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 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原载：《光明日报》2008-12-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