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维鳞《明书》是纪传体明史，171卷，记述自元朝天历元年（1328年）迄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300多年的史事。长期以来，《明书》虽被明史研究者所利用，但鲜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者。故笔者撰述此文，阐明《明书》编纂始末，揭示《明书》未能广泛流传的原因，厘清学界的一些错误认识。 一、由参修《明史》引发《明书》的编纂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宣示明朝的灭亡和自己的正统地位，从顺治二年（1645年）起，设馆纂修《明史》。但此时清廷正全力征讨农民军和对付南明势力，根本无暇顾及《明史》的编纂，加之资料限制，故史馆只是“将明时事迹，照通鉴体裁编纂成书”，① 做了初步的资料长编工作。 傅维鳞在顺治三年考中进士，做了一年的庶吉士后，于顺治四年五月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之职，“得分修明史”。② 当时明史馆修史，是以抓阄的方式分派任务，每名参修人员负责20多年史事编纂工作，编纂内容只限于《明实录》的资料，即傅维鳞说的“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列局分曹，不能悉窥全册，又止采实录，严禁旁搜，除所阄二十余年，他勿得过而问矣”。③ 如此编纂史书，傅维鳞的史才很难发挥。且因用时不是很多，使他不禁有“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的慨叹，④ 于是产生了私修明史的想法。⑤ 这一点，与唐代的史家刘知几颇为相似。刘知几身在史馆，参与修史，但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采纳，无奈只好退而作《史通》来表达自己的见解。《明实录》多有曲讳，且历史事件有因果，典章制度有沿革，明史馆止采实录，严禁旁搜以及除自己所分年限，其它均不得过问的做法，是违背历史编纂学的，也不可能修成一部信史。从傅维鳞《叙传》对这一情况介绍的字里行间，明显看出他对总裁们修史方法的不满，联想到顺治十年福临亲试翰林官，傅维鳞以第三名的成绩却被外放，可以推断，性情鲠直的他曾经向总裁官提出异议，并因此得罪了那些总裁。建议不被采纳，史才不得发挥，而史官的责任感又让傅维鳞不能坐视一部劣质的胜朝史传世，这些，促成了他决心以一己之力完成一部信史的愿望。 傅维鳞私撰明史，和明代中后期以来的私人修史之风亦有密切关系。由于明朝并无国史传世，⑥ 而实录又几经修改，一些历史真相被掩盖、扭曲。有责任的史学家为正视听，纷纷著述国史，引发了私人修史之风。当时私人所著明史相当丰富，如弘治时有黄金的《开国功臣录》、徐竑的《皇明名臣琬琰录》，正德时有张芹的《建文忠节录》、魏焕的《皇明九边考》、廖道南的《殿阁词林记》，嘉靖时有吴朴的《龙飞纪略》、陈建的《皇明启运录》、《皇明资治通纪》、高岱的《鸿猷录》、郑晓的《吾学编》，隆庆时有邓球的《皇明泳化类编》，万历时有郑汝碧的《皇明功臣封爵考》、项笃寿的《今献备遗》、雷礼的《大政记》、《国朝列卿记》、薛应旂的《宪章录》、黄光升的《昭代典则》、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邓元锡的《皇明书》、焦竑的《国朝献征录》、王兆云的《词林人物考》、李贽的《续藏书》、张铨的《国史纪闻》、张萱的《西园闻见录》、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何乔远的《名山藏》，崇祯时有尹守衡的《史窃》、钱谦益的《国朝事略》、《群雄事略》、《功臣事略》、朱国桢的《皇明史概》、刘振的《识大录》等等，不胜枚举。 在傅维鳞看来，以往的明史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欠。明代的国史就是《明实录》，而《明实录》缺欠颇多： 国家传后之书，莫如实录。古者史职，咸出世官。天子言动，左右必记。事既亲见，言亦耳闻。笔之于书，金石不泐。后世则不然，官无定员，职无定人。疏逖人主，邈隔九重。不特宫中之动静，迥不相关，即殿上之谟谋，矒不相及。而各曹政务，又全不与闻。及易世之后，始取所贮奏章及起居敕谕，以次誊书。又总领以勋臣，提调以宰辅，无论执笔者之邪正，改窜者之公私，而追书旧事，茫昧者多。国忸衮缺，表之有吠主之嫌；冒功伪名，暴之有操戈之衅。或夺于权势，或隘于见闻，或怵于利害，或徇于情面。孝子慈孙，每委曲欲掩覆其祖父之短；富豪权要，凌竞欲矫饰其一日之长。致使孤而无援者之谋猷勋业，灭没不彰，而奸险情态，则无以发其微而垂戒后世。嗟乎，明之实录，大概如此矣！⑦傅维鳞从实录的纂修制度到纂修的人员的心态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剖析，认为这样修成的实录，绝对不可能是信史。因而后世修史，也不应当仅仅依据实录。 不仅实录不实，私人所修史书也有许多弊端，某些方面比之实录更甚。对此，傅维鳞与明代著名史家王世贞一样，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写到： 野史之弊则又甚焉。或有为而作，激烈成编，图报畅荣，挟憾污蔑，寄雌黄于睚眦，彰黻绣于党同，妄肆贬褒，谬厥圣嚚；或人品粗率，才识平庸，轻听惑滋，据为坚确，陋巷妄述廊庙之事，下市偶闻传说之言，遂信为真，裒然成帙；或诡诞偏僻，好为其创，本前代之事，而辄作时人，实风影之谈，而妄云果有，务为可惊可愕，以取媚听闻。总之，各抒胸臆，不顾传疑，是非混淆，真赝参半。⑧认为私人修史或由于动机不良，或由于才识平庸，不具备史家的素质，使史书质量不高，作为资料也是真伪参半。正是认识到实录不实，野史真赝掺杂，所以傅维鳞决定扬长避短，纂修一部真正的有明一代信史。 二、纂修条件、起讫时间 要完成一部信史，需要一定的修史条件。傅维鳞作为史官，作为世家子弟，比之一般“遗民”，更具备纂修一部信史的条件。 首先，材料易得。傅维鳞身在史馆，担负着纂修《明史》的任务，可以翻检《明实录》，亦可“览中秘琬琰”。⑨ 明万历年间官修国史保存下来的资料多能看到。加之朝廷官员多藏书，借阅也比较便利。正因为如此，他可以搜罗到“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300余部，9000余卷。如此丰富的史料， 为傅维鳞修成一部信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见闻较广。傅维鳞的祖父曾做过岐山令，父亲曾在湖南、山西、河南等地做地方官，傅维鳞“随祖、父宦游，多历山川”，为他写史提供了感性材料。另外，傅维鳞因父亲和自己先后在朝为官而“久居京国”，得以“多闻掌故”，“日依寿献”，得到许多口传史料。⑩ 第三，时间充裕。轻闲的翰林院生活，为傅维鳞写作《明书》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众所周知，翰林院是储才、养贤之所，主要职能是修史、备皇帝顾问。清初政局未稳，加之顺治帝年纪幼小，除修《明史》和编纂《清太宗实录》外，没有太多的文化举措，因而傅维鳞在翰林院“事既简静，偃息多闲”，(11) 使得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明书》的写作当中。 《明书》的写作始于何时，这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傅维鳞在《叙传》中写道： 顺治三年，岁丙戌，开进士科，维鳞获中式选，改庶吉士，入内翰林国史院。明年丁亥，授编修，改内翰林秘书院。又五年，晋左春坊左中允，兼内翰林弘文院编修。鳞得分修明史，所纂不过二十余年。止类编实录，不旁采，鳞以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乃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余部，九千余卷。参互明朝实录，考订同异，不揣固陋，纂成《明书》。(12) 很显然，傅维鳞开始《明书》的写作是在他参与纂修《明史》之后。那么他从何时开始参与《明史》编修的呢？ 上面这段话，有人理解为顺治九年（1652年），傅维鳞晋左春坊左中允，兼内翰林弘文院编修起，才开始与《明史》结缘。(13) 也有人将“又五年”看作就是顺治五年，认为傅维鳞自顺治五年开始纂修《明史》，(14) 查阅《清世祖实录》，傅维鳞晋左春坊左中允兼内弘文院编修的时间不是顺治五年，而是顺治九年六月。(15) 实际上，仔细分析傅维鳞的传记资料及傅燮詷的刊刻《明书》序，我们就会发现，傅维鳞参修《明史》，始于顺治四年授内翰林秘书院编修后。《自叙》中作者以时间顺序叙述自己的翰林院生涯，然后道及因参修《明史》而撰写《明书》，并非指“又五年”晋左春坊左中允兼弘文院编修后才“得分修明史”。 首先我们来看魏裔介所撰《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掌雷傅公墓表》： 丙戌之岁成进士，选入翰林为庶常。授编修，分修明史，经纬出入，断以己见，不随人观场，又以公余自著明史数百卷。戊子典试江南，得俊士百四十五人，成进士者百余人。旋晋左中允。(16) 再看李霨所撰《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掌雷傅公诰封夫人周氏合葬墓志铭》： 丙戌进士，读书中秘，所著馆课清峻绝伦，同辈蔑不矜许。迁编修，分修明史，更于退食纂古史百余卷，评衡论断，有古兰台风。戊子典试江南，名士尽入彀，成进士者百余人。晋秩宫允。(17)显然，这两段话都是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分修《明史》一事是在戊子（顺治五年）典试江南之前，而晋左中允更在典试江南之后。 傅维鳞的家传、《灵寿县志》叙述他的生平也是先说分修《明史》，后记典试江南。只有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记述方式与《明书》的《自叙》相似，先述翰林院期间所任官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典试江南，再叙述由修明史而纂《明书》。 另外，顺治朝集中纂修《明史》，至顺治四年就已告一段落，以后都是征集资料。前文提到，至顺治四年，明史馆“照通鉴体裁编纂成书”，说明傅维鳞参与的类编实录工作，至顺治四年已经完成。既然如此，那么傅维鳞分修明史，就绝对不会是顺治九年的事了。 最重要的是，傅维鳞的次子傅燮詷于康熙三十四年所作的刊刻《明书》序，也说明了顺治三年、四年间，傅维鳞开始纂修《明书》的事实： 忆昔先大人为史官编纂《明书》时，詷方四龄耳。阅六年，将告成，适先大人以借才外用，分臬清源，未及竣事。尚阙一本纪、七列传，其名臣亦未合传、合赞也。迨后先大人以特诏为少廷尉，历任至尚书，仅续合赞名臣数传，而究未暇卒业。…… 詷今年五十三矣，由初编纂计至今日，凡历五十载而剞劂告成焉。爰记其始末如左。这两段话给了我们三个开始编书的时间：一、傅燮詷4岁时；二、分臬清源之前6年；三、《明书》刊刻前50年。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傅燮詷53岁，那么他应该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出生，虚岁4岁时是顺治三年（1646年），周岁4岁则是顺治四年；傅维鳞分臬清源，是顺治十年，前推6年，应该是顺治四年；刊刻《明书》是康熙三十四年，前推50年，亦是顺治四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了傅维鳞是顺治三、四年间开始写作《明书》的。 那么确切时间是顺治三年还是顺治四年呢？前面提到，《明书》的编写是由分修《明史》引发的。而傅维鳞分修《明史》是在顺治四年任内翰林秘书院编修之后，故《明书》的编修当始于顺治四年，也就是1647年。 从上面资料，还可以看到，《明书》的纂修主要是在顺治四年至顺治十年这6年间。一部171卷，165万多字的史书，(18) 以6年时间纂成，对私人修史而言，速度之快，是罕见的。这得益于材料的充足、时间上的保证，当然，更重要的是傅维鳞的用功之勤。在傅燮詷儿时的记忆中，当时的傅维鳞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19)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史料的研选和书稿的撰写中。这一点在傅维鳞的诗句中也有反映，如“一室膝穿榻，劳劳手不停”，“拨闷删香谱，虚心订石经”，“计功惟卷帙，入梦每家山”等。(20) 顺治十年，傅维鳞到临清上任，他的《明书》“尚阙一本纪、七列传，其名臣亦未合传、合赞也。”顺治十二年回京任朝官以后，“仅续名臣合赞数传，而究未暇卒业”。(21) 因而，《怀宗端皇帝本纪》及一些人物如李自成、徐鸿儒、安邦彦、奢崇明、梁芳、魏忠贤等的传记，虽列入目录而未能完成，《名臣传》里“共六十人有传无赞”。(22) 至傅维鳞去世，此书未整理成帙。 关于《明书》的完成时间，近来有顺治九年和十二年两种说法。(23) 《明书》全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在顺治十年已经写好了，顺治十二年以后只是零星续补，故以顺治十年作《明书》的成书时间比较合适。 明末清初，私修明史较有影响者有谈迁、张岱、傅维鳞、查继佐、谷应泰。谈迁写《国榷》始于天启年间，张岱修《石匮书》始于崇祯年间，都早于傅维鳞写《明书》。但以成书时间论，《国榷》完成于顺治十四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完成于顺治十五年，《石匮书》成于顺治年间，但纪事止于天启朝，至《石匮书后集》完成已是康熙年间，查继佐的《罪惟录》亦成书于康熙年间，而《明书》完成于顺治十年，在成书时间上，早于诸家著作，因而它是第一部明代全史。正如谢国桢所言：“有明一代全史，实创始于傅氏，亦继取者所当取资也。”(24) 三、《明书》的史料来源 前面提到，《明书》纂成速度之快，得益于材料的充实。《明书》的资料来源，除《明实录》外，还有野史、文集、家谱、碑志等300多部。 《明书》本纪部分资料主要取材于《明实录》。傅维鳞在《明书·叙传》中明确地说明了他纂修《明书》是“参互实录”的，未参考《明实录》的部分，亦特别注明，如《神宗显皇帝本纪》下书“未参实录，尚多阙略”；《怀宗端皇帝本纪》下书“未有实录，事缺”。(25) 《明书》各志多参考《大明会典》而成。在卷三十九《方域志》序论中，傅维鳞说：“今唯以《大明会典》为正，而参互诸书，群著于谱。”其中《经籍志》参考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刘若愚《酌中志》；《历法志》参酌《大统历》。 《明书》的世家主要以王世贞的《弇州史料》为蓝本，十个世家中的九个——《中山王徐达世家》、《开平王常遇春世家》、《岐阳王李文忠世家》、《宁河王邓愈世家》、《东瓯王汤和世家》、《黔宁王沐英世家》、《颍国公傅友德世家》、《宋国公冯胜世家》、《韩国公李善长世家》，皆取自《弇州史料》，只有《营国公郭英世家》例外。 《明书》的表，大部分取诸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有研究者指出，除《先设后革诸官表》、《祖系故王表》、《制科取士年表》外，其它九表几乎都是改编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诸表而成。(26) 而实际上，笔者对比发现， 《先设后革诸官表》亦源于《弇山堂别集》，《制科取士年表》也参考了《弇山堂别集》。 《明书》的记、传主要取材于朱国桢《皇明史概》、王世贞《弇州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郑晓《吾学编》、邓球《皇明泳化类编》、李贽《续藏书》、焦竑《国朝献征录》、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等。 何乔远《名山藏》、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吴道南《国史河渠志》等著作，亦为《明书》所取资。 此外，傅维鳞还利用一些口传资料，如《穆宗本纪》赞语云：“鳞生万历中年，去穆宗时最近。每杂田间研论农务，闻故老言，穆宗时天无水旱，余粮栖亩首，目不睹戈甲，每饭饱午寐，酣足而寤，日未昃也。”(27) 再如《宁河王邓愈世家》云：“予过襄阳，几三百年，人尚多道卫公云。”(28) 四、《明书》的刊布流传 顺治时期，清朝对私人修史没有什么限制，但毕竟朝廷在纂修明史，作为纂修人员之一的傅维鳞再私修《明书》，是不该太过公开的。故虽友人多知道他私著明史，称之为名山事业，但该书并未如研究者所云“流布于当时”，(29) 否则不会连与之有金石之交的魏裔介都不清楚《明书》的卷数，以致为其撰写墓表时，说他“自著明史数百卷”。(30) 顺治十六年，傅维鳞在京刊刻了《明书》的部分论赞，但不久，书板即毁于回禄。(31) 笔者推测，书版遭火，并非偶然，很可能是有意焚毁。因为顺治十六年，御史董文骥曾参劾谷应泰著史，顺治帝下令检阅原书。检查结果，未发现什么违碍文字。但《明书》并非没有违碍文字，里面多“虏”字，且载女直事，故很可能在《明史纪事本末》被检查的同时，傅维鳞就将刚刚刊刻不久的《明书》论赞书板焚毁了。由此还联想到顺治十六年十一月，身为户部左侍郎、三月份才加了太子少保衔的傅维鳞请假回乡修治母茔，直至顺治十八年五月才回到朝廷，这其中是否有避风头的因素在内呢？也正因为如此，傅维鳞居家一年半，却未对《明书》进行增补。嗣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至康熙二年发生庄氏“明史案”，浙江富户庄廷鑨所纂辑《明史》载有努尔哈赤生平，且中有“建夷”、“夷寇”、“奴酋”等字样，又采用南明年号纪年，被人告发，酿成大狱，罹祸者七十余人。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傅维鳞不可能也不敢将《明书》公开刊刻。 康熙十八年，明史馆征书，明确说明即使有违碍文字，亦不追究，傅维鳞的家人也没主动将《明书》上交。直到康熙二十年，史馆点名开列《明书》。(32) 傅燮詷在上级官员三令五申的催促下，才将此书誊录两部，送缴史馆。 《明书》送到史馆后的命运，史料不多，仅零星几点。《大清畿辅先哲传》说：“其后征其书入史馆，论者虽议其体例，然亦不能不服其勤博也。”(33)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黄虞稷在陆陇其赴灵寿任知县前，曾经对陆陇其说起此书在史馆，并认为持论颇不甚正。(34) 以后全祖望在《上明史馆总裁书》中亦提到此书，说《明书》补元臣传的做法可采用，但认为该书不为著述家所称道(35)。看来《明书》入史馆后，诸参与修史之人多曾阅读、品评。 康熙二十三年，陆陇其做灵寿令时曾向傅维鳞长子傅燮邕借阅《明书》原稿，并在《灵寿县志》中对《明书》进行了评论，当时有赵耐孺者读了该志，认为傅维鳞人物归类“似过刻”，陆陇其回信辩论，其中有云：“傅君之书，卷帙浩繁，未经付梓，其家无副本，不肯远借。往岁曾录一本送史馆，可就观也。”(36) 可见当时，欲一读《明书》，还不是很容易。 自康熙十七年以后，傅燮詷陆续刊刻父、祖著作。三十三年五月，时任临汀县令的傅燮詷开始请人刊刻《明书》，到三十四年七月，方刊刻完毕，“计共为卷一百七十有一，为页四千七十有九，为字一百六十五万零”。(37) 从此，《明书》得以在社会上流布。 清修《四库全书》，《明书》又被征入四库馆，所征入者为浙江孙仰曾家藏本，(38) 从孙仰曾的藏本为四十八册的情况看，应该就是康熙三十四年刻本。然而， 《明书》的命运如同其它明代野史、文集一样，仅被列入存目。当然，以《明书》记“女直”事又多“虏”字的情况看，未入禁毁书目，已经是“例外”了。(39) 《四库全书总目》虽承认其所采资料之博，但认为体例舛杂，评价欠佳。而与此同时，《明书》在《明史》考证过程中，则发挥了足资参考的作用。经笔者统计，在《明史》考证中，方炜、刘锡嘏、章宗瀛、黄寿龄、严福等几位馆臣，提及傅维鳞的《明书》有150多次，说明《明书》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可见，由于清朝的文化政策，《明书》的刊布经过了一个坎坷的历程。而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偏见，由于官修《明史》的独尊地位，《明书》作为第一部明代全史，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亦寥寥。不过，一些有识之士还是看到了《明书》的价值，或将其收入《基辅丛书》、《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中国野史集成》、《明代传记丛刊》等，或重新单独刊印，为《明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明书》现存版本有：（1）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及国家博物馆等藏康熙三十四年本诚堂刻本。（2）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3）《畿辅丛书》本。（4）武进陶湘汇印本（民国二年据畿辅丛书版汇印）。（5）《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畿辅丛书本排印）。（6）《国学基本丛书》本。（7）《丛书集成初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据《初编》本排印）。（8）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线装影印本。（9）《四库本书存目丛书》本（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康熙三十四年本诚堂刻本影印）。（10）《中国野史集成》本（巴蜀书社1993年据《畿辅丛书》本影印）。 台湾成文出版社的《明代传记丛刊》，有《明书》的世家和列传部分；中华书局《明史·艺文志》有《明书》的《经籍志》部分。 另外，嘉庆时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提到的《明书》为“写本”，《上海图书馆善本提跋选辑》中提到的《明书》为“清抄本”，(40) 此二抄本是否是同一个本子以及与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渊源关系，尚待考证。 以上各本，康熙三十四年刻本有序，有征书、缴书文，最为珍贵。《丛书集成初编》本、《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新编》、《中国野史集成》本最便阅读。然《丛书集成新编》本中断句错误、错字不少，亦有错页，致使《邵宝传》的大部分、《章懋传》的全篇、《湛若水传》的前半部分在新编本中漏载。 收稿日期：2006—02—05 注释： ① 见《明书》卷首附征书咨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② 《明书》卷171《叙传二》。 ③ 《明书》卷171《叙传二》。 ④ 《明书》卷171《叙传二》。 ⑤ 薛新力《〈明史艺文志〉编撰考》说：“清初开修《明史》时， 傅维鳞曾承担过《艺文志》撰修任务，但他只是依据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去抄辑……”（《北京大学学报》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2002年）从傅维鳞《叙传》看，傅维鳞在史馆并未承担《艺文志》的撰写任务。 ⑥ 明朝曾于万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曾由陈于陛主持修国史，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完成。详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⑦ 《明书》卷171，《叙传二》。 ⑧ 《明书》卷171，《叙传二》。 ⑨ 《明书》卷15，《穆宗庄皇帝本纪》赞语。 ⑩ 《明书》卷171，《叙传二》。 (11) 《明书》卷171，《叙传二》。 (12) 《明书》卷171，《叙传二》。 (13) 乔治忠：《论清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纂修——兼与香港大学何冠彪博士商榷》：“顺治朝在《明史》纂修工作上，不过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阄，各依抓得之年抄略《明实录》。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馆的傅维鳞，即抓阄得二十余年时限……”见《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 (14) 李新达《傅维鳞〈明书〉》：“五年（1648）晋左春坊左中允， 兼内弘文院编修参修《明史》，典试江南。”见《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5)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五顺治九年六月丙寅。 (16) 见《傅氏家乘》上之三，《祠坊·茔域·表志》， 河北灵寿傅氏家藏清抄本。 (17) 见《傅氏家乘》上之三，《祠坊·茔域·表志》。 (18) 数字亦见自《明书》序。《四思堂文集》跋云“成五十余万言”，概当时未刊，不详字数，刊刻后方知道确切字数。 (19) 《四思堂文集》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清康熙十七年刻本影印，集部213、214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 (20) 《四思堂文集》卷7，《后控怀三十首》。 (21) 《明书》序。 (22) 李新达：《傅维鳞与〈明书〉》。 (23) 顺治九年说，李小林《明史研究各览》：“1652年，傅维鳞著《明书》。”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亦云“傅维鳞的《明书》撰成于顺治九年”；顺治十二年说，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顺治）十二年，傅维鳞《明书》成”二说的依据，大概都是对上述史料的推测。 (24)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7页。 (25) 《明书》卷首，《明书目录》。 (26) 孙卫国：《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南开学报》1998年第2期。 (27) 《明书》卷15，《穆宗庄皇帝本纪》赞语。 (28) 《明书》卷92，《宁河王邓愈世家》。 (29) 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0) 魏裔介：《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掌雷傅公墓表》，《傅氏家乘》上之三《祠坊·茔域·表志》。 (31) 《明书》序载：“于顺治十六年曾刊论赞之已成者于都下，未几，板毁于回禄，犹幸此书原稿得存。” (32) 《明书》卷首附录征书咨文。 (33) 《大清畿辅先哲传》传二《名臣二·傅维鳞》，《清代传记丛刊》，第198册。 (34) 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康熙二十二年下记：“十月十一，会黄俞邰，言灵寿故少司空傅维霖所作明史持论颇不甚正，今送在史馆。”《续修四库全书》559册，影印清同治九年浙江书局刊本。 (35)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二《移明史馆帖子六》中曾说：“兹偶与客语灵寿傅氏《明书》，谓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傅氏之书譾劣，不为著述家所称，其补元臣亦未备，要其所见则佳耳。”《续修四库全书》第1428册，影印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36) 吴光酉等：《陆陇其年谱》卷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0页。 (37) 《明书》序。 (38) 清四库馆编、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1、第247页。 (39) 陈守实《明史抉微》云：“他若傅维鳞之《明书》，虽作于《明史》未成以前，而独得搜列史馆，四库未见谴罪，实为例外矣。”见包遵彭编《明史考证抉微》，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 (40) 载《历史文献》第二辑。笔者检索上海图书馆馆藏目录，未见《明书》抄本。 原载：《史学史研究》200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