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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相对于“西学”的概念而提出的。清末民初以来，国学一般指人文科学内的本国之学、本国固有的历史文化。近二十年，学界对“国学”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看似争论不断，但国学范围的扩大是一个共同趋势。提倡国学已不是守旧和倒退，而是强调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彰显出一种深切的现实关怀。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专门到医院与季羡林先生交流对于“国学”的看法，一致认为“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2007年，季羡林先生与中国书店总经理于华刚谈话时，明确提出“大国学”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所谓“国学”，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是单一的“汉学”，也不是单一的儒学或者道家文化。国学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对内是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外则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2008年，冯其庸先生发表《大国学即新国学》，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学，甲骨文、简帛文书、敦煌遗书的发现，乃至西学东渐的过程，都极大扩展了国学的领域。国学有新拓展新进步，就是大国学、新国学。国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画地为牢，凡有利于学术问题解决的方法都是国学的研究方法，国学应该坚持中国的学术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就是在“大国学”指导下建立的，其中“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是一个标志。对此，沈卫荣论述说：“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国学，理当突破以研究汉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旧国学的樊篱，与时俱进，成为与我们民族、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新国学。也就是说，国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国学研究的目的，应当是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国学研究的成果，应当对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认同的认识，加快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国学”的提出是中国文化传统自觉自醒的产物，产生在当代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提出时间不长，但以其博大胸怀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在教育、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在实践中不断结出硕果。“大国学”这种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旨归，对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对全国古籍进行普查、保护、修复，加强对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强调保护和利用并重，通过公布《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重点加强对珍贵古籍的保护。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在全国图书馆、文保单位、宗教单位，乃至古籍收藏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古籍保护中心纷纷成立，政府拨款加强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典籍是文明的主要载体。古籍中保存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保护、利用和传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国学重构的根基和养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实施起，就特别重视各民族文献的共同保护问题。国务院颁布的两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除汉文古籍外，收录历史上各民族文字古籍376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鶻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多文种合璧和其他文字古籍文献，充分体现出保护中华民族共同精神财富的指导思想。特别是《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寺藏十三世纪阿拉伯文写本《古兰经》的收录，体现出对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的包容，这与“大国学”的观念是相通的。古籍保护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典籍的全貌，只有继承和发扬生活在神州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其交流历史和内在联系，才能真正建立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为此，在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紧保护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关注其揭示和传承。少数民族一般居住生活在偏远地区，民族古籍收藏在地域辽阔的众多单位和个人手中，不少地区保管条件不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古籍家底不清、保护状况堪忧。许多少数民族经师年事已高，文化传承面临危险。国内缺乏民族古籍修复室和技术熟练的修复技工，与汉文古籍修复相比，在人才上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许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都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古籍保护中心，积极组织开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逐步改变过去行业和部门分割状况，在古籍普查、编目和登录方面加强协作。公藏单位、寺庙和个人开展古籍整理和保护的热情高涨，古籍保护工作逐步深入人心。国家民委也启动了民族古籍的抢救和提要整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成果。政府加大投入，更好地保护民族古籍瑰宝，已经成为加强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内容，也是各族各地民众的殷切期待。 二是要注意收集和保护新发现的民族文献。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对学术研究起着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在西藏佛塔考古中，不断发现八世纪左右与敦煌藏文文献同时代的珍贵文献。在新疆吐鲁番考古和和田地区民间，也发现了南北朝至唐代的多语种文书，对研究该地区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族交流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国家图书馆先后收集到4批500多件和田文书，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梵文、汉文等文种。段晴对其中非汉语文书进行了初步研究，关于于阗文《对治十五鬼护身符》等文献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震动。荣新江及其弟子对于阗文－汉文木简和于阗镇守军勘印历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季羡林在世时，对这批文献的收集给予高度重视，认为是对过去发现的新疆历史文献的一个补充。这些文献揭示了新疆各民族和汉族的交往和融合，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 三是要关注融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典籍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孤立形成的，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如此，目前西藏自治区还保存了数百夹五至十四世纪的印度梵文典籍，是研究印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季羡林主张要了解和研究佛教，最少应懂梵文。他特别推崇玄奘那样的伟大学者，认为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之所以永盛不衰，就是因为通过翻译外来典籍，使旧文化中随时能注入新鲜血液。他还认为，我国的佛教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在探讨“佛教中国化”论题时，应特别关注印度原始佛典的研究，也要关注古代新疆地区“西域三十六国”用“胡语”翻译佛典的问题。古代新疆地区是各民族文化交汇之地，国家图书馆和田文书中还有一件《希伯来文犹太波斯语书信》，是犹太商人在新疆经商时用希伯来文拼写波斯语的信件，反映了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状况，很有意义。唐代宫廷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态度，唐高祖把佛教引入国学，与儒、道并为讲授内容。清高宗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也把西学东渐的产物欧几里得《几何学》译作等作为经典收录。我们今天在谈古籍保护时，应该关注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典籍，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更加全面。撒拉族阿拉伯文《古兰经》入选《中华珍贵古籍名录》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四是要重视“大国学”的宣传，这对正确的中华古籍保护理念在民众中的传播非常重要。图书馆界应该联合组织“文化使者”大讲堂，通过系统宣传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介绍其内在关联和交流历史，探索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立。 中华古籍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存和利用问题，而是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应通过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重构新时代的国学，造就更加充满活力的中华文化，探索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原载：《光明日报》2009-09-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