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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潍坊古籍书目》（下文简称《潍目》）的问世（栗详忠 戴维政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是潍坊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潍坊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人杰地灵，俊彦辈出。前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日益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籍长期被束之高阁，严重影响了其价值的发挥。人们甚至连基本的家底都摸不清楚，既不便于使用,也不利于保护。《潍目》的问世，使这一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第一，《潍目》收录内容比较全面。全书共收录了七家公共图书馆，八家博物馆（或文管所），以及潍坊学院图书馆的3450种古籍，外加昌邑王伟波私人收藏185种，总计3635种，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大体上呈现了潍坊古籍的全貌。 第二，具体古籍著录格式规范，内容非常可靠，提供了丰富的相关信息。该书著录严格按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古籍著录部分）标准进行。在具体书籍下面，详细著录了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装订形式、行款、版框、版心、鱼尾、牌记、题跋、序、刻工、避讳、藏书印记。由于有章可循，保证了该书著录的规范性。该书实行联合编纂，由各收藏单位完成后再由潍坊市图书馆统一定稿。编写者由于自己拥有所有权，可以从容的对古籍进行细致著录，一切来自目验，保证了该书内容的可靠性，这是其他古籍编目时很难做到的。该目由于著录规范细致，除了便于准确地检索利用外，还提供了丰富的相关信息。试举一例：《四书图考集要》：五卷，（清）张云会辑，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爱古堂刻本，五册（一函），25．5cm，十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收录于诸城市图书馆。而在青州市图书馆则著录为：《四书图考集要》：五卷。（清）张云会辑，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爱古堂刻本，五册（一函）， 25．5cm，十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文前有序。可以看出，这是同一刊刻机构同一年份的同一部著作，但有细微差别，主要在于每行字数不同。这就提示我们，古代的书商完全可能就同一内容在一年内推出多个版本。所以版本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没有这样严格的著录，类似问题是很难发现的。 第三，收录时间比较灵活，时间上以1911年为限，符合学界共识。同时，编纂者又灵活掌握，适当收录了一些民国时期的书籍，这从方便读者使用的角度来说很有现实意义。现在民国书籍的价值日益得到收藏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原因在于时代渐远，数量日少。而且民国书籍往往酸度太高，时间一久，泛黄变脆，不易保护。清代的刻本不易获得，因此收入较高学术价值的民国影印本古籍更有实际意义。例如：上海世界书局影印的阮元校刻，阮景刻印的《十三经注疏》就很有价值。在空间上，打破了图书馆、博物馆的界限，联合编目，便于完整、清晰地展示一个地区的古籍情况，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严格说来，古籍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特性与其文物特性导致了古籍的内在矛盾。前者决定了古籍的价值在于流通利用，而文物价值决定了要好好保护。所以现在博物馆的做法通常是秘不示人。潍坊市博物馆及其系统的领导及其工作人员能够支持这一事业，具有开阔的胸襟，开放的眼光，以实际行动为类似单位做出了榜样。 第四，附录设置合理,便于检索利用。作为工具书，便于检索利用是衡量的重要指标。《潍目》一共设置了图书书名与著者索引作为附录，读者便可按目索书。 二 然而，作为由地方文化管理部门组织的较大规模的古籍书目整理，由于经验、专业人员配备，以及成于众手等原因,使得本书还不是很完善,多有酌情可商之处。 第一，收录对象的问题。《潍目》作为地方古籍的目录，求全无疑是编纂的目的之一。此处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收录了王伟波先生的183种著作，这丰富了该书的收藏量。但是如何具体操作还是可以讨论的。根据收藏主体的不同，古籍目录一般分为官方藏书目录和私人藏书目录，两者界限是很清楚的。但是，作为个人私有财产的古籍与国家收藏的古籍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由藏主自由支配，而后者由于其国有属性保持相对稳定,普通读者利用时情况也是不同的。所以，公藏目录与私家藏书目录泾渭分明。将两者混合编排，缺乏学界共识。如果作为首创，那就应该把更多的私家收藏著录进来，而不应该仅收一家。笔者建议，对于王伟波藏书，《潍目》不妨以附录的形式著录。或者干脆去掉而另编一部更为纯粹的《潍坊私家收藏古籍目录》来容纳类似文献。第二，还有一些高等院校的古籍没有列入该目录。在潍坊教育学院图书馆、潍坊医学院都收藏了一定数量的古籍，把它们排除在《潍目》之外是没有理由的。当然，协调的难度可能要大一些。 第二，著录体例方面，《潍目》大的类目设计分为经、史、子、集、丛部，合乎潍坊现存古籍的实际，也符合古籍著录的惯例。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潍坊学院古籍单独立目的问题。潍坊学院作为潍坊的高等学府，在研究潍坊地域文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使用者而言，也是潍坊古籍应用的重要主体。但是单独在《潍目》中立目，打破了本书的总体体例，很不协调，似无太大必要。纵观现存古籍书目，无论是历史上保留下来的还是新编的，无有此例。而且从数量、质量来说，潍坊学院收藏的古籍也没有太多亮点。孤立来看《潍目》中潍坊学院的古籍著录，还多少像个样子。但是在大的公共图书馆里，《潍目》一般置于工具书栏目内，与《中国丛书综录》、《广录》、上图、北图、国图、南图的大型古籍目录放在一起。读者在检索利用时，读到相关条目很容易进行比较，对于该院藏书质量的感觉可想而知。不妨遵从该书体例，散到文中即可。 二是各部类下古籍条目的排列问题。《潍目》在凡例中注明各类下按汉语拼音排列，这一点问题很大。古籍目录的编纂不像现在的图书馆目录，除了索引功能，还肩负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使命。就是通过古籍目录的编排，看出学术发展的演变脉络，这是古籍目录不同于今天图书馆目录的重要特点。《潍目》从大的分类来看，是贯彻了这种思想。而根据古籍目录的编纂实践，同一类目下的目录条目一般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在此原则下，再根据其它标准编排。这样就可以看出某一学术门类的发展大概，而按照拼音排序彻底瓦解了这一功能。以《潍目》经部易类的编排为例。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易经》就列在首位，各类阐释著作依次列后，纲举目张，条理清晰。而按照拼音排序，《易经》排在了第18位，为首的竟然是重校本朱熹注《奎壁易经》，母本《奎壁易经》也远在其后。收录的朱熹的19部易类著作，被分割成五部分著录。最惹眼的是史部正史类的条目排列。按照拼音顺序，依次著录为：《北齐书》、《北史》、《陈书》、《纲鉴择言》、《汉书》、《后汉书》、《金史》、《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梁书》、《辽史》、《明史》、《南齐书》、《南史》、《欧阳修五代史记》……，令人莫名其妙。这种音序排列法显然不具有任何合理性。即使从检索的角度而言，文后的两个附录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果全部按照汉语拼音排列而不兼顾学术发展，则四部分类法又根本沒有必要。此项内容还需要根据古代学术的发展实际进行大的调整。 第三，古籍的归类比较混乱。可能个别编纂人员出于对传统学术的陌生，使本书著录书籍的归类并没有做到名至实归，许多归类存在明显失当之处。例如：1、正史类：《纲鉴择言》，应入编年类。2、法家类：《扬子法言》，应入儒家类。3、道家类：《洞冥记》，应入小说家类。《吕祖注讲金刚心经》，应入释家类。4、总集类：《北海刘氏贡举文集》，应入别集类。《崔东壁集》，根据本书体例应入丛部独撰类。《唐人试律论》，应入诗文评类。5、诗文评：《皇朝骈文总集》，应入总集类。在诗文评类中，收录了大量的非该类著作。传统的诗文评类相当于现在的文学理论及批评，重在理论，不能以有无“评”字为标准。在《潍坊学院图书馆藏古籍目录》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例如： 1、易类：《礼记易读》，应入礼类。2、诗类：《得月楼赋》，应入集部。3、杂史：《骈体文钞》，应入总集类。4、术数类：《算法统宗》、《算经十书》，根据本书体例均应入天文算法类。5、杂家类：《〈方言〉疏证》，应入小学类。6、别集：《明诗别裁集》，应入总集类。类似失误还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整，上述例证仅为示例之用。在小说归类上，《潍目》新旧两种观念并存，这一点不妨依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方式来处理。 另外《潍目》个别地方还存在印刷错误：《安丘县志》作者为明代马文炜，同时又著录为清代马文炜，显属讹误。三百八十一页天头提示本页内容为释家类,正文著录的却是小说家类内容。此为细节，亦应重视。 三 《潍目》编到这种程度确实不易，克服了许多困难，主要有二：一是收藏分散，分散于多个藏书机构。而更大的困难在于这些图书收藏机构隶属多门，有属于图书馆系统的，有属于博物馆系统的，还有属于教育系统的，三者互不隶属。在行政层次上，有县级单位，也有市级单位，统筹协调难度很大。文化局统一组织、协调，各单位鼎力相助，才共襄成盛事。这种操作方式能够打破条块分割的弊端，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效果。对于大规模的古籍整理而言，由上级管理部门牵头协调，是比较现实的有效的方式，值得借鉴推广。结果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言：“它是我市古籍文献整理的结晶，也是我市第一部古籍联合目录，旨在为了解和利用潍坊的古籍文献资源提供便利。”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目的也达到了。对于潍坊古代地方文化的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看出，《潍目》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还有很大的可完善空间。以上意见仅为个人管见，希望编纂者再修订时酌情予以考虑，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