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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战略任务，为当代广大国学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几千年来，它依托文本资料而世代相传。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子藏》项目，是继北京大学《儒藏》之后，又一个超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就重要性而言，正如专家所言：周秦汉魏诸子著作繁多，内涵广博，但历代大量版本注释，多难觅见，《子藏》将其汇集一藏，功莫大焉；就难度而言，《子藏》工程则被专家比喻为古籍整理工作的“青藏铁路”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今天，随着其首批成果——《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的问世，欣喜之余，我们约请知名学者陈鼓应先生、傅璇琮先生，以及《子藏》总编纂方勇先生为我们做“讲解员”，帮助广大读者近距离地了解一下《子藏》。我们以此方式向支持和参与《子藏》工程的专家学者表达敬意。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古代哲学若只有礼乐之道，少了诸子激辩的思想光芒，将会单调到怎样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中若少了庄子的生命情调和审美情怀，又将会是怎样的光景？ 诸子学不仅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当下也具有普遍的价值。以道家为例，道家的政治智慧、生活智慧与思辨智慧真可谓常新常用，常用常新。道家的批判意识可以让人们在喧哗的闹市中保持心灵的自主独立，并且不断审视各种现存的价值与秩序，这无疑有助于个人与社会的平衡发展。道家对于人事的思考则不限于人类社会，而是放眼于整个宇宙，这种宇宙情怀使得道家传统中容纳了更多可以适用于当代社会的话题，比如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除道家外，儒家中的荀子和墨家、名家、法家、农家、医家、兵家、杂家等诸子学派，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同样也是思想和智慧的宝藏。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和教授学者们作了一个大益于学术的决定，合众人之才、举学校之力启动《子藏》编纂工程。从涵义上看，“子藏”与“诸子文库”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文本资料的集合，而文本资料正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虽然先哲们曾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类的话，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部分就依托在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本资料之中。历史留给我们浩瀚的文本资料，如果任由其流失和沉沦，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一步步流失。而此刻振兴传统文化的重任，我们又怎能置若罔闻？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各个时代大都有编纂大藏经的现象，其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但自《四库全书》纂修以来，文献整理似乎再也没有铺展开那么大规模、大范围的场面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华大藏经》进入编纂阶段，至今已圆满完成，在海内外正产生着广泛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佛学的研究进程。近年，北京大学编纂《儒藏》，这对儒学的研究和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儒学一家独大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分支同样灿烂独特，富有魅力。《儒藏》之后，应当有像《子藏》这样的工程出现，来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繁荣。 《子藏》工程若能顺利完成，它的学术价值也将是难以估量的。从文本资料的层面看，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专门针对诸子学的文献整理活动。欣闻《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已于近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庄子哲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毋庸赘言。庄子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深察物我、傲立于世俗的文人传统，也开启了艺术化的皈依自然的人生模式，在后代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即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庄子哲学仍然散发着诱人的光彩。庄子哲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赫伯特·曼纽什在《中国哲学对西方美学的重要性》中写道：“中国哲学是我们这个精神世界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公正地说，这个世界的精神孕育者，应当是柏拉图和老子，亚里士多德和庄子，以及其他一些人。”他把庄子誉为世界的精神孕育者，无疑是对庄子哲学所具有的思想魅力的认同，也是对庄子哲学世界性地位的承认。 《庄子卷》可称得上是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它很好地遵循了整个《子藏》工程所确定的既“全”且“精”的编纂原则。300多部著作连缀成一幅长长的画卷，承载着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庄子世界的探索。其中有不少著作，应是学者们从未见过的，这必定为庄子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从而使庄子学研究发生新的变化。从“精”的这一面看，《庄子卷》非常重视对版本的遴选，以精善作为选择版本的第一要义，同时在搜寻手稿、抄本、孤本、珍本等难见于世的版本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必得之而后快。《庄子卷》在遴选版本时，不仅于众多版本中取其精善，而且尽可能在维持版本原貌的前提下加以影印，尽量不会因为统一印刷范式而删削某些版本中的批点文字，让读者能够直接见到更为接近原版的版本面貌。《庄子卷》在搜辑手稿、抄本方面，成绩十分显著。据悉，《庄子卷》将深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图书馆的大量稀世手稿揽入怀中，又将一批珍贵的明抄本、清抄本、民国抄本系于名下。另外，一大批留有名人手校、手批、跋语和题识的庄学善本、孤本书，《庄子卷》也一一予以辑录。对于部分稀世珍本，《庄子卷》亦是倾尽全力，钩致在列。大量手稿、抄本、孤本、珍本的集录，为《庄子卷》增色不少，其文献价值自然随之倍增。这些尘封许久的庄学著作的面世，对庄学界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大幸事。 总之，《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的出版，是继严灵峰先生《庄子集成》之后又一次对庄学文献的大整理，其规模、质量都是空前的，在庄子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方勇教授在《庄子学史》中比较详细地梳理了两千余年的庄学发展过程，但是，《庄子》一书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下的诠释和演进仍存有许多问题亟待更深入细致的讨论，其中隐含的很多学术问题仍需要予以揭明。即使是庄子研究的方式方法，我们也应该尝试多作改变。比如，可以以专题的形式集中探寻庄子某一理论在后世的变迁，可以以分学派、分宗派的形式集中探讨各派的庄子学，可以以地域或时代的形式集中描述某一空间或某一时间段的庄子学，还可以对某一部有创见、有影响的庄学著作进行个案研究等等。随着《庄子卷》的出版发行，以前难得一见的庄学文献如今已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只要是《庄子》爱好者，都可以加入到研究《庄子》的行列中来。由此，我有理由期待，在《庄子卷》搭建的这个文献平台上，不久会掀起一股庄学研究的新浪潮。海内外庄学研究者应共同努力，以此为契机，将庄子学研究推进一个新的阶段。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12月05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