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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分类中，有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将儒家的几部专书《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孝经》独立，各自成为一个种类，从汉代《七略》、《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到《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皆是如此。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由特定的学术文化思想和背景决定的，所谓“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①。然而，在儒家这几部经典之外，唯一的还有一部以专书发展成为独立的图书门类的就是“楚辞”。从梁人阮孝绪《七录》分类著录以来，成为中国古代图书的分类传统，沿袭不改。“楚辞”独立成部分类著录的原因何在?为何产生在梁人阮孝绪编撰《七录》的时代?在一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学术宗旨的目录学研究中，历代目录学著作多阙而未言，或有申说，也语焉不详。 一 书目中的“楚辞”界定 楚辞是屈原为代表的楚人创作的诗歌，也有人称楚人歌辞，到汉代集为专书，成为一部诗歌总集。梁人阮孝绪编撰《七录》，在《文集录》中将集部之书分为四类：楚辞、别集、总集、杂文，第一次将“楚辞”独立成为图书目录种类。《七录》一书已亡，只留下一篇序，见于《广弘明集》，对“楚辞”分部缘由也无解说。作为一部诗歌总集，自应归人总集之中，《七录》却独立成部，后世公私书目也多沿袭。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就曾说： 楚辞兼有屈、宋、扬、刘诸人作，义例实是总集，但从前著录，皆自为一类，冠于别集之前，今仍旧例。② 张之洞已明确认为《楚辞》为总集，却“自为一类”，虽然生疑，依旧照录，因为“旧例”所在。《四库全书总目》甚至在《楚辞章句》解题中说刘向编撰“《楚辞》十六篇，是为总集之祖”③。“总集之祖”未列入总集，原因何在呢?《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序说：“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于《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按此说，《楚辞》虽为总集，不列为总集，乃是因只收“楚辞”一家之书，与分体编录多种文体的总集，体例不同，作为分体文学总集，于是另成书部。《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类序中，有更明确的理由说明：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后人或谓之骚，故刘勰品论《楚辞》，以《辨骚》标目。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隋志》集部以“楚辞”别为一门，历代因之。盖汉魏以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他集不与楚辞类，楚辞亦不与他集类，体例既异，理不得不分著也。 《楚辞》定名，不始于刘向，《史记·酷吏列传》早见其说，而言《隋志》别立“楚辞”一门，又不察阮孝绪《七录》之先。不过，《四库提要》说明“楚辞”分著的原因很清楚：“体例既异”。这个“体例”，就是“无全集皆作此体者”，也就是说，楚辞分类著录的依据就是一部文集中全部收集的都是属于“楚辞”体的作品，由此划分出“不与他集类”的界限。那么，这里的“楚辞体”，是指的楚辞类文体，还是指的其他什么体例?因为按照《四库提要》的解说：“汉魏已下，赋体既变，无全集皆作此体者”。屈原等人的作品，在《汉志》中被称为“赋”，“此体”应是与“赋体”同性质的文体。那么，中国古代的图书目录学中“楚辞”独立分类是以楚辞的文体为分类标准的吗?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说： 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④ 章学诚认为，楚辞与赋、五言诗、七发之类的作品都同样是文体，以文体作为图书目录的分类标准，是与图书分类的体例不相统一的，所以他说：“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虽然，“楚辞”已成为“著录诸家之成法”，但用“义例”衡量，是不合理的。否则，图书目录中还应该有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章学诚的质疑有无道理，我们可用书目著录的楚辞类著作作一比较。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著录楚辞类著作六部六十五卷，又存目十七部七十五卷。究其著作形式，除了大量的注解，如《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又有绘图，如萧云从《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二卷；又有评论考证，如沈云翔《楚辞评林》八卷、朱熹《楚辞辩证》二卷、蒋骥《楚辞余论》二卷、汪瑷《楚辞集解》蒙引二卷；又有骚体文学作品集《楚辞后语》；又有考异，如汪瑷《考异》一卷，等等。如果用文体的标准来判断，这些著作绝大多数不应该看成是楚辞体的诗歌作品。因为按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标准，说：屈原、宋玉创作的诗歌，到了汉代“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⑤这在作为书目的《隋书·经籍志》也是这样认同的：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⑥ 由此比较，目录学中作书目的“楚辞”与文学体裁的楚辞并非同一概念，虽然它们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章学诚质疑虽然有道理，但是误会二者的区别。“无全集皆作此体者”，正是指《楚辞》作为一种分体文学总集，这是“楚辞”独立成为图书部类的基础，而与别集、总集等并列，但这也仅仅是分类的基础而已，还并不是分类的依据。书目以图书文献为著录对象，它的分类自然也是以文献的形式内容的性质为标准。因此，书目所著录的楚辞著作，当然不是以文体为标准，而是以“楚辞”作为文献主题，作为记录有关楚辞的知识载体，所有以“楚辞”为名的相关著作，用姜亮夫先生《楚辞书目五种》序中所称，即“有关楚辞研究的书目”⑦。从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开始，所录“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⑧，所录著作不见，但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楚辞”类，有“《楚辞》三卷”，下注云：“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则知“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一书，正是阮孝绪《七录》所录。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隋志》依《七录》，凡注中称粱有今亡者，皆阮氏旧有”⑨。姚振宗亦著《隋书经籍志考证》略有异词，云：“以《七录》纵横家验之，知其采宋、齐、梁、陈四代书目而亦注粱有。以上五代史志托始于梁也，不尽是《七录》也。”⑩，但姚氏自注又云：“大抵宋、齐书目所有者，梁代书目无不有之。故概以梁有括之也。”其实这在阮孝绪《七录序》中自有说明：“凡自宋齐已来，王公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则或非《七录》所录，《隋书·经籍志》中注为梁有者，亦梁代书目所有。如是，则何偃所删，王逸注之《楚辞》，亦是以楚辞作品为中心分体文学总集及相关楚辞研究之书目。或许这就是张之洞《书目答问》所言楚辞“实是总集”，然而又“自成一类”的“旧例。” 二楚辞乃一家之学 楚辞作为分体文学总集立于书目，《七录》开其先例，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专集编撰产生的事实。据记载，三国时应璩编有《书林》(11)，专门收集书记之文；西晋傅玄编有《七林》，收集“七”体文(12)；《隋书·经籍志》总集还载有赋体专集；谢灵运撰《赋集》九十二卷，崔浩撰《赋集》八十六卷。又谢灵运集《七集》十卷。袁淑撰《诽谐文》十卷，自注云：梁有《续诽谐文集》十卷等；《梁武帝制旨连珠》十卷，又自注云：梁有《设论连珠》十卷，谢灵运撰《连珠集》五卷，陈证撰《连珠》十五卷，等等。如按照这些文集作品的数量，均超过了楚辞，尤其是“赋”体、“七”体，历代历朝都不少，为什么并未独立成为图书部类，只有“楚辞”独自成立呢?《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序有一段说明，启发我们展开了思考。序说： 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亦遂为一家。(13) 此所谓“一家”，即一家之学(14)，专门系统的学术流派，而图书目录的分类，正是建立在学术分类的基础上的。章学诚曾经指出： 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门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15) 这在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中更有专门论述《编次必谨类例论》，说明书目类例编次的指导思想：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也，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有其书，书守其类。(16) “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这正是“楚辞”独立图书部类的根本原因。告诉我们这一信息的，就是班固，他在《汉书·地理志》中曾有一段说明：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兄子濞子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7) 这是“楚辞”专门之学产生、传播、形成的最早载述。它以屈原、宋玉的创作为中心，到了汉代更有一批模拟屈、宋楚辞的作家作品，今存王逸《楚辞章句》尚有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更包括了关于楚辞研究解说的内容。淮南王刘安招宾客著书，除了“分造词赋”，《汉书》本传载著有《离骚传》，《汉书·朱买臣传》又载朱买臣被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幸侍中”(18)，正是他“贵显汉朝”的明证。刘安《离骚传》与朱买臣“言楚辞”，已不是楚辞的模拟创作，而是对楚辞的解说、阐释，属于楚辞研究的内容，所以《汉书·地理志》才称之为“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可知这“楚辞”的流传与形成是包括了屈原、宋玉等人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了汉代人的阐释、研究的著作，从而形成楚辞的专门之学。《汉书·王褒传》载：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士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19) 《七略》也曾载述其事： 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入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诵，辄与粥。(20) 诵读《楚辞》，要有专门之“能”，“被公年衰”，“每一诵，辄与粥”，尚被“诏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对楚辞的专门之学也有一段专门的说明，在《艺文志·诗赋略》屈原赋下面，他说： 沈钦韩曰：自《离骚》至《大招》适二十五篇，《隋志》专列楚词一家，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以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案：汉时朱买臣召见，言楚词，宣帝征能为楚词，九江被公见诵读，尔时自有专门，可知其音读非易也。 楚辞这种“专门之学”，以致“专门之书”，最终在目录学得到了认同，《隋书·经籍志》楚辞部小序，对楚辞的专门之学的学术源流就作了最全面的记载。它说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以及贾谊、东方朔、刘向等汉代作家模拟楚辞的作品为中心，包括了研究楚辞的著作，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从刘安作《离骚传》就开始形成的： 始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己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于世。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21) 前引《四库全书总目》曾说“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楚辞亦遂为一家”。区别《汉志》中屈原赋不过是屈原自己的创作，而立名“楚辞”，收集诸家，并有师承传统，世有传习，才成为专门之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22)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祖屈原，故知其传习相承，而王逸《楚辞章句·九辩序》直称宋玉为屈原弟子，《隋书·经籍志》亦承其说。到了汉代，更有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诸人相承，更形成刘安《离骚传》。刘向有《天问解》、扬雄《天问解》、刘向、王逸先后收集整理“楚辞”，等等，所以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说：《诸子略》中，“自陆贾、贾谊以下不称子者，学无传人，未足名家也。”(23)所谓有师承，则有其学，无师承，则不足名家。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汉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虽各有所属，独有屈原赋发展而成“楚辞”的道理，《四库全书总目》“《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辞”的原因。 当然，楚辞专门之学的存在，为《七录》著录提供了分类的基础与依据。但《七录》所以能在书目中创立“楚辞”一部新目，同时，也与《七录》创新体例有关。自屈原创作楚辞以来，一大批作家先后继作，仅《汉志》屈原赋之属就有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又经过汉武帝、汉宣帝的鼓励提倡，相继出现了大批的楚辞研究的专门之作。从刘安《离骚传》开始，先后还有刘向的《天问解》、扬雄的《天问解》(24)、班固《离骚经章句》、贾逵《离骚经章句》(25)、马融《离骚注》(26)。又刘向典校，整理《楚辞》分为十六卷，王逸著《楚辞章句》，汤炳正先生曾证班固尚有《离骚赞》一书(27)。仅此已有八、九家。较之《汉志》著录六艺之书，《易》十三家、《书》九家、《诗》六家、《春秋》二十三家，《礼》十三家，《乐》六家，《论语》十二家，《孝经》十一家，“楚辞”八家也不为少。到阮孝绪撰《七录》，“楚辞”部有五种，五帙二十七卷，《隋志》载有十部二十九卷。这对于图书目录学来说，著录分类的一大原则就是类例要适应著作。用章学诚所说，“《艺文》据籍而纪”(28)，这在阮孝绪《七录》目录分类思想就有着直接的体现。他在《七录》序中曾用史部分类、诗赋分类说明这一分类著录的原则： 刘(歆)、王(俭)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纪传部》为内篇第二。 按照阮孝绪的说法，《七略》开创了这样的分类原则，由著作的多寡来决定类别的划分。《诗赋略》中诗赋不从《六艺》诗部，就是明显类例。于是，他在《七录》中也应用这项原则，把史书从《春秋》中分出来，另立了《纪传部》。那么，楚辞的分类，现存《七录序》虽不见述说，但根据《七录》的义例和阮孝绪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正是他运用这个分类原则，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中“楚辞”的类别。 三 文的独立与自觉 前面我们论述了“楚辞”之学在汉代已经开始形成，可是，为什么未在汉代建立书目，反而会出现在阮孝绪编撰《七录》的梁王朝呢?这实际是汉魏六朝以来，随着集部著作的大量产生，人们对“文”的自觉认识与追求的结果。 “楚辞”在阮孝绪《七录》归人文集部，而“文集”正是那个时代文学部类的标志。阮孝绪在《七录》中，独自创立了《文集录》，在《七录》序中还特别说明了“集酽刨设酌缘由： 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 阮孝绪说《文集录》的设立，是继王俭《七志·文翰志》发展而来的，但是，变“文翰”而为“文集”，更能代表“文”的内涵，“顷世文词，总名为集”，以“集”为文词的总称，则集部的设立，就是当时关于文学部类的设立。“集部”的核心是“文”，《隋书经籍志》集部小序开宗明义就说：“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词，情灵无拥者也。”无论“楚辞”、“别集”、“总集”，皆是在此一核心范畴下聚集成部，所以《隋志》才会说：“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即“集部”是在“诗赋”为中心的纯文学基础上建立的图书部类。 图书目录中集部的创立，反映了文学逐步摆脱经学、依附学术而走向独立发展的事实。章学诚就曾明确指出：“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29)所谓“升降”，正是指的文学的发展变化。魏晋以来，儒学衰微，玄学兴起，抒情言志的诗赋之作和各体文章大大增加，人们对文学的特点、作品的形式、技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有了更加明显的区分。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就特别推崇风骚，吟咏情性，反对文学创作等同经传。他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慕《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30) 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正是与这个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特殊性认识有关系的。宋人范晔在《后汉书》的《儒林传》外特立了《文苑传》，反映了文学家的独立地位。随着文学家独立地位的出现，文学也从学术中，特别是从儒家经学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独立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载：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士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31)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由朝廷正式指示建立了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之馆。《南齐书·百官志》又载：宋明帝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32)。特别是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更由“儒”、“文”的分化中，对文学家的独立性和文学特殊性，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33) “文”与“儒”产生了分化，相提并论，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得到特别推崇。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还说：“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也，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不以儒者命家”的“文士”，“此亦悉通其义也”，这样的推崇，确实反映了文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文学的独立。 正是有了文学独立的事实，图书目录才有了相对于经、史、子的集部的创设，也就是说才有了代表文学的集部的产生。而文学以屈原、宋玉为代表，他们所创作的楚辞自然也成为人们竭力推崇的文学典范。可以说这是南朝文学思想的一大特点，尤其在梁朝表现得格外突出。昭明太子编有《文选》，分文体三十九(34)，在赋、诗后面独立骚体一类(35)。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以楚辞作为赋体的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在竭力摆脱“古诗之流”的经学附庸地位，而推崇屈原为代表“骚人之文”。萧统在《文选序》中说道： 又楚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江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36) 在收录了远自周秦，近至齐梁一百三十余位作家作品，而专以屈原“骚人之文”而论，正是表现了他的文学观念，主张抒写个人情性，并以“能文为本”，而于经学、子书、史传“亦所不取”。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明白地区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它以“骚人之文”为代表，正是反映了对文学的本原性的体认。虽然，这里仍然有局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学术思想的原因，将《诗经》纳入儒家经典，于是以屈原为纯文学之代表。《汉志·诗赋略》虽以屈原赋为首。但是，纯文学的创作不等于就具有文学独立的自觉意识，钱穆先生就曾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纯文学作品当自屈子《离骚》始，然屈子特以一政治家，忠爱之忱不得当于君国，始发愤而为此。在屈原固非有意为一文人，其作《离骚》，亦非有意欲创造一文学作品。汉代如枚乘、司马相如诸人，始得谓之是文人，其所为赋，亦可谓是一种纯文学。然论其作意，特以备宫廷帝王一时之娱，而藉以为进身之阶，仍不得谓有一种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存其心中也。(37) 这种真正的文学独立价值意识，正是在魏晋以来文学自觉时代中产生的。萧统《文选》中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突出代表。也正是针对《文选序》所提出的“骚人之文，自兹而外”的意义，钱穆先生认为： 此述屈子《离骚》，下开诗境，以其同属言志抒情，故连类而及，以示别于上述纪事咏物之赋也。宋玉与荀卿并举，列之在前，顾独以骚体归屈子，不与荀宋为伍，此一分辨，直探文心，有阐微导正之功。(38) 这里的“直探文心”，正是指的《文选》确认“骚人之文”所代表的独立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文学传统。这在图书制度也得到了明显的肯定，《唐六典》就明白说：“丁部为集，其类有三：一曰楚辞，以纪骚人怨刺；二曰别集，以纪辞赋杂论；三曰总集，以纪类分文章。”(39)以“纪骚人怨刺”作为楚辞图书的标志，突出地反映了人们对“骚人之文”的认识。钟嵘《诗品》评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悽怆，怨者之流”，其序言诗则以“楚臣去境”为首，归之“诗可以群，可以怨”。又有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所言“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情感上的“流连哀思”成为“文”的特征。而同见于《梁书·文学传》的刘勰在所著《文心雕龙》里，更有了理论阐述。《辨骚》一篇充分肯定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创作“异于经典”、“自铸伟辞”的创造性价值。特别是刘勰将《辨骚》安排在作为“文之枢纽”的前五篇中，与《原道》、《宗经》、《征圣》、《正纬》并列，并在《序志》篇中特别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之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40) 可以看出，在梁代的文学思想中，屈原为代表的骚人之文代表了一种文学发展中的新的转变，是一种新的文学方向开创的“枢纽”。班固评价屈原为“辞赋宗”，宋人晁公武更在《郡斋读书志》集部序中说屈原所具有文学之宗的地位： 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可为训，而英辨藻思，闳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向，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41) 屈原被尊为“百代词章之祖”，“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正是肯定他作为文学传统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因而他所创作的楚辞，应该成为集部书目的代表，不仅在于“集部之目，楚辞最古”(42)，更重要在于从目录学看，辨章学术的宗旨，真正体现考镜源流：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本末先后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43) 而这一切的宗旨，都集中在阮孝绪《七录》楚辞的分类著录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图书目录中的“楚辞”，是指以楚辞为中心的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有关楚辞研究的书目。作为专门之学而聚为专门之书，虽在汉代已初步形成，却在梁朝阮孝绪《七录》正式分类著录，是随着汉魏以来文集的大量产生、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学特征的认识、人们对文学独立的自觉意识和建构的结果，从而在梁人著述的文学思想中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注释： ①④(15)(28)(29)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中》：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页、第276页、第297页、第1023页、第296页。 ②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55页。 ③(13)(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7页、第289页、第1685页。 ⑤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82页。 ⑥(21)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55页—1056页、第1056页。 ⑦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1版，第1页。 ⑧释道宜《广弘明集》卷三，《四部备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27页。 ⑨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004页。 ⑩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5407页。 (11)魏征等《隋书经籍志四》自注：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中华书局1973年，1089页。姚振宗《三国志艺文志》认为应是应璩所著，夏赤松重编。见《二十五史补编》(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3288页。 (12)挚虞《文章流别论》：“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第1020页—1021页。 (1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子部法家类《管子》：“向、歆、班固，条别诸子，分为九流十家。而其间一人之书又自为一家。合若干家之书而为某家者流。明乎其所谓家者，不必是一人之著述也。”中华书局1980年，第608页。 (16)(43)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第831页。 (17)(18)(19)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53页、第1258页、第269页。 (20)李昉等《太平御览》859卷，中华书局1968年，第3815页。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491页。 (23)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24)(25)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后叙，见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页、第48页。 (26)范晔《后汉书·马融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第686页。 (27)汤炳正《班固屈原佚著钩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增刊。 (30)姚思廉《梁书·文学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90页。 (31)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32)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15页。 (33)萧绎《金楼子》卷4，《丛书集成》初编594册，中华书局1991年。 (3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引述台湾游志诚《论<文选>之难体》等，认为“《文选》实际文体类目就应该是三十九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 (35)梁朝任昉《文章缘起》已有“骚”与“反骚”的划分。 (36)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1页。 (37)(38)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97页、第118页。 (39)张九龄等撰《唐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595册，第105页。 (40)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27页。 (4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台北广文书局1979年，第967页。 原载：《文学评论》200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