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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是汉代的主流文化，帝王尊儒选官，士人明经入仕，官吏援经治事，公私之学校教育亦以经学为核心内容。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渐次移风易俗，蔓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人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丧葬祭祀等无一不受到经学之浸染规范。 如汉代盛行之复仇风气即是受到《春秋》学义理之鼓荡，河南南阳出土有东汉画像石《讲经》，图刻大师讲经，弟子七人恭听，有笞者操箠以镇学规，此为当时生活之真实写照。而两汉史籍中传主十岁前即习经通经的记载屡见不鲜，亦可证明经学影响社会民众习尚之深广。《诗经》名列五经，它对于汉代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也很值得作为专题进行探讨。 由于朝廷的提倡与利禄的劝诱，汉代普通民众之中流行研读《诗经》的风习，两汉《诗经》学者多有出身贫寒之人，如习齐诗之匡衡家贫，庸作以供资用；习鲁诗之李咸，家贫母老，躬耕稼以奉养；治韩诗之尹勤，《东观汉记》言其“身牧豕，事亲至孝，无有交游，门生荆棘”。足见《诗经》学在下层民众中流传广泛。而通经入仕为显宦，因经发泰而显亲，自然也就成了民众的口碑，史籍之中多次引及关涉经学社会效应之民间谣谚，如“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书·书贤传》）、“说经铿铿扬子行”（《后汉书·杨政传》）、“论难僠僠祁圣元”、“问事不休贾长头”（《后汉书·贾逵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五经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解经不穷戴侍中”（《后汉书·戴凭传》）“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殿中无双丁孝公”（《后汉书·丁鸿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等，此类谣谚多见于《后汉书·儒林列传》。与《诗》学相关的有如下几则： 1、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汉书·匡衡传》、《西京杂记》）。 2、五经复兴鲁叔陵（《后汉书·鲁平传》、《太平御览》卷615引《东观汉记》）。 3、关东说《诗》陈君期（《太平御览》卷615引《东观汉纪》P204）。 4、德行恂恂召伯春（《后汉书·召驯传》P2573）。 这仅是就其《诗》学派别史书有明确记载的《诗经》学者而言，未计入兼通群经而不能详明其《诗》派者，如许慎、周宣光等都是博览书传。第4则民谣是称赞后汉韩诗学者召驯的道德志义的，第2则是赞美鲁诗学者鲁丕的学问，鲁丕字叔陵，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居官不废教，门生就学百余人，因故受到关东民众的敬仰。第3则是赞颂后汉韩诗学者陈嚣的。第1则见于《汉书·匡衡传》、《西京杂记》卷二，赞扬匡衡《诗》学精绝。句中“鼎”字，历来有二解，一云方义，应劭、服虔持此说，一以为匡衡小名，《西京杂记》、张晏持是说。《汉书·匡衡传》注释详明，“服虔曰：“鼎犹言当也，若言匡且来也。’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长乃易字稚圭。世所传衡与贡禹书，上言衡敬报，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师古曰：‘服、应二说是也。’”两说并立，材料有限，未知孰是。这些谣谚或出于同行学者之口而流布于民众之间，或是民众口头诵说，家喻户晓，达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社会影响十分显著，内中充分反映了民众对儒家经师的敬仰之情，也于不经意中流露出了民众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民间谣谚对社会现象的反应最为及时而尖锐，能够集中表达民意。汉代民间流传的上述赞语无疑表明了民众对于经学价值的认可，揭示了汉代经学鼎盛的社会基础。 汉人重《诗》，崇敬《诗经》学者，一时成为共识。《急就篇》中言及儒家经典，想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颜师古注首句云：“宦，仕也。言欲仕学者，必当先讽读《诗》及《孝经》、《论语》也。” 文中之“诗”字专指《诗经》一书。《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史游所作，为教育儿童识字写字之教材，自汉至唐流传极广。书中所记儿童之教育可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相参照。崔氏模仿《礼记》之《月令》，论述士、农、工、商四民一年之节日仪式而成《四民月令》一书，其中“正月”下云，“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后人辑佚所得原有注文，不知出于何人之手，“学书篇章”下有注，云“谓六甲、九九、《急就》、《三苍》之属” ，崔氏所言与《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一致。崔氏另于“七月”下之七日言“曝经书及衣裳” ，于“十一月”下云“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 。足见经书已融入民众之日常生活，而幼童习《急就篇》必然会连锁重视《诗经》，从而提升《诗经》之社会地位。《急就篇》之性质虽为启蒙读物，但其读者群不仅限于幼童，是书之残简于历史考古中时有发现，居延汉简有其简8支，流沙坠简有其简6支，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汉晋西陲木简亦存其文，而边地所存《急就篇》简牍乃是戍边士卒习字所书，足见其书应用之普遍，对于《诗》学的发展亦应会产生相当之影响。 正因启蒙教育即重视经学，社会上才会相应出现为数不菲的年齿尚幼便以通经显名的童子郎，如《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言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左）雄并奏拜童子郎”，而像后汉范升九岁即通《论语》、《孝经》的早慧者史籍中也数见不鲜。一般说来，学童习字之后，即授读一般经书，主要是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习《尚书》或《春秋》，而《诗经》尽管其道德教育功能相对较弱，但作为韵文，三百篇琅琅上口，易于成诵，从而也受到启蒙教育的青睐。东方朔上书自述”十六学《诗》《书》”,后汉马严之子马续“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邓禹更早，“年十三，能诵《诗》”。周燮年十岁即通《诗》《易》《论语》，冯衍则更是九岁即能诵《诗》。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山东发现的一座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古墓中铭文对早夭男童逢盛的哀悼，碑铭言”至于垂髦，智惠聪哲。过庭受试，退诵《诗》《礼》”，着意指出男童精熟《诗经》及礼仪准则，继又言“才亚后橐,当为师楷”，极力赞誉其博学聪智。 而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亦见诸其碑铭。幼童、少年接受的教育是当时社会价值取向的晴雨表，他们遵从成人的设计，被教导、被塑造，成人社会之尊尚于中自然不难考见。职是之故，出土汉代碑文中才屡屡以“敦《诗》《悦》礼”称誉墓主，几成套语，如东汉《赵宽碑》言赵宽“既敦《诗》、《书》，说志《礼》、《乐》”，《耿勋碑》记耿氏“敦诗说礼”，《西狭颂》云李翕“敦《诗》悦《礼》”，耿、李二人位居太守，赵氏则为三老，居官品位有高下而赞语类似，足见此语使用范围之广泛，尤其是赵宽任三老，三老乃秦汉间所置之乡官，掌教化，乃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者除之，对其文化素养并未提出要求，碑文言其“敦《诗》《书》”，显然反映了在朝廷政治影响下民众所形成并普遍认可的人才观念。 汉世宫观取名有出于《诗经》的，《三辅黄图》云未央宫有凌室，“藏冰之所也”，其名源于《诗经·豳风·七月》“纳于凌阴”一语；《西京杂记》卷一有“鱼藻宫”，乃汉高祖宠姬戚夫人为其子赵王如意之居室所起的名字，“鱼藻”乃《诗经·小雅》之篇名。戚姬以此名室乃有诫子之意。《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皇亲部”记载云：“应劭《汉官》曰：皇后称椒房，《诗》云‘椒聊之实，蔓衍盈升’，美其繁兴，以椒涂室，亦取温暖，除恶气也，犹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民间宗族祠堂四壁布列先贤懿行事迹图画，亦有与《诗经》相关涉者，仅见一例，东汉建和元年（147）建成之武氏祠堂绘列画像近二百幅，其中右石室有画像题字为：“颜淑独处，飘风暴雨，妇人乞宿，升堂入户，燃蒸自烛，惧见意疑，未明蒸尽，摍苲续之。颜淑握火，乞宿归。”颜淑独处事传世汉代典籍中唯《诗经·小雅·巷伯》毛传载录，于中可见汉世社会风俗之一斑。 民间建筑，史所罕载。但与之相类，汉世民众多有取名于《诗》者。姓名承载着时代文化的信息，隐寓着民众现世的追求与期望，秦进才先生曾对两汉姓名现象进行探研，论及汉人姓名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时代思潮、地名等之关联，从中窥见到汉人取名的历史文化意味。 自汉武尊儒，习经渐成风习，孔孟流布人口，汉人取名源出儒家经典者颇多，如赵典，字仲经，乃以经典相应；谅辅字汉儒，名、字相合意谓任儒辅政；后汉会稽学者韩说，字叔儒，“说”通“悦”，“叔”为排行字，也从正面肯定了儒家的社会价值；而孔霸，字次儒，取于《孟子·梁惠王上》，则是标意尊儒，赞和儒家鼓吹之仁义王道，鄙视霸道，列霸业为儒道之下；而考古发现之东汉墓葬另有墓主名姚孝经者。 汉人因《诗》得名的亦不在少数，名字中带“诗”字的即有姜诗、杜诗、任诗、文诗、虞诗、张诗、冯诗。冯诗曾任越骑校尉，仅见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张诗见于东汉《开母庙石阙铭》，其职为“户曹史”，铭文未记其字；虞诗为汉冲帝母虞美人之父，其字亦无传；任诗见于东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文末题名，云“下辨道长广汉汁邡任诗字幼起”,名字意谓兴起于《诗》；文诗见于东汉《都乡孝子严举碑》之碑阴题名，云”弟子文诗字宪伯”,名字相连意为以《诗》为宪,表明《诗》的社会影响之巨大、地位之崇高；姜诗，《华阳国志》卷十中载其字为“士游”，名、字相合，典出《论语·述而》“游于艺”一语，只是将六艺具体限定在《诗》之一艺上。而杜诗字君公，则意指习《诗》明经可位列公卿，正好反映了汉时选官制度的内容。两汉民众从《诗经》具体篇章中选字为名的更是所在多有。 李南，字孝山，名字相合为“南山”，显系得名《诗经》屡言之“南山”一语； 王允，字子师，取于《诗·周颂·酌》“载用场有嗣，实维尔公允师”； 羊陟，字嗣祖，取于《诗·周颂·闵予小子》“念兹皇祖，陟降庭止”； 张温，字伯慎，取于《诗·邶风·燕燕》“终温且惠，淑慎其人”； 挚恂，字季直，取于《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一语，洵、恂二字相通，《韩诗外传》卷二引《诗》即作“恂直且侯”。 东汉《孟孝琚碑》记载墓主随父赴任武阳，从师受《诗》，后改名为琼，字孝琚，琼与琚同义，取名源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孝为饰字。而《尹宙碑》言尹宙字周南，亦与《诗经》相关联。 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在汉代民间风行既如是，汉代民间文学也必不可免地受到熏染，行文中不时掺杂相关词句与诗旨，曹魏时期邯郸淳所撰《笑林》收录了许多笑话，多源于民间，为下层民众之集体创作。《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引有一则，文云： 某人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佗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佗。”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佗，请是谁杀？”于是大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相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 此文嘲讽无知者之附庸风雅，但它以《公羊传》为素材之本身便表明《公羊传》为普通民众所习知，否则自然无法达致幽默效果。一般说，民间作品总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之后才会被笔之于书。这则笑话产生的背景应当可以认定为汉代社会。在汉代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诗经》的影子。如汉末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中说主人公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最早见诸刘向《列女传》卷五《鲁秋洁妇》的秋胡故事，起初仅言秋胡娶妻五日而仕宦于陈，五年乃归，而敦煌所见《秋胡变文》则大大增衍故事情节，丰富了个中细节，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文中叙述秋胡出外游学，随身携带了十种书籍，“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便即登程” ，此文虽出于唐人之手，而其文中所言学习之经典应当说也部分反映了汉代社会教育的真实，或是由汉代民间口头传说衍变层累而来也未可知。如果说这两则材料晚出，毕竟不是汉人的作品，不能真切地反映汉代民间文学面貌，那么考古发现的汉代文物恰可弥补这个缺憾。1993年2月至4月间，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2号汉墓中出土有大量简牍，其中有一篇大体完整的《神乌傅（赋）》，乃是创作于西汉时代（约为西汉后期）的一篇佚赋，全文凡二十简，以拟人手法讲述乌与盗鸟争巢相斗故事。裘锡圭先生对此文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论定其风格与传世的大量属于上层文人学士的汉赋有异，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诸层面都接近于民间文学。 最值得注意的是，《神乌傅（赋）》文中融会《诗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中的语言掺入“鸟语”之中，如文谓“《诗》云：云云青绳，止于杆。几自君子，毋信谗言”，出自《小雅·青蝇》一诗。这种情形“充分反映出其作者是儒学已确立其独尊地位的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作者是一个层次较低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此赋的” 。民间文学集中反映民间文化的内涵，汉代民间文学的内质是与其时经学弥漫全社会的情形相一致的。 《诗》学对于汉代的民俗节日也产生有一定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巳节，上巳节是农历三月三在水滨浴洗以驱除灾祸的宗教仪式节日。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于先秦时期，《周礼·春官·女巫》云“女巫掌岁时以祓除釁浴”，应劭《风俗通义》卷八《祀典》引《周礼》此文，释云：“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釁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大体围绕原文进行训释。这种仪式隐含着水崇拜，但礼节较为简单，经文也未指明固定的日期，而汉代《诗经》学者发覆《郑风·溱洧》意旨，遂使上巳节渐趋定型。《太平御览》卷30引《韩诗·溱洧》云“溱与洧，方洹洹兮”，注文云“洹洹，盛貌也。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卷八八六引《韩诗外传》云：“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二（当为“三”之误字）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初学记》卷四亦引《韩诗章句》云“郑俗上巳溱洧两水之上秉兰祓除”，《溱洧》诗中并未详细介绍诗文创作的背景，韩诗学者根据汉时的生活习俗，以今拟古认定其诗叙写上巳节男女从游场景，一语定谳，遂使上巳节成为先秦时郑国所独有之习俗。其说亦仅始见于汉世典籍，而韩诗后学郑玄注《周礼》云“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魏晋六朝人言及上巳节均援汉代及其后世仪典为例，《汉书·外戚传上·孝武卫皇后》记载“帝祓霸上”，孟康注云“祓，除也。于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太平御览》卷30引《汉书·礼仪志》语云“三月上巳日，官人并禊饮于东流水”，继又引云“三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记出，始洁之也”。《晋书·礼志下》亦云：“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甚至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袁绍刘表传》也说：“《历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灾也。’《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也是据《韩诗》与汉世习俗为说。孔颖达疏解《周礼》也未增加新史料，云“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诸家均未提供新的资料与信息，也无一语言及先秦上巳节之相关文字记载。上巳节乃因汉代韩诗学派倡扬而趋固定且盛行于世，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诗经》学奠基于两汉，其时流派并立，学者众多，影响民众生活殊为广泛，汉世民间习俗、教育、文学乃至取名无一不受到其泽概，可以说，《诗经》学已经完全融入了汉世民众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2]崔寔．缪启愉辑释．四民月令辑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3]叶程义．汉魏石刻文学考释[M]．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裘锡圭．中国出土文献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