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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女性作家是指一批60年代出生90年代涌上文坛的作家，也包括少数70年代初出生、近几年初涉文坛便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轻作家。作为上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主流作家群之一，新生代女性文学写作在经历了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的撞击剧痛之后，从往日的绚烂繁华渐归于平淡自如，在恐惧与惊喜中又添加了几分自制与理性，它突出地表现在女性作品对性别意识的日益自觉与独立，对生活乃至生命本体的审视与顿悟，以及叙述方式、创作观念、审美价值的自成体系，从而使新时期女性文学蕴涵着丰厚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新生代女性文学的文坛崛起 文学文本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中国市场化消费经济所促发的城市化的真正蜕变是上世纪末历史文化境遇的重要表征。工商业文明孕育下的日趋成熟的都市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巨额财富、超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与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欲望及生命的勃勃生机。它以绚丽多姿抑或阴暗混浊的形态迅猛撞击着人类固有的现实世界，也塑造着崭新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 新生代女性作家中有一批在文坛崛起的“七十年代人”，她们是目前中国文坛最年轻的作家群。她们先是以相对极端的写作姿态和前卫般的言说激情令文坛瞠目惊愕，继而在期刊的大面积推举和抢滩式的精心包装下迅速地占据了文学创作的前沿。譬如，像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等人陆续在诸多文学期刊频频亮相。对此，文学评论家众说纷纭：有的对这一创作群体基本上持肯定和期望的态度，认为“七十年代人”的写作风格各异，但整体上明显表现出对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敏感和语言上的鲜活冲击力；而另一种意见几乎相反，认为这一群作家生活根底浅，只能无病呻吟抑或张扬尖叫，几乎是一种“激素催生的写作”，了无价值和前途可言。 的确，新生代女性作家群本身存在着如下的特点：(1)女性文学作品或评论发表在报刊时，喜欢加上作者的照片和简介，大众传播媒体则充分考虑受众的兴趣，加以商业“炒作”，以寻求“媚俗”的功效；(2)女性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着生活积累的先天不足，只能依靠自身的成长经验和阅读资源作为写作的背景因素，并追求“陌生化”的“另类写作”；(3)女性文学整体上展示了崭新的创作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在她们眼中，“不是死亡，只是破灭”式的命运感受已成为对生命极端的哲学性认识，她们忠实于“终极短路”现象产生的现实背景，并力图发出各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或欣快伤痛的声音；(4)女性文学已拥有多种写作路数，她们的都市化写作仍然占优势，而对社会底层人物，包括乡村生活的叙写也已有了较为优异的成绩。 钱锺书说：“崇高的理想，凝重的节操，博大精深的科学，超凡脱俗的艺术，均具有非商业化的性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一律去迎合某种市场价值的规则，那只能使科学和文艺市场化，丧失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1]136可以说，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中坚力量的作家，如果不能认识生命与智慧之源的上帝，决不能确定“人作为人”的审美价值，也不可能对人类的精神危机有着本质的认识，更不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因此，新生代女性文学写作应走出纯粹个人经验的狭隘天地，拓展文化视野、超越性别本位、强化人类眼光，并从观照女性的内部环境转入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深层次的审美探照，才能使新时期女性文学真正步入意味隽永的审美境界。 二、新生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情绪 新生代女性作家缺少60年代的政治激情，但是70年代中后期政治激情的废墟却成了她们成长的共同背景，因而新生代女性作家的身上有着强烈的过渡性，矛盾、犹疑、渴望实在又有表演性、姿态性。80年代初期的大学教育，使她们迷恋西方思想与物质成就，她们知道体制的弊病，因而有力量游离于体制之外却又对体制有着或多或少的眷恋。她们的共同情感体验是：“我们开始有了记忆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70年代的中后期，60年代那种迷幻的激情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是红色时代的遗民。”[2]86她们几乎先天就是反理想、反道德的、反传统的，但内心世界又是矛盾的。一方面，她们没有“红色时代”的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供反复咀嚼、书写和回忆，压抑感与疼痛感要轻些；另一方面，她们和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更年轻的一辈，即所谓的“新新人类”也不同，下一代的纵情、随意、情调、派对，对金钱毫不犹豫的占有欲，她们也不能认同。政治风云激变的事实在她们的脑海中刻下了对历史嬗变的直观理解，但她们又没有切肤之痛；80年代新启蒙的时代大潮给了她们一颗追求个人自由、人性解放的心，但她们又缺乏行动的能力。 新生代女性作家逃避时代主题，缺少献身激情、英雄事迹、理想信念和刚硬风骨，她们的写作和存在都是一种柔软的、半折光的，非激情的。像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女性写作回归女性的身体性存在，是一种感性主义的写作态度，审美主体意向都是个人性的。那种将审美作为一种生活理念的写作态度已经消失，将文学当作社会责任感加以表现的写作动机已不复存在。她们写作的重点放在一种个人性的情绪、感受上。这和她们在80年代所受到的“个人主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息息相关，同时也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市场化消费语境相关联。可以说，这是一个无主题的时代：写作者的思想是混乱而杂糅的。新生代的确沉溺在这个世界的感性之流中，似乎隐约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症结，但她们和这个世界离开得不够远，站得不够高，她们似乎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前方，对于她们来说，“存在”就是一种没有方向的、被动的、犹疑的、缭乱的的“飘移”。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中心命题，每一代人都有它的时代命运，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力感悟到它，有没有力量将它传达出来。新生代女性认为“生活高于写作”，卫慧在一篇自传性的小说中写道：“无名的焦虑感总是拚命地写东西。”[3]126写作对于她们是“生活”的方式而不是高于生活。但审美个体不是终极，从个体出发，站在个体的立场上观望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一个有无数个体组成的“参与性”的世界，天、地、人、神共舞。 譬如，新生代女性作家常以“酒吧”作为文化符码。像卫慧的《水中的处女》：“在一个酒吧里找到了熟悉的温暖而无意义的气味。”[4]棉棉的《美丽的羔羊》：“在DD’S人们的眼神空洞而无表情，我在她们的脸上看到自己。工作紧张和手无寸铁的人都来这里，她们来这儿干什么呢？我们一起在寻找，在汗水和音乐中我们找到了答案。”[5]72可以说，在她们眼里，“生活”只是一种回环往复，一种圆圈式的周而复始，而这个圆圈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变成了“酒吧”，这似乎是一种象征。新生代女性作家构筑了一个昏暗的、颓废的、感官的、动摇的、无法自持的文化空间。它是一个人工雕饰的地方，充溢着炮制的勾引、夸大的诱惑和蓄意的幻像。在这里，一切外间美好的事物都失去了它的光彩，太阳光下的一切，诸如理想、责任、理智、信念等，都显得不堪一击。 三、新生代女性文学的离奇人物 中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始终处于极其低微的人生地位，而女性文学作品给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个“剪不断理还乱”、“人比黄花瘦”的可怜兮兮的女子站在那儿，拿着一块文学的手帕在不停地哭天抹地。新生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所塑造的崭新的女性人物形象，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女性文学本身，它标志着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件。 从传统的审美眼光看，新生代女性文学似乎缺少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化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等诸多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像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注重探寻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价值的自我释发与调理，她们笔下的女性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作品中也带有私语性的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可以说，新生代女性文学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自由、逍遥的个性化作家。 唐颖的《不要作声》将审美的笔触伸向了“都市女性”的狂乱躁动、寂寞无奈的内心世界，抒写了都市生存的精神匮乏感和无所皈依的漂泊感。女主人公尽管衣食无忧、有闲有钱，但生活已被貌似合理的规范和悠雅精致的物质形式所窒息，面对都市除了逃避再无其它念头。作品中的城市被感知为与精神“彼岸”绝然对立的生活“此岸”，冷漠、平庸、浮化、功利，一切皆丧失了深层意义与精神追求。小说结尾处“在音乐厅里突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嚎叫”[6]，显现了一种象征，它隐约表达出现代女性冲破世俗、修复梦幻的渴念与激情。 新生代女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又多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事迹，缺失血性，人性中的正义、忠诚、献身、义务等等“永恒的力量”，在她们身上没有显现为一种本质。而“颓废”成了取消人性的手段，“快感”成了抵制信念的托辞，人们在相对狭小的生活领域里徘徊，对绝对的事物缺乏应有的热望。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本质的性格图景，这里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新生代女性尚未塑造出具有我们这个时代总体概括意义的人物性格。新生代女性小说中不仅仅应该有像陈染、林白小说中所展现的那种“自恋者”，卫慧、棉棉小说中的那种“神经症人格”等，更需要那种在个性中充分体现了平衡、从容，也许具有巨大的性格割裂和矛盾，抑或强烈的神经症倾向，但是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承担了社会历史责任的人物形象。 譬如，新生代女性作家喜欢那种阴影的、软弱的、黯淡的、暧昧的、模糊的东西。“阳光”在北岛那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是正义、真理、永恒、光明的同义语，像白桦有一首诗就叫《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却让我来寻找光明”[7]115，他们可以说是一种“黎明的写作”：那些刚刚渡过了文革的漫漫长夜，来到了黎明时分的人们，对阳光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信念，她们歌唱光明，渴望光明像天使照亮她们的生活。而新生代女性的人物写作则不一样，在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中，阳光与嘴唇联系了起来，带着某种性意味，这里阳光是阴影的(张开的空洞的嘴)，这里阳光是有伤口的(黛二小姐被拔出来的带血的牙)，也是“久远岁月的隐痛”(黛二小姐隐痛的生活)等。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注重追求“内在”、“显豁”，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特别强调女性个体的身份、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以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像新生代女性作家注重“门”的意象描述，诸如象征女性自身欲望开闭以及个人命运起转的“玫瑰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冀沟通又需隐密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等，皆标识着女性在力求冲破内在的桎梏和外在的藩篱。正如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而蜗守香闺、孤独神伤的“黛二小姐”等绰约多姿、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新生代女性写作以其梦幻般的笔触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 四、新生代女性文学的荒诞情节 新生代女性小说的故事情节大都是黯淡的、索然的，没有历史必然力量的影子，缺少大波大澜、大起大落，因而新生代女性的写作缺乏历史感和崇高的力量。新生代女性的感性大于理性，感性真实大于逻辑真实，在处理对象时缺乏想象力，只用感性来对待感性，故事情节中可以见到感情的夸大、描写的浮夸、巴洛克式的细节，但是没有对现实的超越和提升。世界的因果联系被抽空了，剩下的是彼此冲突的无理由的延绵；一切似乎从天而降又转瞬即逝，没有永恒与必然，时间不再是主线，留下的仅仅是空间的敷衍。因而，新生代女性的小说情节大多是碎裂的，缺乏真正的悲剧性结局。 新生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已渐趋个人化，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开重大题材，常以“儿女情、家务事”作为社会生活的切入点，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述内在情性与个人感受。像新生代女性作家的目光竭力追逐“温馨小屋”的少女、少妇和她们个人的心灵隐私，躯体的自我欣赏，男女之间在酒吧、咖啡屋、海边别墅中的柔情蜜意，两性间灵与肉的混撕、对抗等，这种凭着个人点滴的灵性与冲动，将生活中仅有一滴水泛化为死去活来的人生故事，必然掺杂有泥沙、沉滓。作品的“尺度”局限于仅给读者以“物欲、性欲”的精神满足，而绝非是文化道德、人生价值、理想信念等内在尺度的深层审美内涵。因此新生代女性作家应该走出“小屋”，在丰富的大千世界中追求、探索、开掘人类的时代意识和审美理念，并在大众生活的现实矛盾中，去体悟、表现人生，从而追求作品达至更真、更高、更广的审美境界，而不是从“性别”层面去认知、表现人生的恩恩怨怨、生死离别。因为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丰富内容和精神的艺术表达来决定，而非来自于主人公的性别特征。新时期的女性从人类中发现“自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是找到自我生存的价值。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只有那种值得有思维头脑的人去注意的内容，才能使艺术摆脱这种责难，仿佛它是一种无聊的消遣”。[8]107新生代女性作家应立足于完整多样的生活，了解认识、体悟外部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才有可能创作出令受众认同的佳品。池莉的《烦恼人生》正是以非常平民化的人物形象反映了普通的女人和男人同甘共苦、挣扎奋斗的可贵精神，也使读者明显感悟到生活多元化的审美观照。消费社会给女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女性作家也应抛开偏狭的“性别”意念，从人文价值入手，塑造出当代人群中无法替代的独特个性。 五、新生代女性文学的身体意义 新生代女性对自我体验的关注导致了“身体写作”的大量涌现。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说：“妇女的身体有一千零一个遁向激情的门槛。”[9]55认为女性写作的实践是与女性躯体的欲望相关联的。可以说，女性对世界的体悟在身体上充满了一种“自虐”和“对抗”，还带有很浓烈的“性”色彩的味道。同时，女性身体写作对身体的进入也是对世界进入，又是对世界的一种把握方式与策略。然而，新时期女性由于对生活经历的相对缺乏，女性文学中的苦难和不安意识就更多地集中于女性自身所熟悉的情感体验，甚至于过分关照女性自身的身体体验和自身的命运。她们借用适合自我表达的“自白话语”，并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心理世界的探寻和思考中，生发女性本身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渴望获得女性的自尊，以追求女性能得到整个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像新生代作家曾写道：“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生活的问题。”[10]92在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将“身体”无限放大，将身体作为反抗意识形态的手段的莫名冲动。这种“冲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身体、回到身体，不是在存在本体论上找到了身体的意义，而是杀死了身体。随着对西方哲学史阅读的加深，我们越来越相信“存在”和“身体”是等同的，“身体”中包含了所有“存在”的意义和奥秘。但是我们也反对将身体等同于感性、情欲的做法。在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道德不会将“性”当作压抑的手段，自由也不会将“性”当成反抗的工具，“性”就是人类的“天性”。然而在朱文的《我爱美元》、林白的《汁液》等小说中，新生代面对“性”是紧张的，她们夸大了性的反意识形态的能力，同时也缩小了身体写作的意义。魏薇在《一个年龄的性意识》中写道：“她们在性上仍然是激烈的、拚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11]62这里，作者是以一种淡然的、毫无感动的、没有方向感和操行感的方式来面对“性”。卫慧在《像卫慧一样疯狂》中写到“性快感”时说道：“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12]97这种快感的直接认同与那种将“性”当作反抗压抑、排拒绝望的手段的方式，表面相反而实际相同，她们的结果都是快感的失控。于是，读者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失控的快感”的迷惑，而错把迷乱的、官能症的、舞蹈病的、失控的、颤栗的东西当成了美感。 可以说，新生代女性小说的创作在总体的美学风格上没有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即了悟事物的自在独立而不仅仅是人的冲动和情欲，物质对象和审美主体是融合而不是割裂。新生代女性将自我盲目地抽离世界，却不能将自我再放回去，因而新生代女性作家笔下的人是孤立的，缺乏主宰自己的力量。因为孤立对世界毫无作为，新生代女性写作中的浓烈的孤独意识因而也就没有历史的宏阔背景的支撑。然而，“美的概念都须带有这种自由和无限，美的领域才能超越有限事物的相对性，进入绝对的境界”[13]66，即美需要“超越”。 要而言之，文学是人学，新生代女性作家应是一个品位高尚、人格完美的“大写”的人，并同新生活保持血肉关联。新生代女性作家在日益演变的都市化进程中，应以沉静的目光审视生命、叩问自我，努力寻觅合理的价值依凭，在对女性特殊的“性别”境遇的关注中肩负起对现实社会的评判，并在当下浮躁的消费语境下捧出一份属于女性自我，更属于人类文化的完美答卷，从而为新时期的女性创作注入清新的审美情调。唯有如此，女性文学写作才会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永佶.中国文化现代化[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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