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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成书于汉代初年，一如中国早期的许多典籍一样，其“著作权”问题也一直有争议，尤其是对刘安于本书的贡献，各家意见差别较大。刘安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入朝时，把《内书》(一般认为即《淮南子》)作为珍贵的礼物献于汉武帝的。由于刘安手下有一大批门客，《淮南子》的作者是刘安本人，还是众宾客集体创作，这个问题从汉代起就争议颇多。自高诱提出《淮南子》是刘安与八公合著后，“集体创作说”便相沿成习，正是基于这种看法，《淮南子》被后世不少学者看作是拼凑之作，这种观点影响到对《淮南子》的评价。因而，对于刘安之于《淮南子》的关系，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是正确评价《淮南子》一书的基本前提。 自汉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肯定刘安对《淮南子》有重要贡献，认为《淮南子》中不能没有刘安的手笔。但是，刘安对《淮南子》的贡献远不止于此，颇疑刘安除拟定纲领、排列次第外，大部分篇章亦为他本人手笔，众宾客有帮助搜集材料、抄录文章并相与讨论之功。如果《淮南子》为讲学的记录，那么选题的制定、内容的取舍更无疑取决于刘安。这是笔者对刘安之于《淮南子》关系的一种基本判断。 一、《淮南子》作者之历代说法 (一)《淮南子》为“刘安所作说” 最早为刘安立传的是司马迁，但《史记》对淮南王著述之事没有任何记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时，注明作者为“王安”，张舜徽认为：“此书作者，为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标‘王安’二字，此史家之率笔也。”[1] 185后代的正史《艺文志》多从《汉志》之说，视《淮南子》为刘安作品，《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之《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都是如此，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汉刘安撰《淮南》”。 《西京杂记》肯定地说：“淮南王安著《鸿烈》二十一篇。”王充《论衡·书解》篇引“儒者”言：“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又云：“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显然，王充是认为《淮南子》为刘安所作的。唐代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讲道：“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八中分析：“淮南王招集奇士，倾动四方，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之手，非也。左吴、雷被诸人，著作无我可见，特附《淮南》而显岂梁苑邹枚、邺中刘阮等哉！”清初学者王夫之对刘安的“谋反”野心大加鞭挞，但却称赞：“淮南王安著书二十篇，称引天人之际，亦云博矣。”[2] 59胡适在《淮南王书》中则推断：“淮南王是很能作文辞的，故他的书虽有宾客的帮助，我们不能说其书没有他自己的手笔。”[3] 121 以上这些看法可称之为“刘安所作说”。 (二)“集体创作说” 《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云“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班固的这段话没有说清楚《淮南子》的作者到底是谁，但从文意来看，隐含着《内篇》为宾客集体创作的意思。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云：“《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这里王逸讲到淮南王与八公著述之事，但没有指出“八公”的名字，也没有将其与《淮南子》联系起来。王逸生卒年不详，但安帝时官校书郎，其撰《楚辞章句》大约是在校书郎任上，陆侃如将这一时间定为安帝元初三年(116)，[4] 141这时距刘安献书也已二百多年了。 最早明确提出《淮南子》为集体创作的，应是东汉末年的高诱。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有《叙》一篇，其中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此后，承袭此说者渐众，宋代高似孙《子略》云：“所谓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诸人，各以才智辩谋，出奇驰隽，所以其书驳然不一。”黄震《黄氏日钞》说：“《淮南鸿烈》者，淮南王刘安以文辩致天下方术之士，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淮南鸿烈》虽似错杂，而气法如一，当由刘安手裁。”梁启超说：“刘安博学能文，其书虽由苏飞辈分纂，然宗旨及体例，计必先行规定，然后从事；或安自总其成，亦未可知。《要略》所提挈各篇要点及排列次第，盖匠心经营，极有柱脊，非漫然獭祭而已。”[5] 这两种说法虽仍认为《淮南子》出于众人之手，但对刘安之于《淮南子》的贡献已多有肯定。 近现代众多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等等，均沿袭“集体创作说”。罗义俊则认为《淮南子》是一次大型学术聚会的记录。[6] 371这也是“集体创作说”的变种。 二、《淮南子》“集体创作说”及“杂家”性质辨析 (一)对“集体创作说”的质疑 《淮南子》为集体创作说，始于东汉高诱，相沿成习。然而，此说并非无懈可击。茅盾曾分析高诱“八公”著述事说：“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推想(一)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二)八公之名，史传不见，惟高诱记之；(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无疑。”[7] 448-456高诱是如何知道《淮南子》创作详情的，他没有交代自己的资料来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从时间上讲，高诱乃东汉末年人，《淮南鸿烈解叙》云：“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陵迟，于是以朝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建安十年已是公元205年了，而班固在永元元年(89)下狱而死，此时《汉书》大部分已经完成，较高诱为《淮南子》作注要早一百多年的时间，《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更具说服力。 另一个认为刘安不是《淮南子》作者的理由，是该书内容驳杂，个别地方存在矛盾之处。其实，一部书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也属正常，尤其是成书时间跨度较大者，以此作为否定此书作于一人的理由不能让人信服。而且，仔细分析起来，此书中通常被认为的一些矛盾之处也未必是真，如书中对儒家的态度，评价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也属正常，表明它对问题的看法是辩证的，是在批判地吸收，而不是生吞活剥，谷方先生认为“这种广博非但不同于芜杂，而且恰恰表明它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较之前人有了进步。”[8] 198-259此话不无道理。 (二)《淮南子》杂家性质简析 《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归入“杂家”类。对“杂家”的误读，使得此类著作常被视为认为拼凑之作，杂乱无主旨。因而，要正确认识《淮南子》，有对“杂家”的性质作的辨析的必要。 “杂家”一词，《史记·韩长孺列传》中就出现过，司马迁把“杂家”看作是与《韩子》并列的一家学问。“杂家”明确作为学派之称，应该说还是始于刘向父子，《后汉书·张衡传》说：“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这“九流”中包括了“杂家”，《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这一做法，分诸子为十家，“杂家”是其中之一。此后，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官私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在“子部”中保留有“杂家”。 所谓“杂家”，《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与《汉志》基本相同：“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可见，《汉志》和《隋志》都认为杂家的特点在于“兼儒、墨，合名、法”的包容性，正是取“杂”字的汇集、组合等义，而并非说它“杂乱”。《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小序云：“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班固所谓合儒、墨，兼名、法也。”这一解释透彻、直白，“杂”就是“广”的意思。刘文典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说：“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网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指出了“杂家”的基本特征是以“道德”为准则，融合各家。而目录学之所以列出“杂家”一类，《四库全书总目》说得很明白：“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评论道家学派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兼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汉书·艺文志》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两者的含义非常接近，《汉志》所说的“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在司马谈那里被总括到“道家”去了，说明杂家与道家确实有相通的一面，这也是为什么后世《淮南子》等“杂家”著作经常被认为是“道家”的原因。《汉志》对“道家”也有一定义：“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可见，《论六家要指》说的“道家”实际上包括了《汉志》所说的“道家”和“杂家”，《汉志》将二者区分，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异”，更多的是注意了《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广采众家的特点。 应该说，《汉志》将杂家单列一类，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与早期道家有渊源关系，但又有明显的差异，“杂家兼容并包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一种学术，道家专明此义，杂家则合众说以为说耳。”[9] 158周桂钿云：“《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都是融会各家思想的新体系。以先秦各家的模式来套，它们都不‘合格’，因此被归入‘杂家’。这一事实正可以有力证明它们都是融会百家的新体系。”[10] 6总之，《汉书·艺文志》把“杂家”作为单独的一类列出，以别于道家，对于辨别学术源流有很大的意义。杂家也大谈“道”，对道家的宇宙观吸收较多，乍看之下与道家很相似，但它与道家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它是秦汉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新的学术现象，把它单独作为一派是合理的。《淮南子》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融合较早、较成功的著作，它以“道”的面貌出现，广泛吸收各家思想，建立了新的思想体系，是汉代由黄老学向儒学转变的时代产物，《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是十分恰当的。这与《淮南子》作者在《要略》中的夫子自道是一致的：“若刘氏之书……非寻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在刘安看来，《淮南子》正是一部博采众长而不依傍一家之言，与时俱进的大著作。 三、从传世文献的相关资料推断刘安对《淮南子》的贡献 首先，《史记》、《汉书》均无明确的集体创作说。《史记》没有关于淮南王著书的记录，《汉书》也仅含混地讲到刘安招致宾客，作《内》、《外》书之事。最早记录《淮南子》的是刘向、刘歆父子，《七略》是后来《汉书·艺文志》的基础，是他们当时整理过的图书的目录。《汉志》在著录刘安和淮南文人集团的作品时是有区别的，如《淮南道训》，注明“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又诗赋类中，《淮南王赋》和《淮南群臣赋》是截然分开的，这一点是解开《淮南子》作者之谜的关键。《汉书·楚元王传》中称刘向之父刘德曾治淮南王狱，得到了刘安的《枕中鸿宝苑秘书》，刘向自幼喜欢颂读，并在宣帝时献出。刘向与刘安相去不远，且都属于刘氏宗族，对刘安的情况应该是很熟悉的，《汉书·艺文志》注明《淮南子》作者为“王安”，不是没有根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吕氏春秋》之下《汉志》却标明“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说：“刘、班于一人所著，同为一家之学者，则为之定著同一之书名，如《淮南内》、《淮南外》是也。”[11] 41这条意见值得重视。 其次，刘安具备写作该书的主观条件：他本人好读书，又擅长写作。淮南集团著作丰富。涉及范围广，《汉志》标明为刘安的作品就有诗、赋等多种类型，显示出刘安兴趣广泛，知识面宽，与《淮南子》的无所不包倒也相吻合。从刘安的《谏伐南越书》看，其中引《易》、《诗》等经典的做法，与《淮南子》也有相似处。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高诱所说的与刘安合著《淮南子》的“八公”，《史记》、《汉书》中除了提到伍被、雷被、左吴外，其余均无记载，他们的写作能力值得怀疑。而《淮南子》文章风格较为统一，其辞藻的华丽、气势的宏大，前后并无多少差别。尤其是其用韵、句式，前后也相当一致，它“代表的语言可能就是当时江淮一带的楚音”，[12] 77这些绝非靠修改能够做到，也符合刘安祖籍沛地的身份。 最后，《淮南子》中不时流露出忧谗畏讥之心，这与刘安身世有关，不是其门客能够体会到的，从而证明《淮南子》至少大部分内容出自刘安，或与他有关。 刘安的父亲刘长以“谋逆罪”被贬死雍道，刘安从小就背上叛逆之子的恶名，时时遭到猜忌，文帝封刘安兄弟为列侯时，贾谊就上疏谏止，认为他们不会忘记父仇，会成为朝廷隐患。而此时刘安等还不过是几岁的孩子，他们就已经被认定迟早要为父报仇。“三淮南之封，文帝徒以解惭，固非本意。贾生逆搜其意而欲争止之，其说虽未行，汉君臣自是固日日以白公子，胥待三淮南矣。王安知之，故以读书、鼓琴、学养生之术自溷，使天下众知其儒柔而无武节，冀可少安。”[13] 文集二，16-17正是由于担心被猜忌，刘安从事读书创作、炼丹养生之类的事，以示世人文弱无大志，从而保护自己。所以，《淮南子》对人生看得非常空虚超脱，这实际是刘安忧谗畏讥之心的真实流露，切肤之痛外人难以体会。《淮南子》中这种地方很多，如：“此其为乐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诱慕。解车休马，罢酒徹(彻)乐，而心忽然若有所丧，怅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则？不以内乐外，而以外乐内。乐作而喜，曲终而悲，悲喜转而相生，精神乱营，不得须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伤生，失其得者也。”(《原道训》)① 这段话所表达的对声色犬马之类快乐的虚无感，以及向往充实的心灵世界的情绪，颇有佛家意味，难怪茅坤评点说：“非深知至德之乐不能说得如此快人，沉而悟之，可涉释氏真空景界。”② 诸如此类，《淮南子》中“齐生死”、“细万物”等看似消极的思想，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刘安当时避祸的心态。这一点在《招隐士》中也有反映。王逸《序》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虽身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根据这一解释，《招隐士》是淮南小山之徒为彰屈原之志而作。但王逸《序》又说：“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大雅》、《小雅》也。”“小山”似乎又不是人名，所以，王逸并没有说清《招隐士》是谁作的，不少人也就含含糊糊地把“淮南小山”当作其作者了，也有人认为《招隐士》的作者是刘安。但无论作者是谁，《招隐士》写山中之幽险、悲凉，以及“王孙兮归来，山中不可以久留”的呼唤，凄怆动人，它所流露出的哀婉之气，与《淮南子》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绪有一致处，所以清人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就有怀疑《招隐士》是咏屈原的说法，认为：“此篇义尽于招隐，为淮南召致山谷潜伏之士。绝无闵屈原而章之之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安及藩王的心境，说明《淮南子》中不少内容确与刘安有关，或曰出于刘安之手。 概言之，刘安之于《淮南子》远不止是一个组织者，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当出于他本人之手，其余也必经过他细致地加工、润色，能够反映其思想，展现其文采。《淮南子》虽然内容庞大，但绝非杂乱无章的拼凑，各篇既独立成文，又有内在联系，并围绕一个中心，是自成体系的完整之作。 注释： ①本文中《淮南子》引文系据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个别地方标点有改动，以下同此。另外，本论文引《淮南子》各篇，遵从习惯称法篇名带“训”字，但这不等于作者同意“训”字是原书就有的观点。对《淮南子》各篇名是否带“训”，有不同争议，从《要略》所列篇名看，似不当有。 ②参见明茅坤：《淮南子点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明代刻本。 【参考文献】 [1]张舜徽. 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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