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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08年）夏天，卞东波师兄游学北美。此后常常打长途电话给我，我们共同的话题之一往往是海外的汉籍与汉学。卞师兄每恨东西洋的时差阻隔了畅谈的快适，于是就嘱咐我写一篇我在日本京都大学留学时的访书记。当时谈兴正浓，就允诺了下来。后卞师兄归国，见面就立刻询问访书记一事。文债难逃，只得动笔。 国内学界许多名家都有在东瀛淘书的经验，有些已经出版了专门的访书录。他们在海外购书的质量和数量都令人羡慕不已。只可惜我当时是一届穷留学生，对于几万日元甚至十几万日元的学术巨著，虽早知负有盛名，然而大多也只有过屠门而大嚼的份。以下所记的五种，除却平田昌司老师相赠的一种以外，一般皆在一千日元以下。虽然是“小书”，但窃以为都是一些立足于考证但不拘于考证的好书，并且目前购置它们都不算太难。因此略作钩玄提要如次： 一、西嶋定生著、李成市编，《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岩波书店，2000年版 这书本是以西嶋定生（1919～1998）《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为底本，经由早稻田大学的李成市选编而成。在此书中，西嶋定生提出了东亚（东アジア）范围内中国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媒介）、儒教、汉译佛教、律令。这四者皆起源于中国，并波及到朝鲜、日本、越南。作为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前提条件，此书把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称之为“册封体制”——包括国内的内臣与周边诸国的外臣。其中，中国皇帝与周边首长的关系也就是他在学界著名的“中华帝国册封体制论”。此书中所收的《东アジア世界の形成》等三篇论文都是西嶋定生世界史论的奠基性文章。 我在未读《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之前曾经有一个盲点：日本东洋学者的出发点似乎都是对中国史的关心（比如西嶋定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然而，实际上这些东洋学者的出发点是对日本史本身的关心。在此书的第三章中，作者以细腻的笔法重点分析了唐帝国的覆灭引发了东亚世界的崩坏；蒙古的进攻与东亚贸易圈；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与国际局势等等，都可以引起治史者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其中论述到近代东亚世界时，西嶋定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日本的“鬼子之路”：咬破自己的文化母胎，积极的加速了东亚世界的解体。正是对日本史的高度投入，才使得西嶋定生把视角拉长到中国和朝鲜。我们在他们那里，中国无疑是一面镜子。 此书购于京都“朋友书店”。 二、仓石武四郎著，《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发达》，汲古书院，2007年版 本书是1946年度，仓石武四郎（1897～1975）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讲义稿，由上智大学和二松学社大学的诸位后学整理注释并正式出版。这封讲义的原写在仓石武四郎的13行自制稿纸上，稿纸边款题有“卧云书室仿至正翠严精舍栞本玉篇版式”。仓石武四郎早年与吉川幸次郎一起留学中国，拜会过黄侃等大儒，阅览过八千卷楼等藏书处（参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此后他作为日本名儒盐谷温的后继者留东京大学任教。仓石武四郎对于日本传统汉学以及清儒的训诂考证之学兴趣极浓。这也表现在此讲义整理稿所收第一篇文章《日本汉文学史の诸问题》中。西学东渐之后，日本学界也像当年倾倒唐风一样倾倒欧风，而传统的汉学面临危机，仓石武四郎无不忧虑地称之为“断子绝孙”。故而在这本讲义稿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仓石武四郎自始至终对于汉学的热忱与期待。 此书共分十三讲，从考古时代的《大陆文化の受容》到近世的《诸帝大の支那学·东洋史学·支那语学》，提纲要领给我们介绍了日本中国学的种种面貌。对于中国学者较为熟知的遣唐使、《七经孟子考文》等部分，仓石武四郎则举出了大量例证进行中日之间的比较研究；而对于博士家训读、五山文学、古印刷术等部分，中国读者相对会感到陌生，读之亦可以博闻强识。相对于1929年出版的冈田正之《日本汉学文史》，仓石此书可谓青出于蓝。 据此书前所载户川芳郎序言，仓石武四郎另一本在东京大学的讲义《支那学の发达》正在丘山新、桥本秀美研究室进行整理，期待仓石武四郎这位对中国学充满感情的学者的两部讲义可以早日完璧。 此书为平田昌司老师相贈。 三、宫崎市定著，《アジア史概说》，中公文库，1992年第8版 随着韩昇教授将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译出，这位在东洋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再次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就以“内部读物”的形式翻译出版过宫崎市定的论著。引起我们兴趣的不光是宫崎市定对于中国史的精湛把握，还有他从世界史看亚洲史的宏观视角。后者尤其得桑原隲藏、內藤湖南之真传。这部《亚细亚史概说》共分八章，从第一章《亚细亚诸文化的成立与推移》开始，至第八章《现代亚细亚史》为止，特别注重“交通”与“刺激”这两个关键词。此书被弟子砺波护称誉为“平易的文章与明快的理论”的结合。 以往读过宫崎市定的另一本《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中公文库，1988年版），对于其中论述在自由贸易的规则下，中国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文化先进地域西亚这一看法颇感兴趣。而宫崎市定在这部《亚细亚史概说》一书中也高度评价了西亚的文明，并且在书中贯彻了他的“景气循环论”和“西亚文明东流论”。比如他常常说“古代文明，特别是科学和宗教的摇篮地是西南亚”（页117）。宫崎认为只有到了唐代，相对于西亚，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后进国的地位。我推测，宫崎的这种看法可能源于他留欧期间受到了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的影响。同时，宫崎对于自己的西亚学识也颇为自负，曾称东京白鸟库吉的《西域史研究》“大半为无用之长物”。 目前，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学锋教授受谷川道雄之托，正着手翻译宮崎市定的亚洲史系列论文。此中译本一出，必将又会给学界带来新的冲击。 此书购于京都“福田屋书店”。 四、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版 欧风美雨之后，近代日本汉学急速转型，产生了以那珂通世首唱的“东洋学”这一概念。而这一时代著名学者的学记，则有江上波夫编辑的《东洋学の系谱》一、二集（大修馆书店，1992、1994年版）。但是《东洋学の系谱》一书虽然以“全”著称，每个学者的学记却略嫌“简”。2002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刊行了砺波护、藤井让治编的《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一书。此书是以京大文史哲八位前辈学者为对象，聘请这八位的后学弟子所撰写的详细学记。 细目是：狩野直喜（高田时雄撰）、三浦周行（藤井让治撰）、内藤湖南（砺波护撰）、滨田耕作（山中一郎撰）、羽田亨（杉山正明·庄垣内正弘撰）、小岛佑马（池田秀三撰）、宮崎市定（砺波护·间野英二撰）、吉川幸次郎（兴膳宏撰）。涉及领域有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日本）国史学、东洋史学、考古学、中国哲学史。涉及时段也包括了明治、大正和昭和。所选人物则几乎涵盖京都学派草创期的所有重要学者（至于说为何不选铃木虎雄、桑原隲藏等学者，砺波护在前言中说只是执笔者的考虑，并无深意）。 由于执笔者不仅大多为及门弟子，而且都各自学有所专，所以整部书十分地言之有物。比如《狩野直喜》一章，由高田时雄所撰。从狩野直喜在熊本的求学时代谈起，逐步写到狩野经历的义和团起义、上海游学、京大赴任等等。在华期间未能拜会到俞樾、孙诒让，狩野的遗憾之情经高田时雄之笔隔空而传。至于写到狩野敦煌学的业绩，则更是高田时雄的看家本领。又如兴膳宏所撰的《吉川幸次郎》一章，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一篇关于吉川氏的学记。总之，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京都学派学风的形成有很好的帮助。 此书购于京都“朋友书店”。 五、川胜义雄著，《魏晋南北朝》，讲谈社学术文库，2003年版 川胜义雄是中国中世贵族制的持论者之一。其成名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已有徐谷芃、李济沧二氏的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而这本《魏晋南北朝》的写作基调则是“华丽的暗黑时代”。 川胜义雄也有留欧背景，故而常常在此书中把魏晋南北朝置于西欧史对比的视角下进行考察。比如，他认为五胡时代的某些特征类似于古罗马帝国的末期。中国和欧洲的中世史都受到了蒙古草原上匈奴族的影响，北匈奴的西进诱发了日耳曼族的民族大移动，而南匈奴的南下则拉开了五胡乱华的时代序幕。 此书在公元三世纪之前按照时间顺序来写，进入三世纪后则分为江南和华北两部分来写。川胜义雄对于魏晋南北朝何以分裂了四百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内部各地方自立性增强的结果。把这一点扩大，也成为了胡汉民族南北对峙的远因。南朝部分是川胜义雄的强项。在本书中，他叙述的中心线索就是“贵族制社会”，从其初建开始（四世纪）、变容（五到六世纪前半），到崩坏（六世纪后半）都贯穿着川胜义雄对于六朝江南汉族政权与社会形式的深刻思考。他在此书结束语中说：“历史学，就是汇集历史上的诸现象，尝试着把它们作出整合性的解释。”这也使本书学术信息量远远超出一般断代史的原委之一。 这本书的初版写于1974年。作为讲谈社十卷本“中国の历史”之一在此书前的则为西嶋定生的《秦汉帝国》。对于汉唐时代特征观点迥异的东京和京都学者来说，如何在即有的西嶋定生的模式下（西嶋一直写到东汉末）开辟新途径则是本书的另一看点。 此书购于“京都大学生协”。 这篇访“小书”录中所记的五本书，第一、二本的作者属于东京大学，第三、四、五本的作者皆属于京都学派。近代学术史上的东京、京都学派，对于传统中国文、史、哲研究有很大的贡献，然而不少早期的阶段性研究著作至今尚无中译本，甚为遗憾。 2009年夏童岭记于南秀村寓所 原载：《书品》201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