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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曲江池姜骨村南(唐为宁安乡)之地发现了一批唐墓，随即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些墓葬均为小型唐墓，出土遗物极少，有的墓连一件随葬品也没有。这批基的主人多为下层官吏和平民。但是，在一座晚唐时期常见的刀形墓中出土了一方尼姑李胜才墓志。该墓志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了晚唐宰相李让夷兄妹的一些史实，同时也涉及到了唐武宗的灭佛事件。因此，新出土的这方墓志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现就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如下。 一、墓志的形制与录文 李胜才墓志呈正方形，边长36厘米，志盖为(录皿)顶，四杀刻有简单纹饰。在志盖顶上，自左向右，分三行用楷书刻着“唐故尼大德胜才墓铭”9字。志文首题为“兴圣寺亡尼内道场临坛李大德墓志”。墓志全文分为26行，每行字数不等，共有690个字，全文楷书。志石由于为麻石质，制作粗糙。加之遭到破坏，志文的损坏程度较为严重，出现了局部残缺。现将志石全文抄录如下(缺字用黑框表示，分行以斜线加以区分，方框内为补字，空格以空白作为特殊标记)： 兴圣寺(1)尼内道场(2)临坛(3)李大德墓志铭并序 守秘书省校书郎(4)郑权撰 大德法讳胜才，其先赵郡曲[阳](5)人也。曾祖讳练(6)，皇相州邺[县](7)人。祖讳悦，皇密州录事参／军，累赠尚书右仆射。皇考讳应规，卫尉少卿(8)，累赠司徒。司徒才行杰出，士流所推，德／愈称于累代，名益振于当时。先太夫人(9)京兆田氏，赠高陵县太夫人，清门令族。为衣缨领／袖。外王父(10)讳峰、皇澧州(11)录事参军之女。大德时年尚幼，切慕空门之教，忽一日发心／，若有所悮(12)哉。以闻于司徒公，请依如来(13)之法，守伽蓝之室。司徒公方以惜幼保念／，初闻之，既骇叹亦且以为不可。尔后，祷愿之心终不伏退。司徒公则不能免告。旋出家／于京兆渭南宝觉寺(14)永住饰尼文溱之院，时年十四，既削发披缁(15)，而宛见出尘／，风姿材迥，怀于雅操，气已禀于澄源。呜乎!事师之道始终如初，师每谓人曰：五净(16)之诚，／谓大德之独出也，其如天与乎!顾闺门之内孝感州贤，士庶未闻古人罕疋(“匹”的异体字)。长兄讳／让夷(17)，皇武宗朝宰相、淮南节度使，赠司徒。相国公德时朝，名清中外为之喻，悲夫人僧则同气之分，爱念，反(18)自渭邑，复归京都通义里(19)之兴圣寺院／，与私第遗咫尺也，朝参暮见无异居同。惟贤前左庶子(20)，守道忘进不超于时／。论曰：德不配位(21)，位不配德是也。大德遘疾逾岁，名医药饵无不臻至。以成通／九年(868年)二月五日疾果笃，殁于兴圣之院，享年六十七。处于群众，和无小大，悉／向慕为仁人者也。初寺惊恸，哀风惨木侥侥(22)，闻者感其泫然／。有子弟勤照等五六人泣血衔哀，犹不胜举。呜呼!果是不生不灭(23)耶?果是／不言以化(24)耶?仰天号诉，何所问耶?以其年十月十九日窆于京兆府宁安乡／凤栖原(25)之先茔，礼也!凡于事者，皆兄推贤之，无阙无怠，必躬必亲／，孝慈雅和，于古人之道也。以权出入门下，孰德行见，召收泪请志，但／顾成溥终敢辞命，铭曰／： 大音何问?佛道斯朂／，奚为礼终，伤哉逝促／， 福善何殃，贤明返辱，寿不逐仁，仁非寿逐／， 莫若身无住相(26)耶?莫若心有住相耶? 呜呼!愈痛难平／，奋悲风烛。 二、志文涉及的相关问题考释 1．兴圣寺 寺院名。位于唐长安城通义坊西南隅，即今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省建八公司内。兴圣寺原来本是唐高祖李渊的“旧宅”。618年(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后，“以故第为通义宫”，627年(贞观元年)立为寺，寺内有高祖寝堂等建筑。 2．内道场设置于皇宫内的寺院称之为“内道场”。隋唐时期，在宫中屡有设置。据《新唐书》记载：“(肃宗)时引内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呗外闻。”“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从容问所以然，(王)缙与元载盛陈福业报应，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讽呗斋熏，号‘内道场’，引内沙门日百余，馔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禀给。”“德宗素不为然，及嗣位，罢内道场，除巫祝”。德宗之后，除武宗之外，其他皇帝皆佞佛至深，即比，内道场也常设不废。 3．临坛大德 佛教术语，意为临坛护法者。坛即法坛，梵语曼陀罗之译音。大德，为梵语婆檀陀Bhadanta，原为称佛之名称。所以，在佛经中亦称“比丘”和“临坛大德”之称。这种称谓，后来演化成为对僧尼的敬称，所谓“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申尚书祠部”。 4．守秘书省校书郎守，为官制术语，特指衔低职高者。秘书省校书郎，唐置十员，从九品下。校书郎以秘书省校书郎为美职之一。郑权，为墓志撰写者。虽然在两《唐书》均有郑权的传记，但传主为节度使，卒于824年(长庆4年)，这显然与868年(咸通九年)墓志撰写者郑权并非同一人。另外，《唐御史台精舍题名》和《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中出现的郑权，应是两唐书中有传记的郑权，而与此墓志撰写者郑权毫无关系。 5．曲阳古地名。志文中曲阳的“阳”字虽然残破不全，但据文意可以补订。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7记载：赵州，即赵郡，以赵国而得名，管县九。但是，曲阳并不在赵州，而在定州。赵州和定州毗邻相连，均属古赵国旧地。从有关地理志可知，河北道除了“曲阳”之外，还尚未发现有“曲”字开头的县名记载，因此，我们认为将这里补为“曲阳”是可信的。 6．李练 人名，为李让夷的曾祖父。在《两唐书李让夷传》中未见其名，此志文可补史缺。虽然其祖父和父名均与志合，但《李让夷传》未记其官职，据此志可补。由此可见，志文中的尚书右仆射、卫尉少卿以及司徒都应是李让夷发迹后追赠给他们的一种荣誉职官。 7．邺县 古地名。志文中邺县的“县”字残损严重，但据地理志可补。据《元和郡县图志》卷16《相州邺县》条记载：“邺县，本汉旧县，属魏郡。晋以怀帝讳，改邺为临漳县，石季龙徙都之，复改为邺县。冉闵及慕容雋洎东魏、高齐并都于此，其县名直至隋氏不改，皇朝因之。” 8．卫尉少卿 官名。为卫尉寺次官，协助卫尉卿掌供宫廷、祭祀、朝会之仪仗帷幕，从四品上。其父之职官《两唐书李让夷传》均未记载，依此志可补之缺。 9．太夫人 是唐时子女对于“父殁”后母亲大人的一种尊称。据清人梁章钜《称谓录·父没(殁)称母》条考证：《汉书》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毋得擅征捕。”如淳注曰：“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由此碑石可见，这种风俗至唐时依然保留。 10．外王父 即外祖父。《尔雅》云：“母之考为外王父。” 11．澧州 古地名。据《旧唐书》卷40记载：澧州下隋澧阳郡。621年(武德四年)，平萧铣，置澧州，742年(天宝元年)，改为澧阳郡，758年(乾元元年)，复为澧州。 12．“悮” 从志文“忽一日发心，若有所惧哉”来分析，此字应是“悟”字的通假字。 13．如来、伽蓝 均为佛教术语。梵语日多陀阿加陀，译为如来，佛十号之一。伽蓝，是僧伽蓝摩之省称，又译为众园，为僧众所居之院庭，寺院之通称。 14．渭南宝觉寺 寺院名。诸志均无此寺记载，疑为会昌法难后被拆毁或者改名。如若这样，此志可补史志之缺。 15．削发披缁 佛教用语，亦称剃度。相传佛祖出家后即以利刃自剃须发，意在断绝一切烦恼。剃度之后，立即换上僧服。唐代僧尼衣裳服缁，为黑色，这也是唐代僧尼有别于外道人和一般人的地方。 16．五净 佛教术语，是五净德的简称。据《诸德福田经》记载：“五净德”为“发心离俗、毁其形好、永割亲爱、委弃躯命、志求大乘。” 17．李让夷 人名。《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左司郎中》有其名。《旧唐书》卷176和《新唐书》卷181均有传记。《新唐书》“(宣宗立)拜淮南节度使……赠司徒”的记载与墓志内容基本相同。然而，《旧唐书》云：“宣宗即位罢相，以太子宾客分司卒”，看来不确。另外，“武宗朝宰相”应是指“武宗初，李德裕复入，(让夷)三迁至尚书右丞，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唐代宰相的称谓繁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便是其中之一。据《新唐书》卷63表3记载可知：842年(唐会昌二年)7月是李让夷拜相的具体时间。 18．“反” “反”字即“返”字的通假字。 19．通义里 里坊名。朱雀大街西第二街皇城以南第二列，正北为太平坊。有高祖旧宅，后改为通义宫、兴圣寺。从志文“(兴圣寺院)与私第遗咫尺”可以推知，李让夷的宅第应在通义里。这为研究《唐两京城坊考·通义里》提供了最新资料。 20．左庶子官名。为东宫左春坊长官，置两员，正四品上。此处的前左庶子为何人，待考。 21．德不配位。位不配德此语出自《世说新语》。 22．街街古代和“冲”字为两字，意义不同，今简化为一字，是暴烈的意思。如《九歌·少司命》：“冲风至兮水扬波。” 23．不生不灭佛教术语，对生灭之语常住之异名。《维摩经不二品》云：“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涅盘经》曰：“涅言不生，盘言不灭。” 24．不言以化 佛教用语。指佛理深奥，妙不可言。 25．宁安乡风栖原 地名。该墓志由于出土于今西安市南郊北池头村，可以确信此地应在唐长安城外万年县宁安乡的管辖范围之内。凤栖原的具体位置在唐长安城之南，东与龙首原在今三兆村以东相连，西迄今沈家桥一带，南到今樊川，北与长安城毗邻。 26．住相 佛教术语，为四相之一。即生相、住相、异相、灭相。 三、李胜才和李让夷的生平事迹考 (一)据墓志可知，李胜才生于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14岁出家于渭南宝觉寺，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加岁之后返京，入兴圣尼寺修行，868年(唐懿宗成通九年)，67岁卒于兴圣寺。 (二)李让夷在两唐书中均有传记，结合墓志等金石材料可以基本上勾画出他的人生轨迹。李让夷生于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之前，80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进士及第。此后，入镇国军节度使李绛幕府。再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幕府。唐文宗太和初年入朝，历任右拾遗、左补阙、翰林学士，829年(太和三年)晋升职方员外郎、左司郎中，835年(太和九年)又任谏议大夫。836年(唐文宗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新旧传记相同)，开成二年拜中书侍郎，唐武宗841年(会昌初年)，历任工、户侍郎，尚书左丞，842年(会昌二年)7月，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846年(会昌六年)3月，晋为司空(武宗卒，宣宗即位)，并担任处理武宗后事的大行山陵使。同年7月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以疾还，卒于道。 关于李让夷的事迹，在两唐书中846年(会昌六年)以前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是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旧唐书》记载是“尚书左丞”，而《新唐书》却记载为“右丞”。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846年(会昌六年)3月武宗卒，宣宗即位后，关于李让夷的记载两唐书出入较大。《旧唐书》记载：“以太子宾客分司卒”这明显和志文不符。另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七月，以兵部尚书李让夷为剑南东川节度使”，这更与志文相去甚远。那么，李让夷是卒于担任太子宾客分司期间，还是卒于担任淮南节度使期间?甚至他究竟是否担任过东川节度使也都成了问题!据文献记载，会昌六年三月，武宗驾崩后，李让夷担任大行山陵使，负责武宗后事。但是，宣宗即位后，李德裕立即被罢免宰相之职，李让夷成为没有实权的“司空”，七月被彻底革职，直到“未复土，拜淮南节度使。以疾愿还，卒于道，赠司徒”。这里的“未复土”，就是指武宗尚未埋葬之意，“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肃孝皇帝于端陵”。这说明，李让夷罢相后，外放为淮南节度使的时间应在七八月间。不仅如此，他去世的时间也应在八月之前。现在看来，《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的“剑南”很有可能是“淮南”之误。实际上，此时的剑南道已分为东、西两道。在这种情况下，史臣为了自圆其说又不得不在“剑南”后加上“东川”二字。因此，李胜才墓志可证《旧唐书》记载之误。此外，淮南军的治所设在扬州，而“太子宾客分司”的任职地点应在东都洛阳，两者路程相距颇远，显然两职不可兼任。所以说，李让夷有可能是死于从淮南返回京城长安的途中，而不会是卒于“太子宾客分司”任职期间。仅此而论，清人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一书对李让夷生前所任官职的考证不无道理。 李让夷兄妹的世系，虽然说两唐书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是并没有言及其曾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涉及到母亲的有关记载。现在，依据文献和墓志资料整理如下： (曾祖父)李练→(祖父)李悦→(父亲)李应规(其妻为高陵田峰之女)→(本人)李让夷、(妹)李胜才。 (三)关于李让夷的出身及郡望问题据两唐书《李让夷传》记载：“李让夷，字达心，系本陇西。”但是，新出土的《唐故尼大德胜才墓铭》却声称：“大德法讳胜才，其先赵郡曲阳人也”，两者明显不符。根据该志文分析，我们认为李胜才墓志很有可能是依据其长兄李让夷的相关资料而撰写的。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李让夷兄妹既不会是出自赵郡，也不会是出自陇西李氏高门望族，而很有可能是寒门之士。 我们之所以认为李让夷不是出自赵郡，这可以通过太和九年李固言为宰相时，在推选一名起居郎的问题上，李固言和郑覃二人的奏对得知。 固言与李宗闵、杨嗣复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阙，固言奏曰：“周敬复、崔球、张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且赤墀下秉笔，为千古法，不可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 当时，李固言想起用周敬复、崔球、张次宗3人，而郑覃却大为“憎之”，以为有朋党之嫌，极力推荐裴中孺、李让夷2人。在郑覃看来，如果起用这两个人，“不敢有纤芥异论”。出身于赵郡李氏的李固言太和九年再次拜相，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郑覃却极力要推荐李让夷为起居郎，假如李让夷也是出自赵郡李氏，则2人自然同宗，这样就必然会产生“朋党”之嫌。由此可以推断：李让夷出自赵郡李氏之说不确。 另外，李德裕拜相后，在论君子与小人差别时曾说：君子“则同心图国，不为党也”。随后，他便引荐李让夷为相。此时，牛李党之争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出于避嫌的目的，李德裕也不会引荐他的同宗李让夷为相，否则的话，必然会给对手牛党留下攻击的把柄和口实。由此可以反证，李让夷绝非出自赵郡李氏一族。 进而言之，李让夷兄妹也不是出自陇西李氏一族。李让夷842年(武宗会昌二年)7月拜相，这在《新唐书·宰相表》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如在《宰相表》后就有“以宰相及前宰相迁者二十七人……李让夷……”的记载。但是，在与此相对应的宰相世系表里却没有此人的记载。也就是说，陇西李氏宰相十人和赵郡李氏宰相十七人，也都看不到李让夷的名字。按照常理推之，史臣既然已掌握他拜相的有关记录，那么在与之相对应的世系表中自然也会有他的相关记载。但事实上无论是在赵郡，还是在陇西李氏的世系中丝毫找不出任何记载。进一步来说，如果他真是出自陇西李氏或赵郡李氏的话，在这两族的谱系里绝不会没有他的位置。因此，我们认为李让夷既不是出自陇西，也不是出自赵郡，很有可能是出自寒门之家。至于史书和墓志中自称“陇西李氏”或“赵郡李氏”，正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循“南北朝庶姓冒称士族之惯例”，也有可能是属于“破落户”或者“假冒牌”。 四、李胜才的返京时间及原因 志文记载：“则同气之分爱念反自渭邑，复归京都通义里之兴圣寺院。”此段文字虽有残缺，但文意通达。按照志文的说法，李胜才是被李让夷的“爱念”之心所打动，才回到京师长安的。尽管志文中没有返京的具体时间，但是却出现了“相国”一词。两唐书记载李让夷“会昌二年七月”拜相，因此，她的返京时间自然不会早于“会昌二年七月”。按此计算。这时她出家已长达26年之久。在此之前，李让夷早已任职京城，那么其兄为何不早点让她返京呢?李胜才14岁就萌发了出家的念头，此时的她应已修炼成“五净”之人，下定了“永割亲爱”的决心，应该说绝对不会因为家人的所谓“爱念”之心而改变初衷。因此，我们认为这其中必有其他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会昌灭佛事件。 唐开成五年正月，文宗暴病身亡，武宗即位。而武宗“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开成五年九月)“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人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随后，在扬州已进行过淘汰僧尼运动的李德裕拜相。加之当时的僧尼广占良田美宅，甚至不守戒律。在道士赵归真的煽动下，武宗于会昌二年下令僧尼还俗，寺财入官。三年，令两街功德使清查京师僧籍，无僧籍者勒令还俗，州县也准照办理。四年大肆毁坏宫内佛像和销毁佛经。(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于寺内；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于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当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至此，佛教遭遇了继北魏太武帝之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在这场长达4年之久的毁佛运动中，李让夷与他的好友和引荐人李德裕一直是当朝宰相。可以肯定地说，李让夷本人一定熟知并积极参与了毁佛的筹划工作。在佛寺即将被取缔之前，李让夷密告其妹，并将她妥善安置在皇家寺院——兴圣寺之内，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如果上述推测不误的话，那么李胜才的返京时间应在会昌二年至会昌五年之间。皇帝决心毁佛，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步骤，所以李让夷很有可能是在会昌二年七月前后安排其妹李胜才转入兴圣尼寺继续修行的。 另外，在墓志里之所以声称“则同气之分爱念反自渭邑”，却只字不提“灭佛”和“毁佛”的字眼，这是因为李胜才去世时，正值佛教复兴的懿宗统治时期，灭佛毁佛显然不合时宜。再加之武宗是懿宗的叔父，古代有为尊者避讳的习惯。因此，该墓志的撰写者郑权利用“思亲而归”的措辞掩饰了“武宗灭佛”这一历史事实。 五、墓志中所反映的其他问题 这方墓志除了上述几点之外，还对了解晚唐社会的崇佛有所裨益。如李胜才去世后，所谓“有子弟勤照等五六人泣血犹不胜举”之语，这就是晚唐社会崇佛的真实写照和缩影。进入晚唐以后，诸帝皆以佞佛而著称，尤以懿宗最为出名。1987年，法门寺地宫所出土的有关懿宗供奉物品就是最好的说明。其种类之繁多，制作之精巧，用料之考究，足以看出懿宗崇佛的狂热程度。由于朝廷的大力推崇，加之下层社会的积极仿效，导致了晚唐社会佞佛风气的愈演愈烈，以致于在迎佛骨时竟然有人“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撒地”，以示虔诚之心。“至于肘行膝步，噬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像勤照等人的这种举动，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行为。 再者，按照该墓葬发现的地点来推测，应是唐代曲江池的南岸。这种情况表明：到了唐朝末年，尽管有文宗太和九年修葺曲江的活动，但由于外有强藩，内有阉竖的唐王朝已无法恢复开元时期的曲江胜景，以至于懿宗时这里便沦为一片墓地，还出现了许多小村落。据同一墓地出土的《度支常平使巡检官知库务将仕郎试太常寺协律郎姚应之夫人墓志》记载可知：这里原是万年县宁安乡姜骨村的所在地。姜骨村之名，很有可能就是因此地坟墓多而来的。众所周知，“姜骨”应为“僵骨”的谐音，至今关中地区仍有将“僵”简写为“姜”的习惯。除此之外，在其附近还出土有《卢峻墓志》。该墓志记载：“葬于芙蓉园南宁安乡三赵村。”可见宁安乡的辖地至少应包括了现在雁塔区曲江乡金滹沱村以东至三兆村一带。唐代的乡里制度，据《旧唐书》记载：“一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宁安乡的5个里，武伯纶先生1963年根据金石资料补正了“曲池里”、“通安里”、“杜光里”、“三兆(赵)里”4里，再加上这次新发现的“姜骨里”，足以补订5里之数。唐代芙蓉乡以芙蓉园而得名，它与宁安乡的分界，据出土墓志来看，应是曲江池，即池东为宁安乡，池西为芙蓉乡，南边二村相连。 另据宋代张礼《游城南记》记载，曲江南岸是晚唐名人的墓地。这里不仅有郭子仪的家族墓，而且也有仇士良等人的墓地。联系到志文“窆于京兆府宁安乡凤栖原之先茔”的记载，我们推测李让夷的墓葬也应在距此不远的地方。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