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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胜迹图志》30卷，清毕沅撰。毕沅字█蘅，一字秋帆，江南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二有传。据本传载，毕沅为乾隆十八年举人，二十五年又为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乾隆三十一年，授甘肃巩秦阶道，调安肃道，寻擢陕西按察使。后任陕西布政使。“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馈，授巡抚。”毕沅在任，赈济灾民，募民垦荒，兴修水利，关注教育，“置姬氏《五经》博士，奉祀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陵墓。修华岳庙暨汉、唐以来名迹，收碑碣储学宫。”乾隆四十四年丁母忧去官，次年复任。毕沅先后在陕主政十年。乾隆五十年，调河南巡抚，次年授湖广总督。嘉庆二年卒，赠太子太保。 毕沅在陕主政期间，鉴于关中为周秦汉唐旧都，而存世之诸家撰述如《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及《长安志》、《雍录》之类“体例各殊，纯驳互见，披图按籍，牴牾实繁”，遂“寻求旧迹，订讹厘舛”，于乾隆四十一年撰成《关中胜迹图志》30卷。同年，毕沅将此书进呈乾隆帝，四库馆臣奉旨将其著录入《四库全书》。此书“以郡县为经，以地理、名山、大川、古迹四目为纬”，“考据本末，荟萃诸书，系之以图”，学者认为其“叙述多本亲历，间有考证，率皆精审。沿革、形势，一览了然，实为陕西疆里之书。博而不繁，简有要，诚能家置一编，诸资实用，正不独为征求古迹渊薮也”。是研究关中历史、地理及文物古迹，尤其是研究周秦汉唐史迹的重要文献。 《关中胜迹图志》已知有三个版本，即灵岩山馆刻本、小琅█仙馆本及《四库全书》本。小琅█仙馆本民国时已不多见，通行者为其他两本。灵岩山馆本为毕氏家刻本，由于此本刊刻既久，民国时已有“购置颇艰”之叹，故民国二十五年陕西通志馆依原刻本刊印入《关中丛书》，是书方得以流传。但此本卷三十开头缺二页，让人使用时感到缺憾。 咸阳师范学院张沛同志校点的《关中胜迹图志》2004年12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对于广大文史及考古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套极有用的工具书，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 校点本采用了《关中丛书》本《关中胜迹图志》作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作为校本。但《关中》本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即卷三十开头原缺二页，这次用上海图书馆藏本予以补充。 张沛同志在校点过程中，通过逐字逐句的对勘，发现两个本子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首先在卷数上便不同。毕沅进呈时云三十卷，而《四库》馆臣则云三十二卷。对此，民国时期因未见到四库本原书，故《关中丛书》本跋语云“《清代文献通考》、《书目答问》作三十二卷似均误”。张沛同志则依据原本作出了明确答案：“《四库全书》将毕沅三十卷的撰进本各府、州前之图分作两卷，附于书后，作卷三十一、三十二，与撰进本作三十卷不同，因跋文作者未见过《四库》本，故如是说。”如此，数十年疑问一举释然。另外，在校点中还发现，《四库》本在内容和编排上也与《关中》本不同。馆臣奉旨将《关中胜迹图志》著录入《四库全书》时，对此书的的图文有一定的增删。对于这一现象，校点者采用了科学的方法进行处理。即《关中》本无，而为《四库》本所增加的整条内容，全部予以吸收，并作校记，而《四库》本在条目中增加的局部内容，则置于校勘记中。《关中》本有而为《四库》本所无的内容，则不出校记，这样使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对两个不同的本子一目了然。这在各卷都有体现，如卷十八的武成楼、仓颉庙、太王庙、泰伯庙、三公庙等，为《关中》本所无，而为《四库》本所增。而同卷的太白山神庙条《关中》本和《四库》本引文不同，则将异文录入校勘记中。另外，四库本卷二十九为绥德州，卷三十为鄜州，而关中本卷二十九为鄜州，卷三十为绥德州，这也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 《关中胜迹图志》一书附有大量的图，这些图不仅使内容增色不少，而且还对使用者起着按图索骥的功用。但是《四库》本和《关中》本在此却有不同，如《四库》本有《陕西疆域总图》，此图在书中无疑起着总纲性的作用，但《关中》本无此图。这次校点将其收入，置于卷首。至于《龙首永济二渠图》也为《四库》本所增，为《关中》本所无。此图对于研究明清时期西安的用水问题很重要，也是很直观的资料。另外《四库》本还增有《西镇吴山图》，校点时也将其收入。以上三图的收入，对《关中》本即家刻本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而《关中》本在图的编排上也有错误。如《草堂寺图》误入鄜州卷目之前，《汉长陵图》误入商州卷目之前，《壶口图》、《梁山图》误入同州府卷目之前。按草堂寺在西安府鄠县，《关中》本以为鄜州有杜甫故居而误入。汉长陵在西安府咸阳县，《关中》本以为商州有汉高祖庙而误入。壶口在延安府宜川县，《关中》本以韩城县有龙门而误入同州。梁山为唐高宗乾陵所在，在乾州，《关中》本亦因韩城有梁山而误入同州。校点时将这些错误都作了更正。 校点古籍，涉及方面很多，其中对于原书的引文部分尤为重要，但古人对于引文部分并不十分严格，其既有完整引用，也有只引用其大概文义，这样或多或少产生了文字内容讹误，许多内容上底本和校本也因种种原因而产生分歧。因此，核对引用文献，是校点古籍的重要内容。如卷一西安府沿革条，底本作“肃宗元年曰上都”，《四库》本作“代宗”，经查对《新唐书•地理志》，知作“肃宗”是，《四库》本误。再如校点本284页周勃墓条，底本引《水经注》作“成国故渠迳周勃冢南”，而《四库》本作“郑国故渠”，经查对《水经注》，知作“成国故渠”是，《四库》本误。以上所举是《关中》本不误、《四库》本误的情况。当然还有《四库》本不误而《关中》本误的现象。如此书471页陇州沿革条，《关中》本作“大业二年州废，属扶风郡”，《四库》本作“大业三年”，经查对《隋书•地理志》，知《四库》本是。再如此书257页灵台祠条，《关中》本作灵台，《四库》本作露台。此条内容，《长安志》临潼县条亦作灵台。张沛同志依据文义，认定《四库》本是。案云露台亦见《汉书•文帝纪》师古注：“今新丰县南骊山之顶有露台乡，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张沛同志所言极是。 这次校点采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这又分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利用碑石资料对原书某些记载的补充和修正。这与校点者本人工作经历分不开。张沛同志曾为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特约编审，长期参与《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的编审工作，并应约参加了《陕西省志•文物志》中石刻及碑碣墓志两章的编撰工作，其间曾编著了一部《昭陵碑石》，这部让学人受益匪浅的著作，正反映了作者对碑石文献的熟悉。这种情况，在《关中胜迹图志》中也得到了体现。毕沅在记述昭陵的碑石上多有疏漏，如记段志玄碑为贞观二十一年立，张沛同志根据碑文内容，断定立碑当在高宗时，从而认为罗振玉《昭陵碑录》所云立碑时间为永徽六年二月或有所据。关于孔颖达碑，毕沅云为贞观二十六年立，而贞观无二十六年，据原碑知为贞观二十三年。另外孔颖达碑、房玄龄碑、兰陵长公主碑毕沅均云无撰书人名，张沛同志则根据原碑及相关著录作了相应的补充和更正。其二，对原书中所记述的古迹现状利用考古资料作了补充。《关中胜迹图志》毕竟是清代人的著作，其所记载的历史古迹，只能是当时人的所见所闻。而经过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书中所记的古迹的现状如何，也是在阅读过程中常会闪出的问题。那么，依据当代的考古成果，来对所载内容作一个补充，无疑是很好的做法。在校勘记中，张沛同志利用《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陕西省志•文物志》等权威性著作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相关内容作了补充说明。如卷五对于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华清宫等以及卷八对于唐代帝陵均据相关资料作以简要补充说明，使人对这些遗迹现状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另外，由于历代对于某些古迹的认识有误，而毕沅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对此有所改变，只能是以讹传讹，这在一些墓葬的认定上尤为明显。因此，利用考古资料来对其作以更正，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如卷八记载咸阳县有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等西周王陵，对此，唐人已经力辨其非，李泰《括地志》中已经说明应该是秦王陵。但是这一论断从宋代开始便无人问津，反而郑重其事地认为就是周王陵，毕沅也在陵前立有碑刻。另外，毕沅还把汉平帝王皇后陵误认作周成王陵，汉元帝王皇后陵误认作周康王陵，把汉成帝班婕妤墓误认作周恭王陵等等。而这次校点，则依据相关资料，对于这种讹误作了辨析。再如对于西汉帝陵的误认，也在校点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一些遗址的位置，则根据考古发现将其作了订正。如卷四载“黄山宫在兴平县西三十里”。而实际上黄山宫在兴平县东南田阜乡侯村，此地曾经出土过“黄山宫”瓦当和“横山宫”铭铜灯，其地望也与《水经注》所记相合。校勘记云，汉时今兴平县西有黄山，盖误以黄山宫在黄山而有此说。再如同卷载扶荔宫在上林苑，这是引用《三辅黄图》的记载，《关中记》则云扶荔宫在冯翊。而考古资料则表明，扶荔宫在今陕西韩城，即汉代的左冯翊夏阳县，遗址中曾出土有“夏阳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铭文方砖。这说明《关中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些都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 但百密一疏，是书以一人之力校点，其中也偶有纰漏。如卷六据《四库》本补孙思邈宅。案孙思邈为唐时人，故应将此条置于唐代，《四库》本将其置于宋代不确。又此条引《长安志》作“在██县东五里流惠乡惠政坊启玉山”。而《长安志》卷十九华原县作“在县东五里流惠乡惠政坊磬玉山”，其中并无“██”二字。██为西汉时所置之县，东汉已省。唐宋时其地又设华原县，汉██县在唐华原县东南一里，宋华原县东北一里，三者不在一地。故此处的“██”二字应为衍文。另“启玉山”为“磬玉山”之讹。再如卷九潼关厅关城，底本作“宋熙宁中侍御史陈洎筑”。陈洎，《四库》本作“陈泊”，校点不知孰是。案《宋史》卷三百二十八《薛向传》载：“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陈洎行边，向诣洎陈三敝，言：‘今板筑暴兴，吏持斧四出伐木，无问井闾丘陇，民不敢诉。如不得已，宜且葺边城。函关，秦东塞，今西乡设守，是为弃关内乎?三司贷龙门富人钱，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称贷于民，非义也。’洎上其说，悉从之。”此处所载之陈洎，其官职及生活时代均与底本所云相合，且修函关亦即潼关，故底本作“陈洎”是，《四库》本误。 总之，这次《关中胜迹图志》校点本的出版，虽说是校点，但是实际已远远超出这一范围，这在每卷之末的校勘记中便得到了反映。这些文字，既有校勘文字的部分，也有考证性质的文字。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时考证性的比重要大于校勘的部分，这无疑是对原书有益的补充。另外，校点本另一特点是对于考古资料的应用。这些考古资料，涵盖面极广，既有碑碣墓志，也有墓葬遗址，这些资料，有些是古人能见到的，但是现在又有了新的发现，而大量的内容，则是古人所不能见到的。通过对这些重要资料的引用，丰富了此书的内容，而注文对原文则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虽然在校点中偶有纰漏，但瑕不掩瑜，其丝毫也不会影响到校点本的价值。因此，校点本《关中胜迹图志》的出版，为研究周秦汉唐史迹提供了一部十分重要的文献。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第1期总第41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