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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古代绘画、书法、雕塑、石刻、音乐、建筑、服装等等，都是传统文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大都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不是每一个人所能拥有。古籍原刻原抄虽日渐稀少，但经过整理的排印古籍则无所不在。古籍记载的内容，几乎包括古代生活的一切方面。说古籍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理由就在于此。 古籍整理的目的是恢复古籍的原貌。古籍整理的灵魂是准确。 具体说来，第一，篇章准确。拿别集来说，在长时间流传的过程中，往往误入他人的作品；还有一些作品，作者或刊刻者往往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有收入。这里既要作存真去伪的工作，又要作辑佚的工作，把真正属于该作者的作品，都收进来。第二，文字准确。古书每经过一次刊刻或抄写，都难免出现一些讹误，都会出现一些异文。这就需要精选版本，进行认真、细致、反复的校勘，作出准确的答案。第三，句读准确。这就是通常说的“点”。“点”者，正确地运用标点符号。这是古籍整理的第一道门坎，也是最难的门坎。经过这样的整理，古籍的原貌不仅得以恢复或者比较好地恢复，而且为读者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一些便利。我想，这也应该是古籍整理的目的。 古籍整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 在1977年3月以前，我零碎地做过一点古籍整理工作。从1977年3月到现在，我一直在做古籍整理工作。我的工作，分做三个方面，一是宋总集的整理，二是宋别集的整理，三是宋笔记的整理。此三者合在一起，为三十一种。 现在，我就宋代别集的整理说一些话。 古代每一个大作家，都是吮吸甘甜的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然后又以其辉煌实践，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海外），大作家的作品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大作家别集的整理，就是为研究这个大作家提供第一手可以信赖的资料。 苏轼是古代大作家中的突出代表。现在就《苏轼文集》的整理谈一谈。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整理苏轼文章的，是明万历年间茅维刊行的《苏文忠公全集》。从苏轼所生活的时代经过茅维到现在的九百多年间，苏轼的文章以多种方式广泛流传（古代大作家罕有其比）。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决定了《文集》的校勘工作，必须以较之一般别集大得很多的规模进行。这是一项前人未曾作过的全新的工作。就全部文集的校勘而论，整理者所用的校本有宋刊《东坡集》、宋刊《东坡后集》、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宋刊《应诏集》、宋刊《三苏先生文粹》、明刊《三苏先生文粹》、影印宋刊《皇朝文鉴》、明成化刊《东坡七集》、明万历刊《重编东坡先生文集》、明刊一百一十四卷本《苏文忠公集》等。就全部文集的校勘而论，整理者用作校勘的其他资料有： 一为金石碑帖，包括宋西楼帖(清宣统影印十卷本，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本)，北京北海公园阅古楼三希堂石刻，宋、明、清及民国时期金石碑帖专著的著录文字（其中有宋曾宏父《石刻铺叙》、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及明、清、民国的十几种此类专著）以及方志中石刻部分的著录文字，如《咸淳临安志》等； 二为宋元人别集征引和附录的文字，主要有苏辙《栾城集》、秦观《淮海集》、陆游《剑南诗稿》、周必大《周益国文忠文集》、楼钥《攻集》等； 三为宋人诗文注中征引和附录的文字，如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题为王十朋注的《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等多种； 四为宋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中征引的文字； 五为宋、元人笔记中征引的文字，其中有赵令 NC549《侯鲭录》、朱弁《曲洧旧闻》等十几种； 六为近人、今人的苏文校勘记，其中有罗振常《经进东坡文集事略考异》等多种； 七为现存《永乐大典》残卷中引自《苏东坡大全集》、《苏东坡集》的文字； 八为见于报刊的现代人考订苏文成果的文字。 就文集中的制、奏议、尺牍、题跋杂记这四部分和原属单行本的个别篇——《庄子解》来说，又各自有其校本或参考校本。 关于制。整理者参校了宋人的《宋大诏令集》等。 关于奏议。参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历代名臣奏议》。 关于尺牍。除去《永乐大典》等几种书有关尺牍部分外，整理者以元刊《东坡先生翰墨尺牍》(残)为校本。还参校了宋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的有关部分、明天启刊《苏长公二妙集》、明刊《补续全蜀艺文志》的有关部分、日本天明元年(1781)皇都书肆林权兵卫刊本《欧苏手简》等。 关于题跋杂记。整理者参校的本子主要有涵芬楼铅印本《东坡志林》、明刻《稗海》本《东坡先生志林》、明抄《类说》中及涵芬楼铅印本《仇池笔记》、《知不足斋丛书》本《苏沈内翰良方》、《四部丛刊》本《诗话总龟》、海山仙馆本《苕溪渔隐丛话》等。 关于《庄子解》。整理者参校了《函海》本。 粗略估计，点校者用于校勘的书约达百种。 整理者几易寒暑，写了六千多条校勘记。人们认为《苏轼文集》是苏文的最好版本。 《苏轼文集》共73卷。值得突出提出的是：第一，关于尺牍和题跋杂记那20多卷。这两部分文字，大都具有随意性。苏轼兴之所至，随作随散，无意传世。苏轼辞世以后，先是他的家人，然后是后代人，不断搜辑、整理、出版，形成众多版本并存的局面。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字，有的刻了石，有的为爱好者所收藏。刻在石上的，有一部分拓印成了书；收藏的，有一部分著录于书上，大约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永远地散失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受到这么样的重视，有了这样的影响，在我国古代，除苏轼以外，恐怕没有第二人。 这就是说，这两部分的校勘材料十分丰富。整理者通过这些材料，办了两件事，一是订正了茅本的一些重大讹误，如《文集》卷55《与章致平》的“致”原作“子”。章子平，名衡，是苏轼同榜的进士及第第一人，而章致平名援，则为苏轼的晚辈。更为重要的是，与援的第一封信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是苏轼在去世前一个多月的病中写的。通过这封信，可以了解当时苏轼的思想状况，大则国家，小则个人。一是确定了不少篇章的具体写作时间和大致时间，由此可以增进对苏轼的了解。 第二，收入《文集》之文，凡 3800多篇。整理者在校勘中发现，还有相当数量的苏轼文章，没有入集。整理者努力搜求，从一百多种书中辑得佚文四百多篇(包括残篇)，汇为《苏轼佚文汇编》6 卷，附于《文集》之后。其中，北京市文物商店收藏本《西楼帖》，是刚刚出现的珍品。关于《西楼帖》，这里需要做一点说明。《西楼帖》原为30卷，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刻于成都西楼，故称《西楼帖》。南宋时即有拓本，陆游的《渭南文集》提到了，《郡斋读书志·后录》著录了。传世的只有清宣统影印本十卷。文物商店收藏本《西楼帖》，有20多篇，不见宣统本。经历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突然出现，不能不说是奇迹。 《文集》问世后，我在继续深入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仍然有一些佚文没有收进去，经过十年的潜心搜求，自39种书中，复辑得佚文130多篇(包括少数残篇)，汇为《苏轼佚文汇编拾遗》2卷，附于《佚文汇编》之后，自1996年，附第四次印刷本问世。 苏轼的佚文，还不能说已经尽于此；但可以肯定，为数很少，很少了。 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的第一手资料——作品，这样，作出的判断才会符合实际。整理者的出发点就在于此。 这是《文集》的又一鲜明特色。 第三，《文集》的整理，有很强的科学性。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佚文汇编》卷 7收入了《艾子杂说》，严正表明此乃苏轼所作。 《艾子杂说》(以下简称《艾子》)究竟为谁所作，在南宋时尚有争议。宋曾《类说》、元陶宗仪《说郛》(宛委山堂本)、明嘉靖刊《顾氏文房小说》、明万历赵开美刊《东坡杂著五种》等都肯定《艾子》是苏轼所作。怀疑《艾子》非苏轼所作，有南宋人陈振孙、戴埴。陈氏之言曰：“《艾子》一书，相传为苏轼所作，未必然也。”(见《直斋书录解题》卷11《小说家类》)戴氏之语，见所撰《鼠璞》之《艾子》一则中，谓艾子为苏轼所作，乃属“世传”。但他们没有举出具体理由。整理者在深入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了生活于北宋、南宋之交的周紫芝的《太仓米集》卷 7《夜读艾子书其尾》一诗：万里投荒海一隅，八年子与同居。可怜金殿銮坡日，浑在蛮烟瘴雨余。奇怪谁书《方朔传》，滑稽空著子长书。不知平日经纶意，晚作儿曹一笑娱。这首诗不仅肯定《艾子》是苏轼所作，而且说明了《艾子》写作的时间是在苏轼贬谪惠州、儋州期间。整理者以此诗为基础，做了深入探讨，撰成《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发表于1985年《文学遗产》第3期。《艾子》是讽刺小品，也是讽刺小说 。肯定《艾子》的作者是苏轼，恢复了苏轼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幽默小说家的本来面目。至此，苏轼文学形象更为饱满、更为光辉。有人认为，整理者的这篇论文，是苏学研究九百年来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国学研究网站》)。 《文集》的整理，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众多别集的整理中，《文集》有很强的代表性。 现在说说《苏轼诗集》的整理。从宋至清，出现了很多苏诗刊本。每一个新的刊本，对于旧的刊本来说，都有整理的意义。《诗集》总结了前人校勘方面的成果。 苏诗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珍宝。苏诗众多的异文是研究苏诗、研究苏轼的十分难得的资料。这些异文，散见于现存的宋刊本中，散见于一些碑帖中，散见于后来几种有影响的刊本中。人们要看到它们，得费一些工夫；即使看到了，也未必能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都发掘出来，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们未必有那个从容闲暇。有鉴于此，整理者决定用汇校的方式，把包括十一种宋刊本在内的十七种版本的异文，全部记录在校勘记上。整理者用了极大的气力，写出了7000多条校勘记。读者、研究者可以放心地使用这些校勘记，免去翻检之劳。以此构成《诗集》的鲜明特色。对读者、研究者的滋润，决不仅仅限于今天。整理者的工作得到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的高度赞扬。《文集》、《诗集》为弘扬苏轼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弘扬苏轼就是弘扬传统文化。二书已经印刷五次，在海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对于一般别集的整理，同样可以显出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 这里，简略地谈谈汪元量《水云集》、《湖山类稿》的整理。 汪元量，杭州人。南宋末为宫廷的乐师。宋恭宗德二年 (1276)，元兵入临安。他和恭帝显、太皇太后谢氏等一起被俘到大都(北京)，在北方呆了12年。他用诗和词记下了他的宫中生活、北方生活和以后的生活，特别详细地记下了德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被称为诗史。可惜这两个集子都是残本。 正在令人惋惜之际，整理者从孤本明抄本《诗渊》中，从残本《永乐大典》中，发现了汪元量的一百多首诗词。于是，整理者把二集和新发现的诗词溶在一起，试着编年排列，定名为《增订湖山类稿》。 编年也是古籍整理范围内的事，但层次高一些。经过编年，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汪元量。经过编年，人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他所处的时代。汪元量作品中提到的事，不少为《宋史》、《元史》之所不及。《增订湖山类稿》往往可补二史。 应该提到的是，宋、元易代之际，忠臣义士辈出，爱国、斥奸、反元的作品形成热潮，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增订湖山类稿》的出版，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增添了异彩。汪元量的有些作品，不仅在宋代是第一流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也有他的位置。 整理者的工作，得到革命老前辈、当时任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同志的热情关怀。 1986年7月25日，他在《人民日报 》第五版的《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用整整一段赞扬了整理者整理工作的科学性以及经过整理的《增订湖山类稿》在历史、文学上所起的作用。 在一般别集的整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宋郭祥正的《青山集》。《青山集》收诗 30卷。在长时间流传的过程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混入了孔平仲的不少诗。孔平仲坚决反对新法，反对王安石，而郭祥正则始终如一地尊崇王安石。清朝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们对此没有仔细考察，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54《青山集》一则中举出误入《青山集》中的孔平仲的一首诗：百姓命悬三尺法，千秋谁恤两端情。近闻崇尚刑名学，陛下之心乃好生。很明显，这首诗是孔平仲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接着，《提要》又谓“《青山集》有《奠王荆公坟》三首”，怀念感激王安石，然后说郭祥正“是非自相矛盾”，“其人至不足道”，乃“小人。”郭祥正长苏轼一岁，从他在世的末年起，他就遭到不少的误解，到《四库全书》修成时，达到了极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很高的权威性，于是，郭祥正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整理者十分幸运，郭祥正《青山集》的宋刻孤本，还完整地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中，并且已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经查此书，并无上举“百姓命悬”云云一诗。经过整理者反复考察，终于在《豫章丛书》所收的《清江三孔集》中的孔平仲《朝散集》中发现了此诗。至此真相大白。以此为突破口，结合其他方面的深入考察，终于洗刷清楚了郭祥正积压九百年的委屈，为他平了反。这不仅关系到郭祥正，也关系到王安石。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但是也有像郭祥正这样的人真心实意地拥护他(也还有真心实意拥护他的人，在文献中能找到)。这对于研究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很有好处。郭祥正有诗1400多首，是一笔重要财富。正确了解了他的为人，对研究他的诗有重要意义。（《青山集》，1995年由安徽黄山书社改称《郭祥正集》出版。）中华书局有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丛书中的大部分为别集。丛书中的每一种，中华书局都十分重视。其重视的程度，非亲身经历，不能了解。关于这，我在 2002 年《书品》第一期发表的《苏轼诗集校勘工作琐记》一文中已略述一二。可以这样说，每一种新的整理本，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刊本，成为当代最好的本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都始终如一地把准确作为追求目标，受到广大学者、读者的信赖。 原载：《“中国传统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