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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江三孔”指北宋临江军新淦县(今江西峡江县)孔文仲(1033一1088)，孔武仲(1042一1098)，孔平仲(1046或1047一1103?)三兄弟[2]，他们是北宋中后期文坛知名人物，曾被黄庭坚誉为“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 三孔著述颇丰，约有二十种数百卷之多[3]，但散佚甚夥，今存者仅有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孔氏杂说》(又名《珩璜新论》)四卷、《孔氏谈苑》五卷及三孔诗文集四十卷。其中的诗文集部分不仅展现了三孔的生平思想、人格魅力及文学成就，还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如从孔文仲的《制科策》、孔平仲的《铸钱行》、《还杨秘校赋》等诗文中不难看出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负面影响：孔平仲的《夏旱》诗则真实记载了元丰四年的一场大旱：甚至苏轼紫瞳长眉的奇特相貌，也通过孔武仲“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渴苏子瞻因寄》)的诗句得以凸现。另外，三孔还与苏轼、苏辙、黄庭坚、晃补之等宋代诸多著名文人有过诗文酬唱。这些，对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部诗文集，于其版本考镜源流，细加比勘，无疑能促进人们对宋代文化的深人理解。但是，由于三孔诗文集长期以来刊印次数极为稀少，传世者多为抄本，且零落四方，颇多异文，相互间源流莫辨，优劣难知，以至于后人整理时因不明版本虚实，造成了文献上不小的缺憾和失误。民国胡思敬豫章丛书本只有三十四卷，今人孙永选先生校点的《清江二孔集》(齐鲁书社2002年9月版)更仅三十卷，遂成断臂。即使为数不多的论及三孔诗文集版本情况的文章，也由于种种原因，未免讹传耳食之失。如祝尚书先生的《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李春梅先生的《清江孔氏著述考》均云江西省图书馆著录有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刻本《清江三孔集》四十卷。这与胡思敬豫章丛书本所言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三十卷刻本的说法相异，笔者经多方查询[4]，始断祝、李二先生所云四十卷有误，当改作三十卷。 因做宋代家族文学研究的缘故，笔者曾对清江三孔集予以整理校点，接触了大部分版本，感觉它们之间虽然异文丛生，难以具校，但大致的源流脉络、优劣精粗尚可梳理推知。因成斯文，就教方家。 三孔诗文集的编刻，始于南宋。南宋临江守王??于宁宗庆元五年(1199)收辑三孔诗文遗文，合刻为《三孔先生清江文集》行世，据王跋可知该书共四十卷，虽非完璧(据跋知文仲集原就有五十卷)，但已是三孔诗文存世数量最多之编集。《宋史·艺文志》亦题三孔清江集四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题《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并云:“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庆元中濡须王??少愚守临江，哀辑刊行，而周益公必大为之序。”但此庆元刻本原本早佚，此后，清江三孔集多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十余种明清善本中，除嘉庆二十二年(1817)孔氏水北本是刻本外，其余均为抄本。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集部题旧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集部录有《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抄本两种(其一为残本)、和《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抄本三种。民国胡思敬综合南京丁氏抄本与江西孔氏水北本又成三十四卷本。因此，清江三孔集传世版本从卷数上分有四十卷本、三十四卷本和三十卷本二种，其源流又各有分别。 四十卷本 四十卷本今存两种，一是国家图书馆藏《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附孔氏杂说一卷，系明抄本，但仅存二十二卷(以下简称明残抄本)，包括孔平仲诗文二十一卷，孔氏杂说一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六录有《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附《孔氏杂说》一卷，为明抄本，钤有明朱象玄、清郁松年印，并云:“此本抄工秀美工整，流传有序，较世行本多六卷，为三孔集传世最善之本。”但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残抄本不一定即是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明残抄本虽仍有朱象玄文石山房藏书印，但无清郁松年印，后面王??之跋亦只半篇，且编目次序为“卷第一上卷孔氏杂说，卷第一下卷古诗，卷第二，卷第二……卷第二十一”，不像是四十卷本应有编次，倒像抄写时已是如此模样。抄工也时精时粗，窜乱之处亦复不少，如卷第十六(四十卷本编次当为卷三十五)中《送范成老赴省序》、《李侍郎文集序》、《朱都曹字序》三篇文章相互窜乱不能卒读，疑是朱象玄所藏另外明残抄本。该残抄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曾著录，傅并未说自己所存残本即邵亭知见本，由此亦可知邵亭所见本和明残抄本并非一种。 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系清抄本(以下简称清抄四十卷本)，两函十册，卷一至二为经父(文仲)集，卷三至十九为常父(武仲)集，卷二十至四十为毅父(平仲)集，前有周必大序，后有完整的王??跋，有傅增湘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该本与他本比较而言，错乱较少，只有少数诗文，目录中漏收但正文中俱在，是今存清江三孔集面貌最完整者，庆元刻本原始风貌赖此可窥，他本诸多缺失错讹亦赖此改正，如前举明残抄本卷第十六之文字窜乱即可由此本订正，洵为可贵。 明残抄本与清抄四十卷本相校，最大的不同是:清抄四十卷本卷二十(明残抄本卷第一)以“战彭城赋”开篇，后面顺次接“次韵常甫二十九日闸上作”至“待月”四十二首诗，下再接“马上咏落叶”诸诗：明残抄本卷第一(清抄四十卷之卷二十)则以“马上咏落叶”诗开篇，而将“战彭城赋”以及后接之“次韵常甫二十九日闸上作”等四十二首诗移至卷第三(清抄四十卷本之卷二十二)“和经甫秋夕”之后、“咏橘”之前。其他如清抄四十卷本卷二十四(明残抄本卷第五)“登资圣阁”在“上巳”、“八日”之后，而明残抄本卷第五“登资圣阁”则在“上巳”、“八日”之前。文字不同处亦很多，当可看做两种版本系统。 三十四卷本 三十四卷本即豫章丛书本《清江三孔集》，系胡思敬于民国六年(1917)刊刻行世，含舍人(文仲)集二卷，宗伯(武仲)集十七卷，朝散(平仲)集十五卷，共三十四卷，与四十卷本相比，内缺平仲文六卷。此书刻本，据胡思敬跋可知，是依据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刻本，参校清八千卷楼丁氏抄本而成。该本经胡思敬精校，“凡丁本误者从水北，水北误者从丁，两本俱误辄以己意断之，”文字较为顺畅可读，但因胡思敬“辄以己意断之”(如他擅自调整了若干篇目顺序)，虽然从结构上显得更加合理，却使人不易看出四十卷本原貌。 三十卷本 三十卷本传世最多，笔者所知见者主要有: 1.《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明抄本(卷一至二十二，二十七至三十配清抄本，佚名校，有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藏南京图书馆。 2.《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初抄本(有朱彝尊印)，藏湖北图书馆。 3.《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吕氏讲习堂本，藏国家图书馆。 4.《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抄本，清鲍廷博校跋，藏国家图书馆。 5.《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清彭元瑞校，藏上海图书馆。 6.《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抄本，藏天津图书馆。 7《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清抄本(有谦牧堂藏书记)，藏北京大学。 8.《三孔先生清江文集》三十卷，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刻本，藏江西省图书馆。 9.《清江三孔集》三十卷，四库全书本。 以上版本，大致可归为三类: 一类是篇目次序和清抄四十卷本次序基本一致者，暂称“清抄四十卷本系统”。主要有江西省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刻本。孔氏水北本刊名《临江三孔文集》，扉页有“玉峡水北藏板”、“嘉庆丁丑年重镌”字样。“玉峡水北”当系今江西峡江县南“玉峡驿”、“水北墟”，皆系明置，今江西新余县东北尚有水北镇，嘉庆丁丑年即嘉庆二十二年。该本系三孔后裔孔傅勋编辑募镌，前有山西布政司习振翎序。胡思敬在豫章丛书本中曾有跋云:“嘉庆丁丑(即嘉庆二十二年)孔氏后人出其家藏抄本刊于水北内，内缺武仲文四卷，平仲文六卷，……丁巳三月，予从南京图书局假得丁氏抄本细读一过，武仲所缺制表奏状启记各若干首具在，函录以归，而平仲文求之各藏书家，迄无完本，贻书京友，向四库传抄，亦与丁氏无甚殊异，姑将已获两本校其异同，先行付刊。”今以豫章丛书本与孔氏水北本篇目互校，可知豫章丛书本除少数篇目外，基本沿袭了孔氏水北本篇次：再以孔氏水北本与清抄四十卷本互校，其篇目基本一致。尤其是卷四、卷六、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四等篇目及次序两本均基本相同，但却异于其他诸本。[5]可知其属于同一版本系统。 一类是后十一卷篇目次序和明残抄本基本一致、前十九卷篇目也不同于清抄四十卷本但该类各本之间又相互一致者，暂称“明残抄本系统”。它们主要有国家图书馆藏吕氏讲习堂本，上海图书馆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北京大学藏谦牧堂藏书本，南京大学藏八千卷楼藏书本和四库全书本。这几种本子均是卷一至二为经父集，卷三至十九为常父集，卷二十至三十为毅父集。其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四篇目明显与明残本相似，而卷四、卷六、卷七等相互一致却异于清抄四十卷本。 吕氏讲习堂本前有周必大序，无目录，卷中“留”字、“吕”字均缺末笔，疑是吕留良后人抄时因避家讳所致。吕氏本异于明残抄本之处在于其将卷二十二“战彭城赋”移至卷二十二末篇“题清溪图”下：且将卷二十二分为上、下，从“常山四诗”至“和经父秋夕”为上，从“次韵常父二十九日闸上作”至“题清溪图”、“战彭城赋”为下。 彭元瑞校知圣道斋本共六册，前有周必大序，序中文字稍异于其他诸本，如诸本皆作“总成三}一卷”或“总成四十卷”，彭本为“若干卷”。彭氏卒于嘉庆八年，因此抄本当早于孔氏水北本。该本亦将卷二十二分为上、下，从“常山四诗”至“和经父秋夕”为L，从“战彭城赋”、“次韵常父二十九日闸上作”至“题清溪图”为下。 谦牧堂本一函四册，上有朱笔批校，卷一下批有“嘉庆丙子闰六月十八日校十六字”，知其本亦早于孔氏水北本。该本无目录，抄写粗略，时见错讹，如卷十九终，不书卷二十，而接抄“马仁咏落叶”、“使纸甚费”诸诗篇，直至卷二卜二终篇“题清溪图”后才书以“卷二十三”之目。 八千卷楼藏书本惟存明抄四卷(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其余皆抄配四库全书本，但八千卷楼本抄时与四库本亦稍有差异，如卷四“边人走马行”，四库本为“健儿走马行”。该书卷首录有四库总目提要，藏书印除有“八千卷楼藏书记”外，还有“嘉业堂藏阅书”印字，虽只是两方普通印鉴，却浓缩着由清人民国的一段历史沧桑。四库全书本诸篇次序同于八千卷楼本，但两本卷二比诸本皆少“唐太宗论”“唐明皇论”“唐文宗论”三篇，疑为四库馆臣故意删落。四库馆臣为避讳而删改文字之例不胜枚举，如《四库全书·江湖小集》第五十六卷《白石道人诗集》中“胡虏有知音”就被改为“绝域有知音”(《截悼石湖》)：“是年虏亮至”被改为“是年金兵至”(《昔游诗》)。四库本不载孔文仲《唐太宗论》等文可能亦有此因，如《唐太宗论》中云:“盖夷狄者，天地幽阴之气聚于障塞之外，散于沙漠之上。故其君臣无阀庭之礼，其土民无冠带之制，先王视之，若猿狄之在山，鱼鳖之在泽也。其来不以为荣，其去不以为辱，其毁我不足忧，其誉我不足喜。……蕃夷种类，非有礼义忠信之心，慈良岂弟之意也。”这类文字，在当时是干犯大忌的，故删落不足为怪。四库本由于国内外均有翻印，成为现在最为通行的本子，2002年齐鲁书社的校点本《清江三孔集》亦是四库本简体横排的变形，但因校点者疏于校勘，价值不大。 还有一类是前十九卷篇目顺序基本同于吕氏讲堂本等明残抄本系统，后十一卷篇目顺次基本同于清抄四十卷本系统者，暂称“朱本系统”。主要有湖北图书馆藏朱彝尊本(简称朱本)，国家图书馆藏鲍廷博校跋本(简称鲍本)。两本前十九卷和吕氏讲习堂本、彭氏知圣道斋本目次基本一致，后十一卷目次与清抄四十卷本系统相似而又略有差异。 朱本前有周必大序，但后无王??跋，钤有“朱彝尊印”、“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等印，可知至少是清初抄本。该本第二十卷遵循清抄四十卷本系统，以“战彭城赋”开篇，下接“次韵常甫二十九日闸上作”至“待月”四十二首诗，但以下并不接以“马上咏落叶”诸诗，而是在“马上咏落叶”诗前又插人卷二十二的“咏橘”、“别友人”、“遣介子蔗”、“病中偶成呈介之”、“城楼晚望”、“西施”、“自警”、“辨言”、“自重”、“述鸥”、“夏夜”、“戏书劝人饮酒”、“李太白”、“凡马示同学”、“海南碧琉璃瓶”、“谕志”等十六首诗，相应在卷二十二中减去了这十六首诗。另外卷二十四“登资圣阁”在“上巳”、“八日”之前，这些是它略异于明残抄本系统之处。 鲍本有总目，但只是很简单的类目，不列具体诗文名称，如卷第二目录“奏议、史论、律赋、官题诗”之类。该本卷二十目次也以“战彭城赋”开篇，下接“次韵常甫二十九日闸上作”至“待月”四十二首诗，以下也不接“马上咏落叶”诸诗，而是在“马上咏落叶”诗前插人卷二十二的“咏橘”、“别友人”……“谕志”直至“题清溪图”共二十九首诗，调整幅度更大。鲍廷博是乾隆年间人，精于藏书校书，曾被御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然他于此本校改甚少，也许是并非善本之故。 天津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简称天藏本)钤有“小李山房印”，六册一函，有目录，目录顺次皆同鲍本。综上所述，目前存世清江三孔集版本系统大致可归为三类，即清抄四十卷本系统、明残抄本系统和朱本系统。三本互有异同，似乎各有所祖，而以清四十卷抄本系统中的清四十卷抄本最为完善。 注释: [1]本文写作得到导师陶文鹏先生的无私帮助和指导，特此致谢。 [2]三孔籍里考证详见聂言之《三孔籍贯考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三孔生卒年考证详见鄂丽《清江三孔及其诗歌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及笔者《警惕古籍伪校点》(《光明日报》2003年2月20日)一文。 [3]据李春梅《清江孔氏著述考》统计，《宋代文化研究》第十辑，线装书局2001年版。 [4]笔者曾托国家图书馆的白雪华先生致询江西省图书馆古籍部，知嘉庆二十二年刻本系三十卷本，未敢深信，又蒙南昌大学文师华先生抄录核实，知此三十卷本即胡思敬豫章丛书本所言嘉庆二十二年孔氏水北刊本，方才了此疑问。 [5]除卷二十、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前面已举差异外，清抄四十卷本系统之卷四比他本多“褥暑”、“大热息于官亭”、“水上清风覆以乔木”、“白公草堂”(共二首，他本只录一首)、“三峡桥”、“嘉鱼遇顺风”、“晚步西园”、“奉酬李时发岳麓见寄”八篇：卷六目录多“鲁直以诗送酥及茶次韵”、“十二月十七日入局”、“赠宗叔周翰”三篇(脱正文)：卷七“淮西道中”、“暖轿二首”、“蔡州”皆紧接在“发王务二首”之后。 原载：《文献》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