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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曹臣所撰《舌华录》，是介于清言小品与世说体小说之间的杂俎性笔记，有潘之恒万历四十三年(1615)序。书分慧、狂、傲、冷、谑、韵、讽、讥、愤、凄等十八类，汇集春秋至明末人士的隽语名言，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著录。本文想结合有关史料的新发现，对该书作者和版本问题略加考述。 一、作者的生平 前此有关著述，于曹臣生平疑点颇多。如其籍贯，多数言其为歙县（今属安微）人，然清初黄虞稷(1629-1691)所编《千顷堂书目》云其为“苏州人”（卷十二“小说类”），以致造成隶籍两说。至今人所著《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尚云其为“安徽歙县人，一说苏州人”。再如其表字，多数言为“荩之”，唯清初钱谦益(1582-1664)《列朝诗集小传》记载明末相识“曹山人臣”是“字野臣”（丁集下），以致产生或有两曹臣之疑惑。如今人所著《中国志人小说史》即云此曹臣“未知与荩之是否一人，待考”。再如其生平，多数语焉不详，唯《列朝诗集小传》言野臣崇祯十一年(1638)于北京识钱氏，后卒于金陵，有诗集名《鬼订》等，尚属知者之言。然因表字与小说署题不合，故自《四库全书总目》始，即不为诸家所采。 其实，籍贯苏州说，系明显误笔，由小说卷首自署“新都”（郡名，三国吴置，晋更名新安，故城在今浙江淳安县西，与歙县毗邻。隋废，复易歙州为新安，治所歙县）及歙人潘之恒为其作序而落款“里社”某某撰等，皆可为证；表字荩之、野臣，实为一人的可能性也极大。如将《列朝诗集小传》与《舌华录》相对照，会发现两“曹臣”姓名同、籍贯同、身份同、时代同、交友同（钱氏所谓《哭友》二章，即为吊郝公琰之作，而小说卷四《狂语》类引郝氏语，有“吾一懑时，则读曹荩之诗可以消之”）。分析如可成立，便可在钱氏所述基础上，为其拟写小传了。而笔者新近得睹的曹氏《文几山人集》，不仅证实了上述猜测，且有许多新的收获。 《文几山人集》共四卷，前二卷为诗，后二卷为文，系由其“同七世祖兄弟”曹度辑刻（《刻文几山人集序》），始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成于康熙三十七年（分见序、跋）。从卷首所附曹度撰《文几山人传》（下引不注出处者皆出此文）等资料及集中诗文，可对曹臣有关情况作如下勾勒： 1.曹臣，“野臣其字，先字荩之”，号文几山人，“古歙”（各卷首大题下署）即歙县人。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卒于白下，享年六十五。故生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小于钱谦益一岁。 2.“世受阛阛之业”即出身商贾之家，而“自力于诗书”（卷二曹度跋）。但“耻为干禄文字，不求进取”；从无功名，为一布衣“山人”。性“好游”，“出大江南北，收三楚二京之胜，历山左、海岱、吴会、百粤之区”；并喜撰游记，“游必记”。 3.极受“同里”前辈潘之恒(1555-1622)赏识，“盛称其长”，曾向当时文坛名家李本宁荐其诗作。本宁名维桢(1570-1624)，“负重名垂四十年”（《明史·本传》），撰有《题曹荩之诗卷》，今存。 4.一生穷困聊倒，“家日贫”。试举一例：其母“每岁忌辰，以粉合肉作丸，供于祏位，从所嗜也。今年此日贫甚，囊无一文，不能治此。晚乃解幼儿晁胸前所佩小银锁，命大儿善出质肉。不意以街头撮弄夺心，拳中竟为乌有。弄毕始觉，乃泣归门外，不敢入。问之，知其为遗质也。余亦凄然堕泪，随欲加之棰楚。复念此豚为先慈在日钟爱之至，今挞爱孙，此添痛心于地下；是先慈以孙失养，复以养痛孙，即列具盈案，其必不下咽也。审矣，但念不能已。乃上山采蕨数十百茎，归煮以供，庶几可了人子之心万一。伤哉！贫人之厄，一至于此”（《采蕨》）诗引）。今人读之，仍不禁鼻酸。 5.“生前文名暗昒”，所交多为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士。能针砭其“作诗文之病”者，则有郝之玺（字公琰）、罗逸（字远游），张遂辰（字相期，号卿子）“三君”：“公琰攻吾诗之贼，远游补吾文之阙，二君皆以所长济吾所短；于此兼而济之者，则武林卿子焉。”（《三君诗》序） 6.早年放浪形骸，“往日游平康里中，口眼轻薄，每洗垢索瘢”（《赠西安二朱姬》诗引）。为人心高气傲，自称“予本粗狂人，两足走天下。不识慕名人，安知买身价？往往逢世人，人骂予亦骂！”（《寄怀杭州张卿子》）故“行踪落落，常受嗤于拙目”。 7.妻汪氏，贤惠安贫，“日勤十指，以供薄擅，除炊涤之外，针无停隙；且居又最隘，床与灶邻，终日接膝相对”（《针诮》诗引）。子三，长毓善，明崇祯十一年清军攻深州，“城陷死焉”；次泳，清初“遇盗见杀”；幼毓晁，居金陵，后与子大生“俱死”。以“行修名立”之曹臣，“两子皆不良死，不再世而莫嗣”，真令人慨叹不已。 8.所作小说、诗文，今存者有：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十三岁前后撰《舌华录》；万历四十五年编定诗集《蛙音稿》，取名意为“宁为蛙龟音，不为鹦鹉语”（自序）；万历四十七年编定诗集《鬼订稿》，因梦已死之郝之玺“告以诗所得失”而取名。其诗风“哀婉凄恻，苦语愈工”，盖因“所遭多故，不胜清怨”。崇祯五年(1632)编定文集《游囊稿》，另有《蒐玉集》文，不详写作时间。诗、文四种合之而为《文几山人集》。 9.作诗喜以小说笔法撰长文为引，如《夜棹歌》引以千字文叙述金陵名妓沙宛在，钟情于名士吴苑，而不屈于贵公子之豪夺，在吴氏友人相助下终于脱险之情事，文笔跳脱传神，叙述曲折生动，诚为明代不可多得之文言小说佳作；亦可借知其于世说体简约笔法之外，尚能以传奇法纪事。晚明风流公子张岱（1597-约1680）曾因《舌华录》一则微瑕便讥其“字字板实”、“点金成铁”（《陶庵梦忆·张东谷好酒》），恐非知人之论。 以上归纳诸条，或关乎前人未知之史实，或关乎对《舌华录》撰著之理解。吴承学、李光摩所撰《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结语云：“晚明小品是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然而也反映出晚明某些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第75页）曹臣其人其作，或许可算是一个尚未引起关注的典型例证。 二、版本的异同 《舌华录》问世三百八十年来，除了明万历序刻本外，近现代主要有民国初年石印《笔记小说大观》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新文化书社排印本及次年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排印本（参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其中尤以“大观”本最为通行，当代岳麓书社1985年点校本和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注译本（书名《历代妙语小品》），均以此为底本加以整理。然而大观本所收明清诸作，作为整理研究对象，其价值是要打折扣的。即以笔者有限的阅读经历看，所收《客窗闲话》、《志异续编》、《夜雨秋灯录》等书，篇幅仅及原作一半，《里乘》删去后两卷。这在其编者看来，均是无需说明且随心所欲的事情。《舌华录》也不例外，与明刻本相较，大观本的不足十分明显： 1.卷首潘之恒序残。较原文少三十八字，最后一字为“也”，是明刻本首叶下面首栏首字。或大观本所据为一缺首叶上面的残本，因“也”字无法起句而删之，抑未可知。 2.潘氏序后缺袁中道（字小修）序言一篇，共计三百七十五字。 3.正文尽删袁中道眉批，总数近四百条。 此举不仅有损全书的欣赏和资料价值，而且也使卷首所署“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及凡例第三条“吴鹿长参定后，经袁小修评点，其中分类有小出入者，袁已笔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见小修目力之高”（眉批有不少是针对归类而发的）失去照应。 4.在正文卷四《谑语》类中，于“柳机、柳昂在周朝”条之后，缺十则文字；于“北妓张莲英慧甚”条后，又缺十则；于卷九《凄语》类“江陵陈元植”条后，亦缺九则。共计缺三段二十九则。 关于明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子部杂纂类著录如下： 舌华录九卷 明曹臣撰 明万历刻本 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有刻工 在其标注的十二家收藏中，笔者有幸先后翻阅了安徽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三种（以下分别简称皖图本、南图本、存目本）。粗略比勘后竟发现，这三本虽版式行款相同，并于卷一书口下方均署“黄德懋刻”，然其文字却各有异同之处！下面分述之： 皖图本，首为潘之恒序，次为凡例、所采书目，正文有袁中道眉批，各卷大题下署： 新都曹 臣荩之纂著 勾吴吴 苑鹿长参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 南图本，潘序首叶被蛀蚀数字（据皖图本可知为“以吾心入人之心”、“以吾心华开众心华”中的两个“以吾”），书目等皆同于皖图本。唯凡例第三条凡涉袁中道处，均已改易为“经韩先生评点”、“韩已笔端拈出”、“一以见先生目力之高”。大题下落款，唯首卷尚存“批评”二字，其余各卷均荡然无存。 存目本，凡例、书目、署题等皆同皖图本，唯潘序首叶残缺，文字始自“宝树同时发光”，较原文实少八十九字，其中大观及通行点校本所无的首三十八字是：“舌根于心，言发为华。以吾心，人人之心，非从耳食；以吾心华，开众心华，非因色显：此《舌华》所由录也。”然潘序后之袁序，则于三本中为其所独有（此系手书上版者，仿宋刻印则见《文几山人集》附），始与曹度《文几山人传》“公安袁仪部序之”和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有万历乙卯潘之恒及小修序”诸语相符。 皖图、南图及存目本，不仅在序言及署题互有出入，眉批条数也不甚相合。三本共有的不去管它，皖图、存目本有而南图本无的竟有十五条，南图本独有而另两本无的也有两条；另《韵语》类中有一条眉评，南图本属下则（见第十一则“吴逵曰”），皖图和存目本却属上则。此外，正文亦非模合版印般毫无二致，仅将三家藏本互相粗校一过，便发现重要异文有五十条左右。这其中，存目本错南图本对的为数较少，多数为南图本错而存目本对的；而在文字异同之间，皖图本与存目本相同者较多，与南图本相同者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有极个别条目，虽无所谓谁是谁非，但其异文包藏的秘密，却颇有必要设法去探索其解。如《谑语》类“北妓张莲英慧甚”后之首条（大观本无）为： □□□为歙令，墨声甚著。后改为南大理评事，司徒方定之笑曰：“陈公昔为富翁，今为评事，怪哉！” 方定之即歙人方弘静(1516-1611)，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上述引文中以方框所代的首三字，存目本作“陈进士”，南图本作“陈九官”，而皖图本则三字为空白，唯于第三字位置下部仅馀“口”，似为“官”字之底；“司徒”二字，皖图和南图本则成为“邑绅”。陈九官为浙江鄞县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据清乾隆纂修《歙县志》职官志记载，此人“万历年任”歙令。可能曹臣著书时，陈氏尚在南京为官，而该处又是曹臣常居之地，故于称谓当有所忌讳。但一书何致会有或闪烁其词、或直呼其名或铲去诸字之如此不同呢？这还要从为何有关专家学者把凡属“九行十八字白口单边有刻工”的此书皆视为“明万历刻本”说起。 刻工黄德懋，其里籍明代本不详，据今人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云，明代歙县虬村，“从黄文敬、黄文汉于弘治二年(1489)始刻《雪峰胡先生文集》起，开始了黄姓一族刻书的生涯。”他们刻文兼刻图，“待黄德时、黄德宠等兄弟辈出，乃形成精密细巧、俊逸秀丽的徽派风格”（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60页）。此黄德时，于晚明曾刻程士庄万历十六年(1588)序本《宣和博古图录》，并与德新、德懋、德进等合刻徽州汪一鸾万历十八年序本《淮南鸿烈解》（参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312页），可知德懋亦为虬村刻书世家黄氏子弟，出道成名于明万历年间。联系《舌华录》潘序落款，故定其初刻在万历年间应无错误。问题在于，这并不应该等于说已知所存十二家凡行款相同并署“黄德懋刻”者，皆可以同一版次视之。如皖图本之有缺字，似非初刻所宜有；南图本于袁评已了无痕迹，似亦非原版所能有。仅就所见三本判断，同署“黄德懋刻”者似应分属三个版次： 1.存目本当为明万历原刻本。理由是讥讽同时甚至可能同居一城的官府中人，直呼其名，必有不便；易以功名官职代称，在《舌华录》亦为通例。如“陈进士为歙令”后第三则为： 李太史与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戏李曰：“王昏而不能进。”李答曰：“甘为人下而不辞，何也？” 此太史即是曾为曹臣诗作序的李维桢。其人虽官终礼部尚书，但那已是天启年间事了，其于万历年间官阶最尊者便是翰林修撰（太史）。因上引所云颇涉猥亵，故也不以字号相称（本文之所以定李太史为李维桢，一是于万历年间人皆以此尊称之，见《始青阁稿》卷十三《寿李本宁太史先生七十序》、《懒真草堂文集》卷十《太史本宁先生七十序》；一是据《牧斋初学集》卷五十《李公墓志铭》“公娶王氏”，与笔记中“李夫人姓王”完全吻合）。虽这两则事主一为所鄙者，一则所尊者，但同在“谑”类，不称名字的惯例还是客观存在的。加之此本文字错讹最少、序语最全、眉批最清晰，据此而视之为原刻，或较近实情。 2.皖图本是原刻本的修刻重印本。与存目本相比，是大同中有小异：一、虽均署“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评”，但缺袁氏序言；二、眉批条数相同，但字迹有些已较难辨；三、文字虽基本相同，但仍有近十条异文，如存目本： 《狂语》第32则“我以偏师待之”，皖图本“师”作“帅”； 同类第36则“合无陪人”，皖图本“陪”作“赔”； 《韵语》第48则“任育长”，皖图本“育”作“肩”； 同类第49则“辄唤奈何”，皖图本“奈”作“李”； 《俊语》第50则“苟、乐之风”，皖图本“苟”作“荀”； 《讽语》第28则“且放在脳(脑）后，”皖图本“脳”作“胸； 《讥语》第43则“得不饮乎”，皖图本“饮”作“欲”； 《浇语》第24则“汤始称佳”，皖图本“佳”作“侍”。 加上《谑语》第98则“陈进士”、“司徒”方定之的铲、改，可知皖图本不仅不是原刻本的重印，而且也非修刻本的首次印本。在此本之前，尚有一个已将“陈进士”、“司徒”改成“陈九官”、“邑绅”的版本。只是“陈九官”云云已引起是非，故在重印时将此三字铲除；其印刷时间距万历原刻当不会太久（《贩书偶记续编》即云《舌华录》“约天启间刊”）。如时隔太长，当也不会再生纠葛了。 3.南图本是据明刻“陈九官”本重刻者，时间或在清代中前期，理由是书中已将有关袁中道处或铲除一空，或改换为“韩先生”。如在晚明，袁氏声誉如日中天，得其序评身价百倍，假托尚且不及，如何舍得删去？降至清代则时变势移，袁中道所作已由畅销书变为“全毁书”（参见清·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8页、雷梦辰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为了免遭牵累，始会有抽序改名之举。只是又抽又改，无暇面面俱到，以致翻刻时造成卷首大题下落款已除去“公安袁中道小修”七字而独剩“批评”，空落落无所照应；且凡例中“韩先生”又纯为空穴来风，见首不见尾，版本晚出之迹甚明。此本文字不仅全袭皖图本上举诸条（其中仅“苟”改为“荀”是对的）；与存目本与皖图本相比，不仅漏刻十余条眉批，而且增加了许多音近、形近而误之处，如顾—项，问—何，召—石，加—嘉，不—胡，杲—果，蔡—察，诮—笑，比—此，四—曰， —菌，次—此，乏—之，姝—妹，嵩—崇，栗—粟，一—与，芜—无，木—本，辦—辨（破折号前为存目本、皖图本的文字，后为南图本误刻之字）；此外还增加了不少衍脱及音、形差别较大的误刻，另有一些是出入较大的异文。 至于清代翻刻本为何仍署“黄德懋刻”，原因可能是此书板片当一直为虬村黄氏家族所存。否则以曹臣身后之绝嗣无继，书板当早已散失矣。另外，虬村黄氏恐亦非单纯刻工，王重民先生在征引黄德时兄弟刻《淮南鸿烈解》汪一鸾序语“乃□剞劂氏之请，遂命重梓”后，曾敏锐地觉察到“黄氏群从，似又以刻工兼营出版事业者”；加之其“子孙相传为业，直至清末民初”尚绵延不绝（李致忠先生语），对于《舌华录》这部颇受欢迎之作，必定会收藏其板并屡有印刷，直至漫漶烂损不堪重印为止。即使至清中叶翻刻时，无论是出于对祖先的尊重之心，或者是出于貌似明本的商业目的，均会对“黄德懋刻”四字原封不动的。今人对已无袁中道大名的“韩先生”批评本，仍视之为明万历所刻，其根据当即在此四字。 存目丛书影印的清华大学藏本，在三本中固然问艺最早，然其书品却较差，仅缺页便有四处： 1.首篇潘序明显缺首叶两面（影印件上即是两面丝栏，除版心有明显为后人补定的“舌华录序”外，空无一字）； 2.目录缺第二叶下面，文字为“凄语第十八”； 3.正文卷三缺第七叶两面，为《冷语》“洪武京城既完”等七则； 4.正文卷九缺第十七叶两面、第十八叶上面，为《凄语》“张思曼亡后”等九则。 编入存目丛书时，除了第三处注明“原缺第七叶”外，余皆没有交待。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云，该丛书底本确定的原则是首选“不缺页的足本，在足本的前提下，再选择较早的刻本或抄本”（《新华文摘》1997年第10期第206页），衡之《舌华录》，似乎未能尽得验证。只可惜此书仅北京地区便另有四家收藏，现在这难以弥补的微瑕，原本可以容易地换之以瑜的。当然，这或许只是局外人未知甘苦的轻巧语而已。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存目丛书在影印过程中还新添错版三处： 1.第570页上部二十三叶左面，应移至第592页下部二十一叶左面； 2.第570页下部二十四叶左面，应移至同页上部二十三叶左面； 3.第592页下部二十一叶左面，应移至第570页下部二十四叶左面。 对这些由印制不慎而给阅读使用带来的不便，就更让人心生遗憾了。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