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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年又号寐叟,别署睡香病叟、菩提坊里病维摩、随盦、谷隐居士、姚埭老民,浙江嘉兴人,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 沈曾植生于北京,光绪六年(1880)考中进士,任刑部主事、郎中等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成立“强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丁忧离职, 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在两湖书院主讲史学。此后又历任安徽提学使、布政使、巡抚等职。宣统二年(1910),因病辞官。沈曾植在政治上属于洋务派,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安徽任上时,大力兴办实业,开设工厂。他支持康有为变法,但又认为其行事过于激进。清帝退位后,沈曾植以遗民自居,寓居上海,号其楼为“海日楼”。 沈曾植手书 沈曾植很早便有从事学术研究的爱好和藉此经世致用的思想。他早年用力最勤的是关于辽金元史、四裔地理方面的研究,有《蒙古源流笺证》八卷,《元朝秘史补注》十五卷。他曾和徐同溥辑《汉律辑存》一卷,后又作《〈晋书·刑法志〉补》一卷。沈曾植的诗,被同光派诗人陈衍、王仁堪(可庄)、郑孝胥(苏堪)等奉为“同光体之魁杰”,有《海日楼诗》二卷,文《海日楼文集》二卷。沈曾植所著“杂说”之属,有《海日楼札记》二卷、《东轩温故录》一卷、《潜究室札记》一卷、《护德瓶斋涉笔》一卷、《寐叟题跋》二集各上下册。 沈曾植的著作正式刻印出版的少,未加整理刊行者尚多。1947年夏,沈曾植之子沈慈护将所存其父的有关书籍、书札等交与钱仲联先生。“书名繁多,或数页而止,短书杂札,往往书于帐册之背或杂纸之上,虽标明为书,实不过未经整理排比之读书笔记、简端评识而已。”(钱仲联:《沈曾植遗墨选·序》)钱先生客居于海日楼中,按《困学纪闻》、《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的体例加以编次整理,是为《海日楼札丛》,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出版,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再版。 《海日楼札丛》共八卷,卷一为经学,卷二为史学,卷三为域外史、舆地、姓氏、风俗、目录版本之学;卷四为儒道、政论、术数、医学;卷五为佛学;卷六为道教、回教、波斯教等;卷七是有关诗、文、词、曲、乐律之学;卷八为碑帖、书画之学。该书“虽此属畸零汇辑之书,未足见寐叟学术之广博弘大,然未尝不可窥豹一斑”(钱仲联:《沈曾植遗墨选·序》),“我们在这里可以多少看到沈氏的一些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以及这一时期的学风和有关于哲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一些研究材料。”(钱仲联:《海日楼札丛·前言》) 《海日楼札丛》体现出沈曾植深厚的经学功底与独见。如“比兴近易赋近书”条论《诗经》赋比兴说:“《诗》之比兴,辞近《易》。赋则近于《书》,于《风》偶一见,《雅》则全体相类矣。国史之言,本其所掌,本其所学,以为吟咏,而洁静精微、疏通知远之美,不期而与温柔敦厚之情交发而迭起焉。”这里,沈曾植指出《诗》之比兴近于《易》之卦象爻象,赋则近于《书》,有史学存真的意义。沈曾植认为国史在编著《诗经》的过程中,以其所掌所学进行加工,使得《易》之洁静精微与《书》之疏通知远,与《诗》之温柔敦厚之情有相互发明、助益之功。 《海日楼札丛》讲史地部分,每有卓见。如卷二“金史宗浩传北方兵事”条,王国维在《萌古考》一文中的许多论点,他已言之在先。卷二“撒里部陀括里”条中,他敏锐地认定“陀括里”就是《元史》中的王罕脱斡璘,《秘史》中的脱斡邻勒。钱仲联先生指出,沈曾植“……考《魏略》的劭提,即《魏书·鲜卑秃发乌孤传》的寿阗;《魏书·蠕蠕传》的天山,即畏兀儿祖居和林川的天灵山;《隋书》的獘刺国即布拉特,阿得水即额尔齐斯河的下游,《新唐书》的室韦即索伦;《元史》钦察之地即喀山,会通河在金、元之际民间已自开运;指出《水经注》叶榆河的错误;雷翥海是里海而非盐海,据道书以参证地志,知D、闽二地各有霍山都称南岳;都是发前人所未发。”(《海日楼札丛·前言》) 沈曾植“博于佛学”(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六),1906年他出游日本,获得《大藏经》全部,乃专心钻研佛学,颇有心得。《海日楼札丛》卷五“证不可量”条谓:“《华严经》说:‘十地菩萨,一举足证智功德,九地菩萨所不能知。’说者仅以不思议境视之,漫无著落,非入理谈也。积土成山,积水成川,积巧成神,积善信美大而成圣,积信解行证而成佛。同此知见,积之久而慧异。同此功用,积之久而力异。”“十地菩萨”即佛。沈曾植汇通释、儒,指出成佛极尽艰苦之能事,境界不同,其生命体验自不相同,但循序渐进,安忍精勤,恒久不息,虽不成佛,也会有“慧异”“力异”的效果。 《海日楼札丛》中有关道教的内容亦有不少,涉及道教史考订、《道藏》源流、道佛关系及道教与政权的相互作用等问题。卷六“陶隐居”条说:“张陵之法,扩于葛玄;葛玄之法,裁于宏景。自唐以后,宏景之道大行于世,伪鄙之仪,荒诞之说,浸以废灭。”沈曾植指出自张道陵的五斗米道至陶弘景开创的茅山上清派,道教的民间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迎合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需要。 沈曾植论诗颇具史家眼光,高屋建瓴。《海日楼札丛》卷七“史例治诗词”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沤尹侍郎乃今复以此例施之于词,东坡其乘韦也。”在沈曾植看来,诗词未尝不可以史例治之,通过对诗词作系月系日的编辑,可使创作者个人的情感、经历等得以清晰、完整的展现。 沈氏早岁精帖学,后来从包世臣那里悟得笔法,壮年嗜张裕钊,后由帖入碑,融南北书派为一体,“错综变化,发抒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王蘧常《沈寐叟先师书法论提要》引金甸丞语),论艺者许为大家。《海日楼札丛》论书画部分,颇多精论。例如卷八“论行楷隶篆通变”条说:“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完白(邓石如)以篆体不备,而博诸碑额瓦当,以尽笔势,此即香光(董其昌)、天瓶(张照)、石盦(刘墉)以行作楷之术也。碑额瓦当,可用以为笔法法式,则印篆又何不可用乎?”在沈曾植看来,各种字体如行、楷、草与八分、隶、篆,都有一种相通的精神气质,可以通过调和而变化生新。 沈曾植以乾嘉考据学的治经方法,承续道咸边疆舆地之学,又综览百家,试图通过对传统学术的系统清理,校订史文,阐释有关人事、地理、名物和制度等,以期达于经世致用,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他因考据而求通识,故常能慧眼独具,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为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一代国学大师,沈曾植当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 原载：《光明日报》2008-11-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