到宫室为喻，说明贤人来不来和君主的喜爱有直接关系。接下来君主表白自己手下有多少门客，证明自己十分好士。可舟人却用鹄鸟高飞靠的是六翮，至于背上腹下的毛虽多却没什么用，来反问君主手下的众多门客是属于六翮还是毛毳。如果我们忽略个别字词的不同，那么这二则故事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人物是赵简子和古乘，后者人物是晋平公和固桑。这类情况的出现，前人严可均曾有十分精当的解释，“良由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 另一类是同一人同一事，基本情节也多有相似，但行文上各有侧重因而主题不同，也就是同题异类。这里“题”泛指题材、情节、事件、人物，“类”则指以中心主题为标准而划分的卷类。这类材料大致有9条，有表见文末。 这9条材料，又可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新序》卷题上没有明确的主题词，如1、2、3条；一种是在卷题上明确表出它们主题的不同，如4、5、6、7、8、9条。后一种内部又有细微的差别，其中4、5、6条卷题内涵截然不同，7、8、9条卷题内涵则多有重合。 一 赵氏孤儿的故事，是一个十分复杂曲折颇带戏剧性的故事。出于不同的需求，人们会对此产生不同的接受。从恩报角度看，“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 由于赵盾的推荐，韩厥当了中军尉。赵盾死后，屠岸贾煽动诸将要诛灭赵族，韩厥据理力争表示反对，并且通知赵盾的儿子赵朔让他逃跑。赵朔不肯，只是把不绝赵祀的重任托付给韩厥。十五年后，韩厥利用晋景公生病占卜的契机为赵氏一族鸣冤，得到景公的支持，再加上武力威慑，使诸将臣服，共同诛杀屠岸贾，拥立赵氏后人。《说苑·复恩》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文末，感叹到“故人安可以无恩？夫有恩于此，攻复于彼。……非韩厥则赵后不复，韩厥可谓不忘恩矣。”在这个故事中，韩厥复恩用了二十余年。如果与中国一句古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印证，愈发显现出恩报超越时间，超越个体，止于终极目的特征。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在赵氏灭族后，将赵朔的遗腹子偷藏在山中。为了长久的安全，二人合演了一出苦肉计，由程婴出面告发，说公孙杵臼私藏赵孤，因此公孙杵臼和假的赵孤被杀。而程婴则带着真的赵孤等待时机，在韩厥的帮助下，赵孤复立。程婴自杀，向赵朔和公孙杵臼报告他完成了使命。《新序·节士》同样记载了这个故事，彰显的主题却是“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交厚士矣。” 与此相似的还有第4条讲的都是介子推的故事。介子推跟随文公流浪十九年，返国后文公却忘了赏赐他，于是介子推隐居绵山。从介子推不愿争功、毅然归隐可见他是个廉洁之士，从他拒不接受文公的赏赐，甚至宁可被烧死也不离开隐居之地更显见他执着操守信念的个性，可当之无愧称为节士。因此，《新序》将他归入《节士》类。但如果从“受恩者尚必报”来看，晋文公开始忘记赏赐，显然有失君臣之义，后来竭力补偿才又回到正理，则是一个虽不完美但尚能及时改正失误的复恩故事。所以，《说苑》将这个故事放在《复恩》栏目。 此外第6条同是讲伍子胥借兵复仇的故事，《说苑》和《新序》却分别归入《至公》和《善谋》两栏。 以上三条的共同点是刘向在相同或相似的材料中发掘出完全不同的主题，究其原因有二：一、这些材料情节内容多半复杂曲折，本身涵盖面较大，择其中任何一点都能形成中心论题，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反对灭赵族和后来复赵孤过程中，韩厥是主角，而在历经十五年的存孤过程中，程婴和公孙杵臼则是主角。虽然程婴和公孙杵臼的行为也出自于复恩，但在具体行动中，更多地体现了忠勇、刚烈的个性风采。再如伍子胥借兵复仇的故事，一开始吴王提出为伍子胥兴兵复仇，伍子胥不同意，说不能因私废公。后来蔡国与楚结怨，向吴求救，伍子胥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劝吴王伐楚，大败楚国。这件事如果止于吴子胥的第一次劝谏，那么吴子胥称得上至公，不因个人私仇妄用国家之力。可是数年之后，还是在伍子胥劝谏下，吴国出兵伐楚，楚国险些灭亡。虽说此次伐楚是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但在为吴国立功的同时，伍子胥也报了父仇。当初吴子胥逃出楚国就是为了复仇，只是让一个诸侯国为一个外来的个体复仇，向另一个国家开战，显然于情于理都不合，会成为众矢之的。《说苑·至公》记载：面对吴王的建议（也许只是试探），伍子胥冠冕堂皇地说“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说苑·至公》的叙述重点是伍子胥不以私害公，因此，对他后来的复仇只作简单交待，没有详细叙述。《新序·善谋》则接续《说苑·至公》的上述情节进行叙述：当蔡向吴求救时，伍子胥的劝谏仍然是那样地冠冕堂皇“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看起来处处为公，可细忖度起来，却是机谋极深。第一次的拒绝是时机不到，名不正言不顺，第二次的进谏，则是举公义以迎合君心（吴早有称霸之心）又暗藏私利，正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从表层或截取事情的一个发展阶段看，这个故事可提炼的主题是“至公”；从深层或整个事件的流程来看，这个故事可发掘的主题是“善谋”。二、由于刘向在编篡《新序》、《说苑》时的总体设计不尽相同。《新序》标明题目的各篇都是同类故事，每篇相对独立，与其他篇目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必考虑各篇之间的相互照应。《说苑》则不同，它是每两篇为一组，每组内的两篇或相反相成，或前后相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关注两篇之间的关联。因此，《贵德》之后是《复恩》，《新序》已收录的相关故事又分别放置在这两篇中。刘向辑录《复恩》一卷，并特意在卷首阐发道“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迨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与名利于天下者乎。”虽然重点强调的是君臣之间，但实际此观念融汇于普通人的人际关系中；强调的是贵德和复恩之间的一往一来。从此种风气出发，重新解读历史故事，必然有新的内蕴产生。如介子推的故事。以往更多关注于介子推个人的品性节操，而在复恩理念统辖下，关注的视角则转移到一施一报是否公允的一面，同一则故事有了不同的解读主旨。 二 7、8、9条在卷题内涵上有相似之处，即至公与节士、立节与义勇从某种角度看，它们在内涵上多有重合。申包胥之所以被称为节士，是因为在楚国国都沦陷，楚王外逃的时候，只身跑到秦国求救兵，为了能让秦国出兵，他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君，发兵援救楚国。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辅君安国，救急除害”， 因此救国之后，坚决不接受赏赐。这种忠、厚、廉的品格集于一身的人当然称得上是节士。而何为至公呢？《至公》卷首有言“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至公显然也离不开做臣子的忠、厚、廉诸品格。看起来二者似乎有些重叠。但细推敲起来，至公的内涵指向显然侧重于抽象的品行操守，节士的内涵指向则侧重于人的具体个性特征。落实到申包胥的故事上，在《至公》篇借申包胥的故事突出的是“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的政治理想。在《节士》篇则要歌颂申包胥“申子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绝声，厚矣。不受赏，不伐矣”的品性，并对其辞赏提出异议。虽然是同一故事，只在文辞及详略上有些不同，但前者重在说理，后者重在叙事抒情。同样地，季札让国的故事（第7条）在两书中文字大同小异，但在《至公》篇中阐发的是“不以国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无忿”的天下为公的理念，在《节士》篇中则赞赏季札“不受国为义，不杀为仁”的高尚品德。如果我们把这二个故事合起来，再综合全卷来看，就会发现《至公》篇多引层次不同之公的故事，趋向于表达天下为公的理念愿望，每一则故事更像是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小论据；《节士》篇则列举各种各样的人物业迹，展现鲜明的个性风貌，即使对某些个性刘向本人颇有微辞，每一篇故事人物都是节士的一个缩影。 与之相类似的是《立节》篇和《义勇》篇，立节之节是品行操守的抽象概括，义勇则是节士立节的基本条件。第9条讲佛肸叛乱，在他的胁迫下，中牟的士大夫都参与其中。只有田基（田卑）冒着被烹的危险，义正言辞地拒绝。就田基（田卑）个人而言，他为正义而战、为正义而不惜牺牲，其勇大哉！他个性中突出的品性就是义勇二字，这个故事的主题也是义勇二字。就整个故事而言，田基（田卑）名流后世，乃是因为他能立节，能“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 也就是说，《义勇》篇侧重于具体品格，《立节》篇侧重于高屋建瓴。 其实，在某种角度上这四篇之间也有着内在联系，义勇是节士立节的基本条件，至公是节士的大节，或最高标准，而具有义勇乃至至公等品德的人则是节士。这样看来，刘向借用同一材料却从抽象到具体、从基本条件到最高标准，多角度多层次地讨论了士节问题。如此关注士节问题，显然和当时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西汉知识分子特征之一，是不轻受侮辱而果决赴死，这与《立节》篇、《义勇》篇、《节士》篇某些篇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而在阴阳化的《公羊》学说浸淫下，汉儒喜言灾异，而言灾异的精神实质指向天子。于是又有天子失德，上天谴告，灾异迭见，应当逊位让贤的言论。禅让在昭宣之后，数次被人提起，虽说大都受到严厉惩罚，但也不绝如缕。在这种背景下，刘向立《至公》篇称：“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躧。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也是时代风尚的隐约体现。如果考虑到刘向编撰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向皇帝进谏，那么他从多角度多层次地讨论士节问题，未尝不是要建立某种典范以期教化天下、砥砺士风。 三 《新序》成书在先，“以类相从”的原则还没有普遍施用，因此大部分卷题只以“杂事”概括，其中各篇的主题多有不同。有三篇与《说苑》又属于同题异类，即表中的1、2、3条。 第1条讲的是燕昭王求贤兴国的故事。《新序》将它归入《杂事》卷，但它的主题非常明显，故事的末尾“得贤之功也”准确概括出故事的题旨，所以如果我们按照《说苑》的归类方式，可以把它放在《尊贤》卷中。可这个相似的故事在《说苑》中却放到《君道》卷中。虽说尊贤是君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刘向看来，它们显然不是整齐划一的，在《说苑》中它们分别是二卷的卷题。让我们回到文本再看这一问题，在《杂事》中开篇即说昭王想“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郭隗给他讲了古代人君购买千里马的故事，让昭王从尊郭隗开始，从而招徕更多贤士，终于伐齐雪耻。在《君道》中同样的背景则变成昭王问郭隗“存之有道乎？”不再是目标明确的如何招贤、尊贤，而是探求兴国之道。因此郭隗在让昭王以他为师来求贤的具体操作前加了一大段话： 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愿请闻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宾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乗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廵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 这段文字颇有战国策士之风，它铺陈了四种君臣关系：君主是五帝一样的国君，他们的臣子实际是老师；像文王、武王一样的国君，他们的臣子是朋友；像五霸者一样的国君，他们的臣子是宾客，只能一时辅佐；至于亡国之君，相对应的臣子也就是奴虏了。又铺陈了君主的四种态度而招来四种不同的人：君主颐指气使，只能招来做杂役的人；君主摆出国君的威仪，但不失礼貌，那么可以招来普通的臣子；君主把自己放在和对方同等地位上，和颜悦色，不倚仗权势，就可招来能当朋友的人；如果君主降尊纡贵，那么就能招来师傅之材。和前面四种君臣关系相对应，不言而喻要想兴国，就要招贤，要想招贤，就要端正君主的态度。虽然故事最后还是落到求贤、得贤、尊贤上，但相对于《新序》同一则故事，《说苑·君道》更侧重于理论指导意义。 同样，第2条故事也分别收录在《说苑·君道》和《新序·杂事》中。说的都是楚王临死前，分别评价手下两个臣子，一个以忠义行事，常让他不高兴，一个以奉迎行事，让他十分愉快。但他的遗言是奖赏前者，驱逐后者。二则故事在结尾略有不同，正是这一不同，使它们形成了同题异类。在《君道》中的结尾是“申侯伯将之郑，王曰：‘必戒之矣，而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鲁、卫、宋、郑。’不听，遂之郑，三年而得郑国之政，五月而郑人杀之。”说的是申侯伯被逐后，想去郑国。楚王不让他去，因为申侯伯这个人不仁还喜欢专权，不能去鲁、卫、宋、郑这类小国。可申侯伯不听，去了郑国，后来真的专权被杀。这个结尾强化了前面的故事主体，突出楚王的知人，而知人是君道的一种体现。在《杂事》中的结尾是“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谓也。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于以开后嗣，觉来世，犹愈没身不寤者也。”借用曾子和孔子的话对同一件事进行评价，得出的结论是人临死会返其本性及“闻道”的重要性，大有“亡羊补牢”的意味。 第3条故事分列于《善说》和《杂事》二卷中，都是晋平公和叔向的一段对话，针对什么是国家大患，叔向进谏而平公纳谏。 《说苑·善说》：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隠，左右言及国吏，罪。” 《新序·杂事》：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 在《说苑》中这则故事加了一个引子，由于年成不好，又有传染病再加上境外民族进犯，晋平公非常忧虑向叔向请教该怎么办。可叔向却认为这些都不值一提，没什么大不了的。引得晋平公惊问“还有比这些更严重的灾祸吗？”于是引出正文。由于这个引子，叔向对晋平公的进谏便不再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式的正襟危坐式的教导或言辞激烈的警告，而是纡回曲折绕到问题的中心——叔向所重视，所希望谈的话题，晋平公自然而然地接受并采取了相关措施。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谈话方式，表现了叔向娴于辞令和谈话技巧的本领。而在《新序》中，作为背景的引子没有，开篇便是晋平公问叔向，什么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叔向也就直接对答。虽然他们的对话与《说苑》同一段对话没有本质区别，但由于没有引子做为背景，所表现的就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场景，一个忠臣直谏的场景，与语言辞令技巧毫无关系。同一份材料又发掘出不同的主题类别。 综上所述，收录于《说苑》、《新序》中的这9条相似、相同材料，虽然在是否明确标明类别上略有不同，但都属于同题异类这一大的系列。表现了刘向“以类相从”的体例规则和从《新序》到《说苑》渐趋凸显的主题意识。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