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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修《四库全书》原抄写有多部，分藏在包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等处。后因水火等原因，数处所藏《四库全书》多毁损。长期以来，传世通行的仅是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而其他阁所藏一般人多无缘见到。近年幸存而久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终于露面，一些学者才有机会窥其面目，并有可能开始对已面世的两部《四库全书》进行初步的比较探讨。两部《四库全书》到底有何异同与优劣？文津阁《四库全书》的诸多典籍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的诸多典籍乃至与传世已久的其他版本的同一部具体典籍的关系与优劣如何？这些论题是摆在学者们面前并为大家所关注的庞大而繁重的新课题，值得众多相关学者长期地探讨。 尝一脔而知味，虽然用在上述课题中并不太适合，但也只有通过众多次的尝一脔才能逐渐地积累认识，对上述课题有更多更具体的体认。故本文通过略微比较两阁《四库全书》中的杜牧《樊川文集》，而着重将文津阁《四库全书·樊川集》(下简称“文津阁本”)和以《四部丛刊·樊川文集》(下简称“丛刊本”)为主的其他通行较好的杜牧集版本进行简要的对比，从而了解文津阁本《樊川集》的文献价值。 一 杜牧的《樊川文集》乃其外甥裴延翰遵照杜牧之嘱在诗人去世不久后所编，为二十卷本。后宋人又收罗传为杜牧诗的作品分别辑成《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然宋人所辑成的这两种集子均混入不少膺品，后代以及当今学者多有甄辨证伪。宋以来，有多种《樊川文集》的版本流传，其中通行较好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樊川文集》二十卷、景苏园影宋本《樊川文集》(下简称“景苏园本”。这两种本子均另附《樊川外集》和《樊川别集》各一卷)，以及1997年由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辑出版委员会影印出版的《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本(下简称“夹注本”)，此本亦为南宋善本，但除收入三篇赋外，不收文，也未收《樊川别集》诗。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本子，其中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樊川文集》。但此本因仅收文十七卷，不收诗等原因，故不为学者所注重。值得注意的是以前从不为学人所提到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所收《樊川集》，近年因商务印书馆据国家图书馆藏影印了文津阁《四库全书》，故文津阁本才露其庐山真面，少数学者才得以寓目，并引起学人的重视。有专家称扬文津阁所藏的《四库全书》较之文渊阁所藏之《四库全书》为优长，这其中也包括所藏的杜牧《樊川集》。诚如新近影印出版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前言》比较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樊川集》所言：“杜牧的《樊川集》，文津阁本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文渊阁本十七卷，缺文津阁本卷二至卷五以及外集、别集，其各卷编次亦存差。《樊川集》文津阁本多出部分有卷二共三十一篇，卷三共五十九篇，卷四共七十七篇，卷五共八十八篇，外集共九十四篇，别集共五十二篇，卷一、卷六又分别多出一十五篇和一篇。”上文所说的卷六所多出的一篇即《题荀文若传后》一文，文渊阁本缺失的此文在文津阁本和丛刊本卷六均存在。显然从所收作品篇数的多寡与集子的完整性来说，文津阁本较之文渊阁本《樊川集》远为优长，这确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文津阁本较之文渊阁本尽管有上述主要的优长，但是这并不表明在其他方面它均优于文渊阁本。比如在所收文章上两本均存在同一缺失；而从所收有些文章的完整性和小注的多寡来比较，文津阁本却是不如文渊阁本的。让我们举些具体例子加以说明。 检查两阁的《樊川集》，与丛刊本、景苏园本相比照，两阁本均缺少五篇制诰，这即是原在丛刊本、景苏园本卷十八和卷二十的以下制文：《李文举除睦州制》、《窦弘余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苏庄除邓州刺史等制》、《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刘全礼等七人并除内侍省内府局丞置同正等制》、《黔中道朝贺训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制》。两阁本这些制文的缺失，确实令人惊讶，四库馆臣不知何故竟有如此缺漏！ 再看文章的完整性。文津阁本卷八有《宋州宁陵县记》，行文至“时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而止，看似完整，其实不然。文渊阁本、丛刊本、景苏园本此后皆有“将仕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杜某题”十七字。缺少了这些文字，也就缺少了此文的撰人，且撰人的身份也不明白，实在不合此类文章的一般体例。又文津阁本卷八有《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其文末一段云“某谬为相国奇章公幕府掌书记，奉内侍命为厅壁记，……某惭惶而书”，已有撰者身份，看似也完整，但还是漏掉了文渊阁本、丛刊本、景苏园本文末均有的“时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记”的年月题署。缺失这一年月题署，不仅不明白文章的作年，而且因为没有这一年月，人们也难于明白撰者为谁。又文津阁本卷九有《上司徒李相公论用兵书》，其文末至“牧受恩最深切，敢干冒威严，远陈愚见，无任战汗”而止，但其实文尚未完，文渊阁本和丛刊本、景苏园本同文在此后尚有“某顿首再拜”五字，实较为完整。又文津阁本卷九《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至“上干明虑，冀裨万一，无任惶惧”而止，而文渊阁本、丛刊本、景苏园本有所不同，较为完整：“上干明虑，冀裨亿万之一，无任战汗惶惧之至。某谨再拜。”还有文津阁本卷十五《卢搏除庐州刺史制》一文与文渊阁本、丛刊本、景苏园本相比勘也存在缺文，此即在文末“无忝分寄”后缺少“尔其勉之。可使持节庐州诸军事、守庐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等字。文津阁本类似的缺文尚有之，这就造成了文章的不够完整。 再从小注的多寡来比较。《樊川文集》原有不少的小注，这些小注对于读者理解诗文是颇有助益的。有时缺少小注，我们就难于准确理解诗文，未能更为周全地解读某些相关情况，甚至可能造成误读。我们比较了《樊川文集》的几种不同版本，发现文津阁本在小注上时有缺失，不如文渊阁本等其他版本多。我们也举些具体例子。 文津阁本卷七《窦烈女传》在“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下未有小注，而文渊阁本、丛刊本有“希烈僭，故曰臣”的小注；在“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下，上述两本均有小注：“时正己死，纳代为师”(按，“师”误，据《文苑英华》卷七九五应作“帅”)，而文津阁本未有此小注。文津阁本卷九《上司徒李相公论用兵书》在“以青州五千精甲”下缺少小注，而文渊阁本、丛刊本以及《唐文粹》所收本文均有小注“三齐兵青州最劲曲”句；文津阁本卷七《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一文，在“彼仁义虱官也，可以置之”下未有小注，而文渊阁本、丛刊本等均有“置之，言不用也”的小注。以上是就文章方面举例将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丛刊本等相比较而言的，即此就可以看出文津阁本小注缺失之大概。这也表明在小注上，尽管文津阁本也保留了不少，但还是不如文渊阁本和丛刊本全，这不能不说是它的缺陷。文渊阁本未收杜牧诗歌，故不能比较两阁本诗歌部分小注的缺失情况，但如果与亦收诗的丛刊本等相比较，就可以更清楚看出文津阁本小注之多有缺失了。我们也举些例子说明： 丛刊本《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诗在“棋翻小窟势，垆拨冻醪醅”句下有小注云：“诗云：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注云：冻醪。”《代人寄远》诗下原有小注：“六言二首”，文津阁本则略去上述两处小注。原《商山富水驿》诗题下小注云：“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文津阁本则将小注略改为“驿初名阳城”。《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原也有小注，这就是在“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句下小注谓“处士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处小注文津阁本完全缺失，则小注所提供的背景就未能被读者所掌握，难免影响到对此诗的深入了解。又《润州二首》的第二首之“城高铁瓮横强弩，柳暗朱楼多梦云”句，在上句诗下文渊阁本、夹注本均有“润州城孙权筑，号为铁瓮”之小注，而文津阁本则缺漏。这一小注的缺漏，也不利于我们对润州城来历的了解以及其号为铁瓮的掌握。凡上所举，可见文津阁本在小注上，比之较好的《樊川文集》其他版本如丛刊本也显得有所不如。 二 上文我们主要探讨了在文本的完整性上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以及丛刊本的优劣情况，相较之下，文津阁本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如，但总体上它确实比文渊阁本为优长。不过，这仅是就两阁本比较而言的，如果将文津阁本和丛刊本等其他善本相比，文津阁本尽管也有某项优点，但总体来说，其缺点显得更为彰显。 文津阁本乃按文体编为二十二卷，它除了与丛刊本一样将文与诗分开编排外，在诗歌上它比丛刊本更加严格地不仅将古体、近体诗分开编辑，而且还按照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六言诗、七绝等分类编排，而丛刊本、景苏园本、夹注本等则没有这么严格的分类。如果不考虑与裴延翰原编何者更为符合的话，则这种严格按诗歌不同体裁分类编排的作法也有它的优点。但是也因为这一编排法与原裴延翰所编本不同，则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这就是将宋人所辑的《樊川外集》中某些诗掺入正集《樊川文集》中，又有将正集中某些诗编入外集者。我们知道《樊川文集》二十卷乃杜牧的外甥裴延翰在杜牧刚卒后所编，其所收作品是可靠的，而《樊川别集》、《樊川外集》乃宋人所补编，其中混入许多赝品，很不可靠。在这种状况下，文津阁本将外集与正集诗作互混，这就容易造成杜牧诗作真或伪的假象，为甄别杜牧诗作真伪增添了障碍。这一将正、外集诗互混的例子如：将《樊川文集》卷三的《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改题为《题水口草市》，编入外集中；将外集《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改题为《送张判官归》编入正集；将《樊川外集》中的七律《洛阳》一诗归入正集中《洛阳长句二首》，作为第三首，又改原正集《洛阳长句二首》题为《洛阳》；将外集的《书怀寄卢州》诗编入正集卷三中。 另外，文津阁本在某些诗文中存在缺漏、中断，乃致误植的现象，而这在丛刊本甚至文渊阁本中却是没有的。这种情况除了上文已指出的外，更不可思议的是丛刊本《樊川文集》卷一的《大雨行》诗中原来有“四面崩腾玉京杖，万里横牙羽林枪。云缠风束乱敲磕，黄帝未胜蚩尤强。百川气势苦豪俊，坤关密锁愁开张”这么一段，而文津阁本却中缺为“四面崩腾玉京杖，万里横牙羽林枪。云缠俊坤关密锁愁开张”，造成“云缠俊坤关密锁愁开张”这一不完整的奇怪文句。文津阁本《上宰相求杭州启》行文至“子七年三郡，今始归”，之后漏缺“复，相国知子，必欲次第叙用”起至全文末的“不胜惶惧恳悃之至。谨启”等一大段文章，而莫名其妙地将此文后一篇的《为堂兄慥求澧州启》的“无不感涕……伏地待罪，谨启”一大段文字阑入，以此又造成后文的中断，使得后文至“伏蒙仁恩，频赐顾问，必许援拯，授以涔阳，活于阖门”而中断，造成残篇。文津阁本《卢搏除庐州刺史制》行文至“念兹二者可长久矣，无忝分寄”处即中断，然丛刊本此下尚有“尔其勉之。可使持节庐州诸军事、守庐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等文字。又文津阁本《周元植除凤翔监军制》一文也存在缺文而中断现象，其行文至“可守右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处即中断，缺少此后的“省事，散官勋封赐如故，依前监凤翔节度兵马”等文字；《与浙西卢大夫书》行文至“因此求知，不胜攀恋”即止，后缺“惕惧之至。某再拜”等字；《上河阳李尚书书》行文至“其余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恋”即止，而“瞻恋”起，丛刊本等它本则作“瞻仰恋德之切。某恐惧再拜”。 更为严重的是文津阁本可能因所依据的版本不同(或乃四库馆臣抄录不慎欤？)等原因，所收录诗歌篇数多有缺失，这不仅在正集中存在，尤其在外集、别集中尤为明显。在这两集中，所漏收诗共有四十题之多(有的诗一题中不仅一首诗)，漏缺竟如此严重，真令人不可思议。 其实，文津阁本内容缺漏的情况也表现在诗文题目的省略或欠完整上，这就造成题意不明等多种毛病。 如将丛刊本《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诗题略去“情地闲雅”四字；《齐安郡中偶题二首》略为《齐安郡中偶题》；《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改为《奉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谢许受江西送撰韦丹碑彩绢等状》删掉“撰韦丹碑”四个关键字；《寄李起居四韵》略为《寄李起居》；《怀钟陵旧游四首》略为《怀钟陵旧游》；《题商山四皓庙》也略去关键的“庙”字；《齐安郡后池绝句》、《柳绝句》、《江上偶成绝句》、《江南春绝句》等等诗作均删去表明诗歌体裁的“绝句”二字；《朱坡绝句三首》删掉“绝句三首”四字；《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诗题，略去“三相公长句四韵七字”，这样就让人从诗题上看不清楚是何体裁，也不明白此诗呈上何人；《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诗诗题虽较长，但能完整地表明题意，但文津阁本却漏略为《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往还牧支离穷瘁窃麾美歌诗兼自言志》，这一改动，不仅诗题有所漏略，而且也造成“窃麾美歌诗”这样的不通文句。而原《樊川外集》的《送张判官归兼谒鄂州大夫》诗，不仅误编入正集，又将诗题略为《送张判官归》等等。 与上述诗文题目的省略或欠完整相关的是，文津阁本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诗歌题目的改易，造成的原因在于它是按诗歌的体裁编排，因此本来在同一诗题下的不同体裁的几首诗，文津阁本就将它们改编入各自体裁下的相关诗中，这样就将原来同题下不同文体的诗歌分置两处，再删略或重拟诗题，这就难免造成改易诗题的毛病。如《樊川文集》卷四原有紧接在一起的《和野人殷潜之题筹笔驿十四韵》、《重题绝句一首》，两诗虽文体不同，但均是歌咏筹笔驿之作。而文津阁本则将前诗改置于卷二，将后一诗改题为《重题筹笔驿》，仍保留在卷四，这样改动的原因不仅因为诗歌体裁不同，而且因为将原是前后相连的内容大致相联系的诗歌分置于不同卷次，不改动诗题，则显示不出诗歌题意，故有如上改动。与上述相同原因而改易题目的例子又有原《樊川文集》卷二两诗前后相连的送同一人的《送国王逢》、《重送绝句》，而文津阁本则将前一诗编在卷二，而将后一诗改题为《重送国王逢》，改编在卷五中。将《樊川文集》卷二中的《李给事二首》仅录第二首，改题为《李给事》，编入卷三，又将第一首以同题编入同卷另一处。 又因为文津阁本乃按照诗歌体裁编排，所以比如编排在绝句部分，原诗题中的“绝句”等表示文体的文字就显得没有必要，因此多被省略。这种情况比较多见，除了上文已经举出的外，还如《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改为《见吴秀才与池州妓别偶成》。又如将《过华清宫绝句三首》改为《过华清宫》；《朱坡绝句三首》改为《朱坡》；《送隐者一绝》改为《送隐者》；《途中一绝》改为《途中》；《江上偶见绝句》改为《江上偶见》等等。 三 一部典籍版本的优劣除了考察如上述诸方面外，其文字的优劣也是其版本价值高低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从总体上说，丛刊本、景苏园本《樊川文集》的文字错讹、缺漏也是有的，但相较而言还是比较少的，而文津阁本文字之错讹则比较多，不容忽视。如文津阁本《黄州刺史谢上表》中“某自出身以来，任职使府，虽有功业，不亲治人”，“功业”应为“官业”之讹；“今者蒙恩权授刺史”，“权授”，应为“擢授”；《贺平党项表》中“兴师命将，输杀馈财”，“输杀”应为“输谷”；《宴毕殿前谢辞》中“迟日正丽，广扬洞开”，“广扬”应为“广场”；“臣等备位台司，亲同圣日”，“亲同”应为“亲逢”；《上白相公启》中“盛德大功，直笔实先于简策”，“先”字应为“光”字；《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某世攻此集”，应为“某世攻此疾”；“四月二日，某于浔阳北渡”，应为“四年二月，某于浔阳北渡”。《柳师玄除衢州长史知夏州进奏等制》中“咸有劳能，迁将止名，亦其常也。各宜专谨，勿罗悔尤”，应为“咸有劳能，迁奖正名，亦其常也。各宜专谨，勿罹悔尤”。有个别文章则错讹甚多，致使有的句子多不通顺，如《赠吏部尚书崔公行状》即如此。比如其中的“凡二年，改愕岳安黄蕲申等州观察使”，“愕”，应为“鄂”；“然后无弃奸冒，用公法也”，应为“然后黜弃奸冒，用公法也”；“公日即于水渚以尽杀为习……”，应为“公曰：‘劫于水者，以尽杀为习……’”；“公知生灵和，自干名立朝，为公卿，为侯伯，未尝须吏闻汲汲牵率欲显名合朝”，应为“公生得灵和，自干名立朝，为公卿，为侯伯，未尝须臾间汲汲牵率欲显名合朝”；“自为重镇，苞苴金币之货，不自权门，亲戚旧故，周给衣食”，应为“自为重镇，苞苴金币之货，不至权门，亲戚旧故，周给衣食”；“曰：‘致一物于必穷之地，君子不为。’其为人爱而臻于此”，应为“曰：‘致一物于必穷之地，君子不为。’其为仁爱而臻于此”。《悼沈下贤》诗之“一夕少微山下梦”，“少微山”乃“小敷山”之讹；《长安杂题》六首之二的“楼获”，应为“楼护”。不仅如此，文津阁本诗文中文字因避清讳而时有改易，如《早雁》诗“金河秋半虏弦开，……须知胡骑纷纷在”，改为“金河秋半控弦开，……须知铁骑纷纷在”；《故洛阳城有感》诗“清谈空解识胡儿”，改“胡儿”为“羌儿”；《贺平党项表》“大历建中之际，逆胡余波”、“行军于枕席之上，败虏于险阻之中”，上句之“胡”，下句之“虏”均改为“寇”；《上周相公书》中“两汉伐虏”改为“两汉北伐”；“非山东兵不能伐虏”、“不能灭朴之虏”，两句中“虏”字均避清讳改为“戎”字等等，凡此其文字多有讹误与改动也是显而易见的。 除上所举外，文津阁本尚时有衍文夺字等，今各举一例。如丛刊本《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有“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而文津阁本夺“同、华、汝”数字；文津阁本卷十三《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中“今有一兄，仰以为命，复不得一郡以饱其衣食，尽其医药，非今日海内无知己也，言于所传闻，亦未有也。”其中“知己”为衍文。从文津阁本以上主要缺漏错讹看，此本确非理想的本子，但这不等于说这个本子就没有版本的校勘价值。平心而论，此本文字仍有不少文字优于或不同于丛刊本之处，可借以校勘补缺、参考并存。以下我们即就此问题简略举些例子说明。 丛刊本卷四《为人题赠二首》，其中“我乏青云称”句，“青云”，文津阁本、《才调集》均作“凌云”；“月落珠帘卷”句，“月落”，文津阁本、《才调集》作“日落”；“兰径飞蝴蝶，筠笼语翠襟”，文津阁本作“兰径飞蝴蝶，筠笼语翠禽”。以上与丛刊本不同的异文，文字虽有异，但均可通，可用以参校并存。又如丛刊本《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若上党久不能解，别生患难，此亦非难”，“非难”，文津阁本作“非细”；《黄州刺史谢上表》中“治以之教教之”，文津阁本和《文苑英华》[1]、《全唐文》[2]所收本文均作“以治古之教教之”；《守论》一文中“干戈朽，缺钱钝”，文津阁本和《唐文粹》[3]所收文均作“干戈朽，铁钺钝”；《卢搏除庐州刺史制》中“况庐江五城，环地千里，口众贼重，岂可轻授”，“口众贼重”，文津阁本和《全唐文》本均作“口众赋重”；《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中“城东南隅树九峰楼，见数千里”，“数千里”，文津阁本作“数十里”；《卢籍除河东副使……薛廷杰桂管支使等制》中“夫诸侯之任重矣，其行道也得以阜俗，其行法也得以刑人赏人，若张攻化，得以助业”，其中“阜俗”之后文津阁本多“变俗”二字，“攻化”，文津阁本、《文苑英华》、《全唐文》本均作“政化”；《冯少端等湖南军将授官制》中“冯少端等皆长沙勇士，同擢凶徒……名郡掾曹，亦为美称，特如恩宠，非用彝章，耀尔辕门”，“同擢凶徒”，“特如”，文津阁本分别作“同戮凶徒”、“特加”，当较符合原意。《上知己文章启》中“自艰难以来”，“以来”二字，文津阁本和《文苑英华》均作“来始”；《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中“不数十年，缙绅间杂然称尚书为贤”，文津阁本则作“不数十年，缙绅间杂然称尚书有贤妇”；“幽石有志，显笔有史，流千千祀”，文津阁本则作“幽石有志，显笔有史，淑慎休声，流于千祀。”丛刊本《樊川外集》中《奉和仆射相公春泽稍愆圣君轸虑佳雪忽降品汇昭苏即事书成四韵》中，“书成”，文津阁本、夹注本均作“书怀”。以上文津阁本的不同文字均较优，可据以校改校补丛刊本。 综上所述，文津阁本的版本价值在总体上优于文渊阁本，但不如丛刊本；不过在文字上也不乏优于或不同于丛刊本之处，在整理校勘《樊川文集》时，应该做为参校本，如此会有不少可喜的收获。 参考文献： [1]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6年。 [2]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 [3]姚铉编：《唐文粹》，《四部丛刊》本。 基金项目：此文系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的后期成果，项目编号0137；作者所著《杜牧集系年校注》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吴在庆(1946— )，男，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高玮(1978— )，女，陕西安康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原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