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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商史丛考》是杨升南先生一部关于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方面的论文集。1899年河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四大重大发现之一。甲骨文目前已发现的单字有5000多个，绝大多数为卜辞，是商代王室的档案，它的发现使商代历史坐实为信史。甲骨文发现100多年来，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风气蔚然成风，成果十分可观。但是，商代社会诸多问题还是远末廓清，有的问题甚至出现“治丝而愈纷”现象，留下了一系列的“千古之谜”。 《丛考》是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材料和先秦文献撰写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30多篇论文，涉及商代政治体制、经济和商代地理、都邑等方面问题。在论述商代的政治体制时，作者指出，商代是我国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在政治上和社会生活中拥有极大权力，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统治。为了有效地实施统治，商王除了物质的手段:军队、监狱、刑罚等外，还大力神化自己。商王和神混一、王权和神权一体，是商代王权的特点。“殷人屡迁”也是一个千古之谜，殷人为什么屡次迁都呢？作者认为既不是生产力低下为适应游牧游农的需要；也不是河水为害，毁坏旧都；更不是为了“去奢行俭”。而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为了对新地区的统治，为了向外发展而把王都迁到国防第一线，如成汤的迁西亳偃师，盘庚的迁殷。或者因内部纷乱，国力削弱，在外敌的压迫下把都迁到安全之地，如仲丁以后到南庚的迁徙。由此可见，商代前的社会制度，不是处在原始社会末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或早期家长奴隶制，而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至于“商”为何又称“殷”？作者解释道:甲骨文中商人自称为“商”，却从不见有自称“殷”的卜辞，商人是不自称为“殷”的。称商为“殷”是周人，从对“殷”字字义训释得知，殷有众、大、盛等义项。所以周人称商为殷并非贬意，而是对商人的尊称。如同周灭商之后称商为“大邦”一样，是周人为笼络商之遗民的一种策略。这些问题有的是前人未曾研究过作者首次研究提出的一家之言；有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化的；有的是对前人的研究提出不同见解的。 如今，学术著作出版难，学术论文集出版更难，尤其古史、古文字的学术论文著作出版如果没有“补贴经费”，更是无人问津。其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论文是学者的一生用力之作，学者的创见多在论文之中。当然，如今学界浮躁之风依然存在，有的人为应付评职称，有的人急于成名成家，论文迭出，再加上找人“赞助”，结集成书者不在少数。这样的论文集，学术价值如何，读者自有公议。杨升南196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从事先秦历史研究，曾经参加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担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和《甲骨文合集释文》编辑工作，对殷墟甲骨文研究颇有成果，有《商代经济史》、《甲骨文一百年》(合编)等多部学术著作问世，是一位著名的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专家。《丛考》是作者一生的心血结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界的肯定。其在“花甲”之年不幸患“绝症”，逢生后进入“古稀”之岁，早就想把多年撰写的论文汇编出版，以为人生问学历程的纪念，但因缺乏“补贴经费”而“望文兴叹”。幸而“线装书局”已出版此类著作多种，闻讯而援手相助，于是是书得以和读者见面。这无论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是值得庆幸的事。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1-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