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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集》是著名诗人高启入明后的第一部诗集，主要收录其出仕金陵时期的作品。洪武三年秋，高启辞官还乡后，在《缶鸣》、《凤台》、《江馆》诸集的基础上，去芜存精，按体分类，择选诗歌九百余首，仍冠名《缶鸣集》行世，而《凤台》诸集却因此废而不传。幸运的是，《凤台集序》并未随着本集亡佚，而是保存于明人朱存理的《珊瑚木难》中。鉴于此文对于高启研究颇有裨益，且为历来的高启诗文集所失收，故点录以示同好： 凤台集序 渤海高君季迪示余以京师所为诗曰《凤台稿》者，余既受以卒业，辍而叹曰：“四百年无此作矣。”或诮余曰：“有是哉？子之言过欤。”曰：“非也。夫诗，风雅之余，汉魏六朝而降，其法莫盛于唐。非唐人能度越前古，盖以古人之法，唐人能兼而有之。季迪之诗，我取其类唐人耳，非谓由宋及元作者皆不能名世而传后也。” 季迪家姑苏，自少年之时，出语已惊时流辈。及老，工于诗，厌世俗之体近凡，遂弃不复习，悉取唐诸家之作者师焉。每一篇出，啧啧叹赏，于是古之习俗一变而季迪之诗名亦因是而起矣。 忆予被召修《元史》，与季迪同至京师，居史局者数月，又同入内府教西学弟子员。今遂同官翰林为史属，顾惟出处之际，盖未尝一日不与季迪同而凡身之所历，目之所寓，发而歌诗，则有不可得而相同者，季迪虽有教余而终不能如季迪之能言也。盖季迪天资静敏，识见超朗，其在乡，踪迹滞一方，无名山大川以为之游观，无魁人奇士以为之振发，而气颖秀出已如此。今又出游而致身天子之庭，清都太微，临照肃穆，观于宗庙朝廷之大，宫室人物之盛，有以壮其心目；观于诸侯玉帛之会，四夷琛贡之集，有以广其识量；而衣冠缙绅之士又多卓荦奇异之材，有以广其见闻，是皆希世之逢而士君子平息之所愿者。况金陵之形胜，自六朝以来，尝为建都之地，今其山水不异而光岳混融之气，声灵煊赫之极，则大过于昔焉。登石城而望长江，江左之烟云，淮南之草木，皆足以资啸咏而适览观。季迪虽欲韬抑无言，盖有所不能已者。此凤台之集所以作。识者有以知其声气之和平，有以明国家之盛治也。使季迪此时而专意于其诗，则他日之所深造，当遂成一家，奚止相与唐人轩轾哉！ 季迪之诗文甚多，别为《缶鸣》、《江馆》若干卷，皆当世之儒先君子为之序。洪武三年八月既望吴郡谢徽序 。 朱存理（1444－1513），字性甫，号野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生平行事详见于著名画家文征明撰《朱性甫存理先生墓志铭》 。后人对朱存理推许备至，如清朱彝尊引钱谦益语曰：“性甫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忘学，闻人有异书，必从访求，以必得为志。手自缮录前辈诗文积百余家，他所纂集，若《铁网珊瑚》、《野航漫录》、《经子钩玄》、《吴郡献征录》、《名物寓言》、《鹤岑随笔》，又数百卷。……自二人死（注：另一人为朱凯，时人称二人曰‘两朱先生’），吴中故实，往往无所于考，而求其遗书，亦难得矣，惜哉！①”因此，四库馆臣对于《珊瑚木难》一书的评价，亦远远高于同类著作：“兹编悉载所见字画题跋。其卷中，前人诗文世所罕睹者，亦附录焉。前有文征明、文嘉、王穉登、王腾程四人名氏，该出于四家收藏者多。征明等皆以赏鉴相高，故所贮并多名迹。存理又工于考证，凡所题品，具有根据，与真赝杂糅者不同。”② 《凤台集序》的作者谢徽，字玄懿，亦为长洲人，《明史·文苑》有传。他与高启相知二十余年，洪武初又同入朝修《元史》，同入内府西学授经弟子员，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洪武三年七月，两人又同时拒绝朱元璋的擢任，辞官还乡。同年十二月，高启编选《缶鸣集》完毕，尚请来访的谢徽题序③。那么，《凤台集》由谢徽作序，更在情理之中。 朱存理著述谨严，谢徽作序亦合情理，再者伪造谢徽的序文似乎亦无必要，此序的可信度应该还是可以肯定的。 谢徽《凤台集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谢徽对于高启诗歌创作的正确认识，一是他关于金陵之行对高启诗歌创作影响的分析。 洪武三年六月，高启为好友僧道衍序《独庵集》时，明确提出了“兼师众长”的诗学主张：“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④谢徽认为高启之诗远超四百年宋元诸作者的关键所在，就在于高启“类唐人”，即高启能够像唐代诗人一样，对古人之法兼融并蓄，追求体式与风格的多样化。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把握住了高启诗歌创作最重要特征，证明了其诗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是彼此契合的。较之同期为高启诗集作序的王袆、胡翰等人，谢徽的理解无疑更为准确和精到，为我们研究高启的诗学理念和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金陵之行对于高启诗歌创作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顾起伦评高启“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发端沉郁，入趣悠远，得风人激刺微旨”，⑤主要就是针对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而言的。日本学者田冈岭云在《高青丘》一文中认为高启赴南京出仕以前的诗峭拔，南京时代的诗雄丽，晚年的诗洗练，也指出了金陵之行是高启诗歌风格的重要转折点⑥。而第一个论及金陵之行对于高启诗歌创作影响的人，就是谢徽。高启出仕之前，由于元末大规模的战乱和地方割据，使他无法像过去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陆游、苏轼等通过游历或者仕宦来增加自己的阅历，开阔自己的视野，从而为自己的诗歌创作积累丰富的内容和材料。除了至正十八年至二十年一次断断续续的吴越之游外，三十三年的时间里，他的生活范围始终局限于苏州一域。虽然高启天资警敏，识见超人，诗歌成就也令前辈们折服，但毕竟如谢徽所说“其在乡，踪迹滞一方，无名山大川以为之游观，无魁人奇士以为之振发”，这不能不影响到高启在创作上更上一层楼。金陵将近两年的仕宦生活改变了这种局面。谢徽从新朝蓬勃的气象、全新的生活环境、扩大的友朋范围以及不同于秀丽苏州的“足以资啸咏而适览观”的金陵形胜等诸多方面论及其对高启心目、识量、见闻的拓展作用，这种拓展使高启的诗歌内容与境界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变，并且为高启未来自成一家，与唐人相轩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分析与评论，是完全符合高启诗歌创作发展的基本轨迹的。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