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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字文》的注本，今传有清人汪啸尹纂辑、孙谦益参注的《千字文释义》等。然而，在此之前，《千字文》很早便有注本出现。法国国立图书馆藏敦煌本《杂抄》(亦名《珠玉抄》、《益智抄》、《随身宝》)，是一本幼学书，其中就著有“《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郑阿才、朱风玉著《敦煌蒙求研究》指出，《千字文》除了白文本在敦煌流传外，唐代敦煌地区也普遍流传着有注解的《千字文》教科书。这些《千字文注》是为了辅助童蒙家学之用，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或不同的时空背景，而将内容作部分的增减，不同时代的注本，正可反映出各时代在帮助童蒙理解时所作不同的诠释而呈现出各种不同注解的风貌。 《千字文》古注有上野本、敦煌本、《纂图附音》本，而新注则有新版大字本、三注本、三注故事本。在9世纪末，日本藤原佐世所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小学类中有如下载录： 《千字文》一卷 周兴嗣次韵撰 《千字文》一卷 李暹注 《千字文》一卷 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 《千字文》一卷 东驼固撰 《千字文》一卷 宋智达撰 《千字文》一卷 丁觇注 这里载录有“千字文一卷，李暹注”。另外，其中“东驼固”，“东”字或为“陈”字之误。《见在书目》载《切韵》异本(增补本)著者15家，有“陈道固”撰，“驼固”或正为“道固”(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藤原赖长所著《台记》，在保延六年(1140)学习过的书里，也举出了《注千字文》一卷。 但是，在唐代或者同时期的写本里，尚未发现明确为李暹注释的本子，而学者主要是根据日本传存的所谓《纂图附音本》(开头有“梁大夫司马李暹”撰写的序)来加以探讨。 在现存的李暹《千字文注》的3个本子，即敦煌本、上野本和《纂图附音本》当中，后者有室町时代写本、江户时代古活字本、整版本。这些本子中有避宋讳改字的情况，注中还有引用晚唐以后流行的《太公家书》、《唐书》字句的，因而很可能是经过改窜的本子，并非初唐原貌。相比之下，上野本和敦煌本的价值就凸现出来。 上野本《注千字文》，今有《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根据这个本子封底的题记，是日本弘安十年(1287)在幡川佐用乡(今兵库县佐用郡佐用町)的一个寺院里抄写的，而它所依据的原本则是建仁二年(1202)的抄本。与残本敦煌本不同的是，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千字文注》的完本。 《千字文注》写本与李逞 日本传存的“李逻注”《千字文注》写本，前冠有署名为“梁大夫司马李逻”的序文，据研究，其为14世纪时书写的。另外还有江户时代的古活字本和整版本传世，这些都是研究《千字文注》非常珍贵的文献。上面提到的“李逻注”写本，“李逻”显然是“李暹”之误。 上野本与“李逻本”的序言的开头部分(从开头至“至梁武帝受命，令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推其理，为之次韵”)大体相同，内容都是叙述周兴嗣编写《千字文》的缘起，不同的是述说作者为之作注原因的后面部分。上野本由于写到李暹个人的经历和想法，所以应该说具有特别的价值。这一点日本学者东野治之《关于李暹(注千字文>》已经指出。 下面将这一部分标点注释，断句和东野治之引文颇有不同。这一部分也正是从对周兴嗣《千字文》的评价谈起的： 盖玄途渊迹，理趣绵长，味 (音Wei，又音men)，寻之郁郁，字简不烦，文约理备，省而易通，妙贯典模。恢恢乎，有物斯在；洋洋乎，有盈耳之美。 接着便是李暹结合自己的经历叙述自己为什么要为之作注的部分： 暹奇其文理，志传(博)其训。昔东朝武定年内，任秘书郎中。王事靡坚(監)，不暇宁居。奉使楚城，慰抚边蛮。路次颍川，遇大司徒侯景称兵作乱，遂为之维絷，奔梁不可得，还业(邺)无路。岁次大火，被逼入关。遂在西京，经卅余年。由直言惧旨，屡空被褐，鹿裘带索，行歌拾穗。恨时[之]不遇，怀川上之悲。知不可求，从吾所好，退守蓬庐，述经明道。 叹曰：若彼姬昌，不物差里(拘 里)，周易莫不(不或为衍文)兴。故曰：作易者，其忧患乎?孔丘如其不为诸侯所逐，洙泗之教，曷为得阐?屈原被怀襄所放，《离骚》之经，郁尔而明也。寻诸古今，著述士多是不遇而有作斯(有所作)也。或因文申志，或托辞而称情矣。冀来世之君子，察其意焉。由此感怀，故捃摭典模，注赞云尔也。 根据这段序文，可以看出，李暹曾在“东朝”即东魏武定年间(543-550)任秘书郎中，在奉使楚城(楚州，安徽省风阳县)时，途中在颍川遇侯景之乱(武定六年，即547年，梁武帝太清元年)，既不能回梁，又不能返邺(东魏、北齐的首都)，只好留在“西京”(西魏、北周都城长安)，一住就是30年。在此期间，退而为《千字文》作注。序文的最后部分，引姬昌、孔子、屈原为例，阐述“忧患著书说”，以表明自己托词陈情的真义。 东野治之认为，这篇序文是可信的。理由之一是通观全序，没有特别不明之处，同时也没有可以断定为伪作者或者改写的地方。如果上述序文可信的话，那么从来围绕李暹注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笔者虽然对原文的断句和个别地方的解释与东野治之有所不同，但也认为，在现阶段，上述序言无疑是李暹注最值得重视的资料，是考订李暹其人其注首先应该加以探讨的。 与此相比较，14世纪书写的“李逻注”的序言，则像是将上述上野本的序言的前半部分与另外一篇序言拼接在一起构成。因为在“至梁武帝受命，令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推其理，为之次韵”这些大体相同的部分之后，很像一篇原本独立的序言： 夫者盖立身之本，文者乃入官之始也。是以开天立地，三曜于是生焉；二仪既立，四节以上由序。上古玄朴，坟典之诘(诰)未弘；下代稍文，丘索之书乃著。故五经诸字，卷轴弘多，积载累功，用窥其户牖耳。 《千字文》简要略(文字后或脱一“文”字)，义括三方(“方”或者“才”之误)；包览(揽)百家，意存省约；上论天地，下次人伦；义及九州，泛论五岳。日月星辰之度，建首明王；三皇封禅之书，亦在其内；前汉后汉之事，次第俱论；秦始刻碑之勋，于斯辩释。 然王羲之本有余文传通世俗，以为法轨。萧王乃令周兴嗣次韵正之焉，得《千字文》。悭(悭字疑为“文坚”之误)义奥，诠者难寻，若不解释，无以得悟。寂虽不敏，曾在学门。依据诸处，敢注斯记。意浅义深，如或未周，辄率己情，万无一是，上才其所见，以晓愚蒙。若有智者，望垂更为润色焉。 值得注意的是，序文的作者自称“寂”，此为何人，有必要探讨。 上野本的末尾，还有一段文字，对于了解《千字文》的各种注本，或许能够提供某些线索，这里也标点引录于下。东野治之所校，略称东，笔者所校，略称王。 五书校本注记[千字文卷]序并注第二品 北平府刑狱参军肯注 《千字文》者，敕大学士周兴嗣之所作。 秘书仲(中)有《太王书》。年月久远，悉皆注败。宝之则无用，弃之则可惜。使周剪取其文，糊之于纸，集为此篇。周雅有精纲，弗大渊传(东：博)，辞义总丽，声竞标奇(东：寄)，超于万古，实称制。 予见而说之，聊为注解。 古来少说，皆是教为僮(王：童)幼。陈说幼，识性置(东：真)狭，志用宜须渐染，然后开悟。前汉司马相如作所(王：所作)《凡将》，灾(东：史)游制《急就》，后汉祭(东：“祭”乃“蔡”之误)作《学劝文》、《月仪》之例。故孔子(东：子夏)云，虽少道(王：即小道)，有可观者。 (缺二字)代既远，文质不同。各观时俗，更造新音。周之所制，最为典美。行行隆丽，间间富搏(东：博)，以短便(东：绠)希(王：汲)彼(东：衍)深泉。如有不逮，存之不(东：衍)(下)问。所谓以蠡测海，以管窥天。若有见者，幸佯(东：详)加释也。 嶷作解序云，不以墅，解此《千字文》，如戴瓮窥天，寸便(东：绠)测海，安能见其高深? 《千字文》又王逸少书(东：衍)(书)。嶷解之(东：云)：其文足千字而不重，故日《千字(东：脱“文”字)》也。王羲之，字逸少，晋左将军，能书者称王献之，[称羊仰去，古莫二王者也。]其子献[之]，能书与父齐名。世人云，二王者也。羲之以为大王，之(东：前脱一“献”字)以为少王。逸少有此《千字文》遗迹。爱其迹，重其人，故次其成文羲(义)者也。 晋元帝处迁江东，在路上千字文坏烂，遂失八字。故寓王羲之以此八字续之，以满千字。故日：谓语助者以下八字，王羲之所续也。 正如东野治之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序并非出自李暹之手，与李暹注没有直接关系。作者恐怕就是序文开头出现的那个“北平府刑狱参军肯”。北平府为明洪武三年(1370)以后所置，但若将府理解为官司之的话，即解为“北平郡治”，则当注意北魏、北齐、隋以及唐的一个时期(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置有北平郡。根据“刑狱参军”这个官名，很难考虑是在唐宋以后，文中列举小学书时也没有《蒙求》、《太公家教》等唐代以后的书，所以可以说此文的年代可能大为提前。 保存在日本文献中的《千字文注》 平安时代末期成书的《和汉朗咏集私注》已经引用了上野本。《千字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注“易日：‘寒来则暑往’。往则寒来。秋熟收敛，冬则盖藏，以拟自供养老济弱也。”信就的《和汉朗咏集私注》在“春润三月”题注引用了《千字文注》“闰余成岁”的注文，在“杂竹”的诗句“进笋未抽鸣凤管”注里还引用了《千字文》“律吕调阳”的注文。 上野本与敦煌本共同的部分，字句也不完全相同。从敦煌本校勘和比较研究来看，这个本子都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敦煌本经过增补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句，上野本注文中仅有； 昔尧舜帝有天下，举十六族任之以政，并得其人。故端坐朝堂，垂拱无为，问至治之道，平章百姓也。书曰：“九族既穆，百事若无为也。” 而敦煌本在“问主治道之事”后，有“一解云”以下述河上公事。又如“爱育黎首，臣伏戎羌”句，上野本注文： 黎，众：首，民也。众民之渠师，尧舜之为君也，爱育众民，怜周也子思如。渠师，惠被远夷，故退迩慕化，思为臣妾也。昔周道既兴，越裳贡宝，肃慎来朝。 在“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注文中，上野本有一段讲到了曹植“七步诗”的故事： 昔魏文帝曹丕，始同母弟陈思王植，欲杀之，命于七步内成诗。不成，则杀之。陈思王受诏为诗。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子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世说新语》文学第4中提到的则是6句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文选》卷60李善注第三句作“萁在灶下燃”，《初学记》十首句作“煮豆燃豆萁”，《蒙求》578注首句作“煮豆烧(燃)豆萁”。《太平广记》卷173出《世说》，是六句诗；而日本的《世俗谚文》6和《源平盛衰记》4等也都引用的是六句诗。上野本的四句诗更接近于今天广泛流传的“七步诗”。日本学者八本泽之在《七步诗管窥》一文中对其从六句到四句的变迁作了考察，他认为“七步诗”本是晋宋间无名氏的伪作，最初试题是“自慰诗”。可能是梁陈间顾野王把它和七步成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使它变成了“七步诗”的。 上野本的注文保留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训诂资料。如“易輏攸畏，属耳垣墙”，注文中輏字的解释：“輏，堕也”，在其他字书中便找不到。 将注文中引用的故事，与原文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文学观念的变化。在“金生丽水，玉出昆冈”的注释中，上野本引述了和氏璧的故事，讲楚国人卞和献璧，却一再遭受酷刑，最后才被接受。与它的出处《韩非子》的同一个故事相比，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卞和再次被刖足之后，抱玉璞哭于荆山之下，泪尽继之以血，上野本注在这个地方增加了“荆山为之崩颓也”一句。这说明，经过六朝以来志怪小说盛行的洗礼，以超自然的奇异现象来强化感情力量的表现方式，深深浸透到对古老传说的再创作中。注释希望用更具有冲击力的形象，赋予这个旧故事以新的吸引力。 东野治之认为，上野本的李暹注，序与本文都很好地保存了原撰的风貌。郑阿财也指出，上野本附注的例体完整，内容简洁，又很少引用故事说话类，最能传达南北朝时期李暹注的原貌。这些看法都是很正确的。郑著附录了敦煌写本《千字文注》，张娜丽又作《敦煌本(注千字文)注解》，而上野本的研究则还有很多事情可做。 上野本《千字文注》注释本献疑 上野本《千字文注》有黑田彰等著《上野本注千字文注解》(以下简称《注解》)，不仅全文注解，加以解说，而且附有原文影印和敦煌《千字文注》的影印，给研究者很大方便。 上野本《千字文注》原文引用典籍，多有不严谨之处。如引用《易系辞》上“劳谦，君子有终吉”作“《易》曰：劳谦吉祥也”。既为手抄本，就免不了误认误写等辗转传抄中出现的问题。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对此，黑田彰等人已经做了很多校勘纠谬的工作。不过，仍有一些地方不能卒读。笔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手记下了自己的疑问，现举数例。 首先，将影印本《千字文注》与《注解》照录的文字相对照，就不难发现，由于上野本《千字文注》讹误极多，《注解》录文时有径直改字而未加注明者。字亦有漏录者。还有止于照抄，而未依照现代书写方式通读者。唐抄本中，重文省而不书，唯以“二”代之，两字重复时，在每字下以“二”字表示，此二字两次连读，即使两字分属上下两句也无妨。《千字文注》中“寒来暑往”的注：“易日：寒来则暑二往二则寒来”，此应读为“易曰：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虽然日本至今保留着重文省书的习惯，但像这样两字重文的写法已经不用。故应按照当今写法录文。 《注解》有数处断句，似有必要重新考虑。如“殆辱近耻，林幸(皋)辜(幸)即”，《注解》：“人臣犯害殆之行者，必近耻辱之丑也。昔汉之林辜(皋)，恃宠蒙罪，赖其有幸罪，即其身不及其宠属也。”句中说林皋恃上之宠蒙罪，而又依仗宠幸，只给他本人治罪，而没有给他宠爱的人和下属治罪。故“罪”当下属，后句似可断为：“昔汉之林皋，恃宠蒙罪，赖其有幸，罪即其身不及其宠属也。” 上野本《千字文》讹误很多，校读难度大，《注解》依意改读的情况较多。其改读有欠妥之处。例如“矩步引领，俯仰廊庙”，上野本注：“言在天子宫内，行步必依规，俯仰全于磬折之礼也。”《注解》：“全，原文作令，依意改。”案：“全于磬折之礼”，不通，“令”疑为“合”之讹，则末句当为“俯仰合于磬折之礼也”。 亦有当“依意改”而未改，故，意有不明者。如：“矫手顿足，悦豫且康”，《千字文注》：“康，乐也。饮宴之兴，屡舞为。”此句《注解》无注。案：“为”疑为“焉”之讹，即“饮宴之兴，屡舞焉。” 下面再举数例。 剑号巨阙。珠称夜光。 《注解》： ……夜光珠名者。昔随(隋)侯出行路，见断蛇哀之，禄以神高(高字疑为药字之误)，蛇即道去。经数日月，此蛇衔一明珠，径七寸，于暗之夜送侯。门唤随侯。随侯谓盗人，按出剑应之。蛇以明珠报恩而去，世人号为夜光珠。传纪详也。 案：“禄”疑讹互。对照《搜神记》，或为“封”之讹。录文中，“暗”前漏一“阴”字。原文似应为：“夜光，珠名者。昔隋侯出行路，见断蛇。哀之，封以神药，蛇即道去。经数日，此蛇衔一明珠，径七寸，于阴暗之夜送隋侯门。唤随侯。隋侯谓盗人，按出剑应之。蛇以明珠报恩而去，世人号为夜光珠。传纪详也。” 罔谈彼短，靡恃己长 《注解》： 罔，无也，说者仁者之行，勿说他人 之短事恃已德之长而骄于物。宜自谦卑 也。《易》曰：劳谦吉祥也。 案：“事”疑为“靡”之讹。原文似为：“罔，无也。说者，仁者之行。勿说他人之短。靡恃己德之长而骄于物，宜自谦卑也。《易》曰：劳谦吉祥也。” 容止若思，言辞安定 《注解》： 人君，容仪进止，必须安审智有所思 也。言辞和雅可为法则也。自安其身而 后动易心而语之也。 案：“智”疑为“若”之讹。原文似为：“人君容仪进止，必须安审，若有所思也。言辞和雅，可为法则也。自安其身而后动，易心而语之也。” 索居闲处，沈默寂寥 坚持雅操好爵自縻 《注解》： 縻，缝也；操，节也。人臣能坚正节，临难不动立，其忠义之功者，尊官好爵朱，继其身耳也。 案：《注解》谓“朱”乃为“来”之讹，可从。“立”当下属，原文后句似为：“人臣能坚(持)正节，临难不动，立其忠义之功者，尊官好爵，来继其身耳也。” 以上仅为举例，已可看出上野本《千字文注》颇多俗体别字和讹误之处，整理不易。笔者将进一步全文校读，以展开与敦煌本的比较研究。 此外，小川环树、本田章义《千字文》底本使用的是小川环树先生藏《纂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江户初期刊本)，同时也参照了《纂图附音集注千字文》(写本，阳明文库所藏)、东洋文库无刊记本(古活字本)、元和三年刊本、旧大字本，以及弘安本(大阪，上野淳一氏所藏)。这是研究《千字文注》极为重要的书，有些资料值得注意，例如“殆辱近耻，林皋幸即”李注引赵相林皋率九子入白云山避祸之事，《太平御览》卷964引《符子》此事，只言赵相林氏，不及其名。李注为一说。小川环树这个注解本是面向一般读者写的，书中未附李注原文，对研究者来说，就可能感到有些不便了。 另外，据东野治之研究，并不能断言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流行的《千字文注》，仅有李暹所注。他举出证据是，奈良末年到平安初期的“三论”学者安澄所著《中观论疏》卷2(收于《日本大藏经》)引用的注文，就与现在李暹注(古抄本及流布本)字句迥异： 《千字文》云：寒来暑往。注曰：冬冰夏条，匪云令着；春兰秋菊，无记终去。泛往泛来，乃气序之定，事受收藏，故民生之常业也。 以安澄52岁死于弘仁五年(814)来考虑，他引述过的这种《千字文注》当流传在奈良末年。 《千字文音决并序》 在日本所传《千字文》文献中，还有一部值得一提，那就是阳明文库所藏近卫家熙手书的《千字文音决并序》。这个本子，除阳明文库外，别无所藏。其上内书有如下文字： 兹是《千字文音决并序》，得见古本，誊写之。贞永，天福之比手书也。未知谁人，最殊胜之本也。元禄七年闰五月朔日。 根据上述序言，这是在元禄七年，即1694年誊写的，而所根据原本则是“贞永、天福之比”，即贞永(1232-1233)、天福(1233-1234)年间的写本。其序曰： 略曰：颜之推有言，九州之言语不同，古语与今殊别。轻重清浊未晓，加之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推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在质直，其辞多古语。则南人以石为射，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两失甚多也。 今按颜黄门之意，特以金陵、洛下为准的，自余触处讹谬，为弊多矣。当今圣明御历，殊俗仰化。若当此时，不加厘正，恐流宕忘归。是以不测管穴，辙著《千字文音决》，则治韵铨之字类，辨内外之区别。唯音之精微，必待口传，故聊以丹色代唇舌，庶提撕愚蒙，有裨幼学。虽短绠难汲，冀小道可观。 于时摄提之年、蕤宾之月也。 这篇序言前面引用了颜之推《颜氏家训》卷7《音辞篇第十八》关于各地音辞差异的论述，说明自己以金陵、洛下音为标准通读《千字文》的依据，表明著述意图在于厘正各种误读，帮助幼学掌握正确读法。从序言难以判断写作年代，不过“圣明御历，殊俗仰化”虽是文人常用的客套话，但也可能作为南北文化统一融合时代的一种表述，或许正是唐代之作。 面对繁难的中国文献，中国周边各国经过长期搜索，各自采用了不同的读法。日本到了元禄年间，早已通行训读法，即将汉文改变语序按照日语的理解去念，因此像《千字文音决》这样的书，对于实际阅读已经没有实用的意义，故而自然容易失传。但仍有人将它的序言抄录下来，称赞该书是最殊胜之本，这可以说是一种“保存主义”态度。正是由于历史上有人对汉文文献采用的这种“保存主义”态度，才使得日本成为中国域外最大的文献资料库。如果不是明治维新以后蔑视中国，遗弃汉文的风潮，或许会有更多的汉文典籍流传下来。 原载：《敦煌研究》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