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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委托，并得到逯钦立先生著作权人的授权，于近期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下简称“逯书”）的订补改编工作。有鉴于该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书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声誉，我谨抱持敬重前哲、尊重学术的态度实施此一工作。经与出版社和著作权人再三协商后，确定了基本的改编方案。目前此项工作进行已经近半，预期在明年上半年完成，在2008年即该书初版25周年之际出版。修订体例的编定和实施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最初考虑的要复杂得多，以我的学力，许多方面都感到决断和处置为难。谨将目前的考虑和遇到的问题逐一写出，希望听到各位方家硕学的批评指导。 逯书的学术成就学界久有定评，在此谨引我数年前所作一文中的一段话以作为对此书的基本评价：“中华书局出版本书时的《出版说明》中列举了取材广博、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得宜五大优点，刘跃进先生在其所撰《中古文学文献学》 中，从辑录完备、考订精密、体例得宜三方面，指出本书的造诣，对此我都很赞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旨在网罗一个时期全部作品的断代文学全集的编纂，从明后期发端，到清代趋盛，近几十年来尤为学者所关注。逯钦立先生在编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时，明确坚持寻本溯源的史源意识，指出先唐人文集原编流存于世者为数极少，多数先唐诗歌是由总集、类书、史志、子书、碑石、佛道等类图书的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不免有各种传误、删节、改写情况的发生，为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可靠的作品面貌，采取了会校的方式，为所收全部诗篇逐首注明宋以前典籍中引录的出处。为避繁冗，持从严标明的原则，“凡征引全篇者，以时代为次全部列出。凡节引而有异文可勘者，则附之出处之末，并列举韵数，明其节引范围。” 这样做，学术难度非常大，但对读者来说，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一首诗下的出处，可以作为判断此诗真伪完残的最直接依据，从中可以了解一首诗的不同流传文本，也可以知道该诗的流布影响情况。在断代文学总集编纂史上，此点虽非本书首创，但贯穿全书，求深求精，是做得最好的一部。” 就目前所知，逯书初编于1940年到1947年作者就学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当时两所避地四川宜宾李庄，在战争年代能有此建树，尤令后学感佩；定稿于1961年到1964年逯氏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期间，在文革前夕的特殊氛围中完成，也堪称难得。由于该书主要编次于社会动荡和剧变时期，定稿距今已经40多年，时代限制约束了他的研究条件，加上最后付型时作者已去世，没有校订，留下问题仍多。刘跃进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文，分别从句读、校勘、编排、辑逸以及作者小传等方面，作了较客观而细致的分析和订正。前引拙文也指出该书的底本、编次、用书、漏辑等问题。近30年来中国学术的全面发展，为逯书的修订改编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基础和文献准备。为适应现代学术的需求，逯书修订的必要性已经毋庸讨论，大约有分歧的是以下两点。一是以逯书为基础修订，还是另起炉灶另外成编。对此我认为，逯书取材丰备，编定谨慎，学术成就久有定评，值得重新做的学术空间很有限，如果仅仅加上逯书限定体例不收的《诗经》、《楚辞》和《易林》之类专书，稍作增补纠订，就号称另成全编，实在是不合适的，至少是有失厚道，缺乏对前辈成就和学术规范基本的尊重。因此我认为，该书的新编修订应该以逯书为基础进行。二是修订取何种体例，用通俗一些的话说，是小修小补还是大修大补。就小修小补来说，大约可以保存逯书的基本面貌，吸取学术界已经发表论著中的相关意见，仔细通读一过，适当的复核原书，对其中显而易见的错失进行订正。这样的工作也是有意义的，要做好也不容易。但就学术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研究者对于此书的需求来说，如此小修小补显然又是非常不够的。近几十年来，新资料的发现数量巨大，唐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都有了新的高水平的整理本，基本古籍善本多得影印通行，古籍索引手段也更趋丰富，从基本典籍的人名、引书索引到近年古籍数码化的检索便利，我们现在从事古籍整理的条件，比较逯先生那时无疑更为方便、精密和科学了。以现在的条件来审核前人的工作，当然会见到一些疏忽或错失，但在完全手工操作的情况下，达到如此的成就，更是不能不令人惊叹。今人从事修订，无疑应该追求达到更高的学术目标。我感到幸运的是，以上意见得到中华书局编辑部的支持，逯钦立先生的家人也从尊重学术的立场考虑，慷慨应允由我来执行此项修订工作。 我确定的工作目标是，以现存宋前古籍文献为主要依凭，全面复核逯书的引文，参酌学界已有的成果，全面调查唐前诗歌的存留情况，对逯书作全面的订补改编。而具体的工作程序，则是在将逯书逐卷、逐人、逐诗分开以后，将存世古籍中所引唐前诗与之作逐条的对查校核，是者存之，误者改之，缺者补之，疑者考之。在保留逯书基本框架的同时，追求达到全新的学术面貌。以下谨就修订中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略述所见。 一、底本确定原则及校勘方法。逯书最初拟作《古诗纪》补正，后虽然改变体例，但全书正文写定和校记表达，并没有作相应调整。也就是说，逯书多数录诗的正文，都是《古诗纪》的文本。即便一首诗有多项唐以前典籍征引的记录，早期记录的诗歌文本也与《古诗纪》有很大不同时，逯书一般只是记录异文，而很少作文本的改动。可以认为，逯书得以完成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以《古诗纪》为依凭以广校群书。然而，《古诗纪》虽然在明代堪称杰出，但其所依据的文本未必尽善，又仍然难以完全避免明人好随意改动古籍的通病，其录文的可信度值得推敲，特别是在全面备校了几乎全部的宋以前古籍以后，这种保留就显得更无必要了。此次修订，除若干种有宋以前人编定别集者外，拟一律改用较早且完整引诗的一书为底本，在文献说明中列为第一，以其它文本为参校，正文和校记都作划一处理。作此改变，以求尽量避免《古诗纪》的未善文本。同时，也考虑到《古诗纪》所据书大多今人得见，且版本要好得多。 逯书采用近似底本式的校勘方式，而且多存《古诗纪》文字。本次校订拟采用接近定本式的校勘方式，对于底本文本的明显误字，有所改动，并说明改动依据。一般不据诗意推测改动。在异文的存录方面，凡各书异文而有差异者，均予存录。对于引录各书由于版本不同而见到的异文，如确属该书流传中的传误或讳改字之类，一般仅从一本，不遍录众本异文。如《文苑英华》宋本和明本的异文，《初学记》宋本和明本的异文，《古今岁时杂咏》明钞本和四库本的异文，均不逐一出校。但如一书而各成面貌者，如《文选》之六臣注、五臣注和李善注本的异文，《玉台新咏》三本的差别，仍予记录。宋以后各书记录的异文校勘记，有特殊意义者存录，但如《文苑英华》和《乐府诗集》之异文，彼此在宋本校勘记中均作了表达，在得知较早异文出处的情况下，就不再保留二书校记中“一作某”之类记录。逯先生保留了《古诗纪》的全部校记，其中大多已经见于宋前古籍，除少书特殊者外，一般也没有存留的必要。 二、用书范围和版本选择。凡具备保存唐前诗歌第一首文献价值的著作，在可以见到范围内者，尽量参用甄选，并努力利用较好版本。凡逯先生已用之书，全部选用善本通校一过。在版本选择方面，有比原编更好版本者，如日本宫内厅藏宋本《初学记》，中华书局影印宋补明本《文苑英华》、日本同朋舍影弘仁本《文馆词林》等，尽量入校；与原编版本有相当的善本者，则选择不同的善本，如《文选》除用胡刻《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影印宋刊《六臣注文选》外，还拟参校日本藏宋明州本、台湾藏宋刻五臣注本、影印日本古钞《文选集注》、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日藏旧钞白文本等。有今人学术质量较好的整理本者，如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新编诸子集成》以及今人整理本汉魏六朝人文集等，亦尽量参用。原编用版本为最善者，则不变。如此以求更准确反映文本的面貌。凡原编未用之书，则尽量参用，力求完备。 三、改写作者小传。逯书体例中从杨守敬说，以作者卒年作为前后编次的依据，颇有见地。但就诗人小传来说，相对比较简略，缺漏较多，且未注出处，前项编次未得到完整执行。近年在唐前作家生平研究方面，建树最多的大约是曹道衡、沈玉成、刘跃进等先生，其中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是曹、沈二位合著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以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发明较多，遗憾的是前书也缺乏文献依凭的交待。后者是为前者编写所作的史料考订，大多为细节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本次拟对诗人小传作全面增订，在传首加注生卒年公元纪年，凡涉及其字里、家世、仕历、著述、生卒等内容，力求简明、准确、完备，并补录文献出处。考虑到本书主要是存诗，因此小传一般不超过百字。 四、逯书补遗及其牵涉到的辨体问题。逯书在作品收录完备方面，接近圆满。逯先生曾说宋以前书都曾通捡，是可信的。就笔者所知，他当时能见到的常见书而遗漏者，大约只有《十万卷楼丛书》本五卷本《诗式》和《说郛》所收署名徐炫而实为唐高宗时张洵古撰的《五代新说》，以及当时不甚通行的《吟窗杂录》。他引用过的典籍，录诗之遗珠还有一些，大约在百分之一以内，估计主要还是当时索引手段不够严密，以及他曾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作为主要检索途径所致。遗漏比较大宗的是《道藏》中歌诗，大约总有数百首之多。除了当时《道藏》诸书年代的判定还没有充分展开，我推测还可能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本书定稿于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当时大讲破除封建迷信，可能有一部分道教歌诗即因此而削除。如北周时期成书的《无上秘要》，逯书数次引到，其年代也确凿无疑，但却漏收了100多首该书收录的道诗，可能就由于此。近几十年新见文献而为逯先生当时未及见者，数量也颇足观。稀见古籍如宋代晏殊编大型类书《类要》37卷，海外佚书如日本正仓院藏传为圣武天皇所书的《杂集》，敦煌、吐鲁番遗书中则有新疆所出晋抄的潘岳诗写本、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东晋毛伯成诗残卷、俄藏敦煌残卷中收录了十六国时期前秦秘书监朱肜、中书侍郎韦谭和阙名秘书郎（很可能是赵整）的三首残诗等。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和江陵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都与《荀子·成相辞》形式相近。本次修订时新增诗篇及断句大约超过千则，考虑在正编中统一编入，表达方式一是在新见作者和诗篇上加一个星点，或者仅在目录中加一记识。目的仅为让研究者有所了解，不考虑凸现补订的成绩。 逯书于诗歌辨体认识明确，处置稳妥，可以斟酌者亦多。增订时有所调整者，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在汉末增加“镜铭”一卷，收录类诗之作。以铭为文而不视为诗是六朝以后的认识，汉代只是以适当的韵语刻于镜上而已，其中有数量可观的七言韵文，日本三木太郎《古镜铭文集成》所录，仅此就达上百种，于汉代诗体变化研究关系极大，故拟作另卷收录。二是道藏歌诗颂赞，拟在全面调查后，作适当补充。此部分可补约数百首，诗体形式也极其复杂。存录时当从出世年代和诗体特征两方面作仔细的斟酌。三是佛教偈颂。原则上译经中的齐言文字，无论协韵与否，一概不取。士人与僧人所作，也仅取押韵而具备诗体特征者。其实在六朝时期，对此区分并不十分明显。比如王融《净住子颂》，逯书收录5首，皆五七言押韵类诗之作，《广弘明集》收录31首，凡四言10首、五言10首、七言10首、骚体1首，另敦煌遗书中还存一个残卷。收录对于诗偈研究是有价值的。三是谚语，逯先生收录时有意识地作了选择，删去了一些源出秦汉古籍的俗语。但就《齐民要术》所存农事谚语来分析，大约存取各约一半，似乎没有明确的选录原则。修订时拟尽量补齐，只是渊源有自的套语依然不取。 五、解题文字的调整和重录。逯书在诗题与诗歌之间，包含数项内容。一是诗序，为作者本人所作，数量不多。二是释题，即说明题目来源之文字，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即甲为题目之异文，可归于校勘记；乙是说明题目来源，如齐梁人赋得类诗，多以汉魏人诗句为题，其说明来源之诗句，多数是《古诗纪》所加，属于解释诗题，超越了录诗的范围，但还不是全无意义。拟改移至诗题下。丙是解释乐府诗题之渊源，大部分为移录《乐府诗集》解题文字，且大多没有说明依据，拟一律移到诗后。三是本事，即涉及诗歌写作过程和反响的记录，本书已经作了大量辑录，很大一部分沿用《古诗纪》的节文，也有一部分是逯先生考虑不使原文过长而作的改写。考虑到本书储材备用的学术特点，还是以存录最原始可靠的第一手文献为优。因而在复校原文的同时，拟于此类本事记录一律改用现存最早最完整文献的记录，而不用《古诗纪》以下节录改写的文字。凡涉及本事记录过于冗长，或原文中间部分内容与诗歌无涉者，则有所节录，节录部分分别加注“中略”之类文字以作说明。笔者对此也曾考虑基本不动，另编一本《唐前诗纪事》，但为读者计，还是融入一书为好。 六、互见诗、伪诗和依托诗之甄别处理。唐前诗歌互见情况极其严重，且除少数涉及事实年代可以确定归属外，大多无以明确判定。逯书对此持谨慎取舍的态度，值得赞许，但于一诗分见两位作者，或分属不同时代者，采取在诗末加说明的方式，或分别存录，或仅存一端，虽然考按慎重，立说可参，但由于没有如《全宋词》那样正误两方面皆有所交待，皆可以检索，对于读者来说，仍不太方便。此次修订，除对归属再作推敲外，并拟划一体例，是者在其后说明传误情况，误者则于该作者卷末附列存目表，交待传误情况及判断依凭。另郊庙歌辞作者可知者，本书统一另编，以见一代制度，也是一种处理，修订时仅拟在各相关作者下有所存目。另原书还有一些附见作者和联句作者，逯书均未以作者另外立目，本次均拟单独立目，诗则仅存诗题，避免重复。 逯书于历代存疑诗，持谨慎态度。严格地说，伪诗仅指唐以后人诗而误收入者，总数大约30多首，不多。凡有确凿证据者删去，或在该人最后附存并加考证，若其人并无则改在全书末附存说明。 唐前诗的依托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很难作确定考证，凡此基本仍循逯书存而不断的体例。先秦诗，逯书一律不以作者标目，态度审慎，最为稳妥，今仍旧编。明显依托者，如唐宋小说录隋炀帝及其周边之诗，逯书确定不收，但仍据《诗话总龟》录侯夫人等诗，其诗来源其实仍为此类小说。此类诗与秦汉时人依托上古诸人性质相类，唯时代稍后，判断较易耳。今拟作附录存录此类诗，略存文献，但与正编有别。小说依托神仙鬼怪诗，仍按照原书体例另列（此部分可补较多）。其它仍存于所托各时代末。时代难以确定者，特别是《道藏》中魏晋以来道书中的歌诗甚多，在书末新增“先唐诗”卷次，收录此类作品。 七、校订意见的表达。一般古籍修订，都采用以原书为底本，存留其面貌，凡有增补改订逐一出校的方法。本书修订时，考虑到修订改动量较大，逐一说明过于烦琐，不少误排漏校，并不是逯先生的错误，逐一指误虽然可以彰显修订者的成绩，但也不免突出原本的愆失，即使当时因为用书版本、检索、考订等条件所限的失误，也不必逐一指斥。后学有所指正主要还在于时代和学术的进步，总有为尊者讳的责任。同时，也考虑到本书毕竟是现代学者做的古籍辑佚编录类的著作，用同一种书或同一版本的录文不会有太多差异，原本有所漏列出处、误录文字之类问题，仅属操作出入，并非学术见解的不同。因此，本次修订不采用凡有改动逐一出校的方法。但如属于学术见解不同者，则一律存录逯先生原来的见解，并申述修订者的意见，分别用逯按和陈按加以区分。新增加的作者和诗篇，仅考虑略存标识或说明，以便学者了解利用。 八、文献征引、引书格式。逯书努力追求存录诗歌原本，引录文献追本溯源，不引第二手或转引文献，去取较严格。但在考按作品时，凡引录前代文献，则有说明，有未说明。如解说乐府本事，多引《乐府诗集》，但因在出处部分已经引录，在解题部分就径录原文，补作说明。引录《古诗纪》也很多。凡可确定者，宜加说明。本次征引今人研究论著者，亦作如此表达。 引书基本保存原格式。变化有二，一是于经、史、子书大多仅录篇名而不录卷数，循旧例耳，今于正史及部分子书，逐一加注卷次，以便复核，多数经、子书则因各本卷次不同，或相沿成习，难以划一，仍仅存篇名。但一书而转引另一书者，逯书大部分未有具体说明。如《太平广记》卷263引《谈薮》，在诗末注“《太平广记》二百六十三”，在附录本事时则作“《谈薮》”，一般读者容易误解。凡此均作适当补充。 九、编次调整。根据以上诸项工作，编次将作适当调整。原编约为135卷，本次将增加到150卷。原书十二编维持不变，新增《先唐诗》一编，收录可以确定唐前作品而时代不能决定者，保存原书依据作者卒年为序的原则，依据考定的作者生平，作相应调整。原书处理有误者，也相对调整。每一诗人下的作品，相对保留原次第，但如果涉及乐府认定的未当、同一首或一组诗分开编次者，也拟作相应调整。 十、改用新式标点。原书采用夹注点断的体例。夹注如改为诗后注，读者清晰一些，但由于两者表达方式不同，改动难度太大，拟仍保存。点断改为新式标点，容易做到。目前考虑采取以下体例：1.诗歌用新式标点，一般在押韵处用句号，不押韵处用逗号。2.尽量不用或少用感叹号、疑问号。3.诗题、诗序、诗歌及其校记部分，不加书名号和引号。解题、本事、考辨文字，则加书名号和引号。4.校记，原书于句末加圈点，与原文大圈小圈重叠，不易读通，拟校记一律改为顶在被校原文下，句末不加句点。诗歌正文用四号字，校记用五号字，字体大小明显，易于区别。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