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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开始,“身体叙事”成为了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写作热潮,陈染的《私人生活》(1996年)、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年)、绵绵的《糖》(2000年)等相继问世,紧接着朱文颖、周洁茹、戴来、魏微、赵波,以及更年轻的春树、张悦然等也以身体题材相继出现在文坛上。评论界对女作家“身体叙事”的否定性评价占大多数,如“滥用身体的权利”、“隐私展览”、“精神的滑落”、“倒退”、“低俗”、“歧路和堕落”、“妓女文学”、“脱衣舞”、“败坏文坛风气”等,这些看法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反生命、反身体的非人性观念和陈旧的二元对立思维导致的落后身体观念的影响,以及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形成的“男性阅读”导致了对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曲解与偏见。如果要对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做一番较恰当的评说,那么,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学身体观,拥有“女性阅读”视角,了解90年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现象出现的种种缘由,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弄清楚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存在的某些价值。 一 文学身体观 历史车轮驶入消费主义时代,身体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身体被现代传媒手段制作出了明星崇拜、选美比赛、时装秀等文化潮流;身体还成了这个时代重要的产业,保健、医学美容、健身等行业构造了巨大的市场;服饰文化对身体暴露的禁忌越来越淡薄,迷你裙、吊带裙、比基尼等等展示着身体的自由。这是一个身体获得极大自由的时代。 然而身体在中国的文学领域还未取得合法的地位,这从人们对待当代女性文学“身体叙事”的态度就一清二楚。身体关系到文学的本体,因为文学要求表达人性,身体就是文学进行人性表达的基础,是呈现生命本质的文学主体。如果文学排斥身体,抽空身体,停留在道德文化、社会理想、精神乌托邦的想象中,其实文学也就异化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身体”缺席的文化,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范式、政治范式的文化对生命、欲望、躯体等人本体范畴持否定态度:中国人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贬斥身体崇尚灵魂,抽象的灵魂常被赋予道德、伦理、家国利益、政治理想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身体从来没有获得恰如其分的位置,身体总是被置于低贱的从属的地位,为国家、民族、家庭牺牲才是身体唯一的用途。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身体的观念造成了传统文学生命意识不浓,即使涉及到身体与欲望,都是以训诫为写作目的。中国人的身体被封建专制文化捆绑、禁锢、惩罚了几千年。 “五四”新文化时期,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了对生命的表达,开始了对身体的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开身体写作的应该是郁达夫的《沉沦》。《沉沦》表达了生命的欲望与传统禁欲道德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导致了生命的病态与扭曲,从而揭露了传统文化否定身体、生命的非人本质。“人”的意识普遍觉醒的新文化时代也是“女人”意识觉醒的时代,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凌淑华的《酒后》、萧红的《小城三月》、《生死场》、梅娘的《鱼》、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一大批女性作家通过身体探索生命,通过身体挑战男权的家庭伦理,通过身体揭示女性的悲剧性命运,通过身体遭遇揭示女性异化的根源。女性文学在新文化时期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此后的中国文学中,中国人的身体再次陷入黑暗。历史进入新时期,中国作家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又开始了对生命的探索。在众多文学创作的浪潮中,冲击力最大、审美价值最卓越的是生命思潮,以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伏羲伏羲》为代表的生命思潮宣告了当代文学真正摆脱政治的桎梏而复活。《红高粱》充分肯定人的生命原欲,是一曲赞美人类祖先野性生命强力的颂歌。莫言将身体作为文学之本体,从而创作出了具有人类学、文学、心理学价值的当代经典。 我国从古到今的文学事件揭示出一个真相:每当身体、生命作为文学本体时,文学就是人学,就能发展繁荣;每当身体、生命在文学中失去地位,文学就成了抽象道德与政治的读物。西方文学的繁荣,大师与经典不断,与身体介入文学密切相关,杜拉斯的《情人》、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都是身体在场的经典。这些文学事实昭示了身体与文学不可割舍的血肉般的联系。 二 女性阅读 不论男女,中国读者对男作家的“身体叙事”比对女作家的要宽容,这是因为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形成的“男性阅读”视角造成的。“男性阅读”是以彰显男性特质、褒扬男性品格、尊崇男性意愿而遮蔽女性本真生命、扼杀女性欲望为性别前提,“男性阅读”中存在着性别歧视以及由性别歧视形成的陈旧的道德立场,所以,用“男性阅读”视角阅读女性文本带来的阅读效果只有误读,以“男性阅读”视角形成的批评一般是对女性文本的道德批判。从“男性阅读”的视角来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的“身体叙事”,无疑是“低俗”、“堕落”等否定性的道德判断。然而女作家是将“身体”作为女性主义写作的理论立场,试图从女性身体中发掘出不同于男性话语的女性话语,以此构建女性自己的文化。显然,女性作家的“身体叙事”动机和“男性阅读”视角的严重错位,造成了对女性文学“身体叙事”文本的误读。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倡导一种“作为女性的阅读”的理论立场。在男权文化中,女人们一直没有作为女人去阅读。作为女性的阅读就是要避免男性的阅读视角,就是女人要以女性的女性经验和基本欲望去进入女性作家的文本,就是“识别男性阅读中特殊的防护及歪曲并提供修正”①。女人作为女人去阅读女性文本,必然导致一种新的阅读经验的产生,那就是发现女性本质,重新认识女性自我,对固有的来自男权社会的思想意识提出质疑。随之而来的是改变女性心灵生活,并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 男性也可以用“女性的阅读”的阅读视角来解读女性文本,这对于理解女性写作,尤其是女性文学的“身体叙事”文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男性要真正理解女性作家的表达,首先要抛弃陈旧的女性观,抛弃男权文化针对女性的特殊的道德立场,将女性作为“人”平等对待,并以“人”的基本欲望为起点去阅读女性文本。其次,放弃“男性视角”,以超验的女性进入文本。放弃“男性视角”就是放弃作为男人对待女性文本的阅读期待,取消观赏心理和窥视心理,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让阅读成为自然而然的交流。这样一来,男性读者将获得全新的阅读经验,就能理解女作家的性描写意图不过是绕开男权文化话语,从而找到女性自己的话语;就能见到被男权历史文化遮蔽了几千年的女性真面目,引发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思考男权文化的弊端,创造新的人性的文化。 “女性阅读”视角的拥有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读者的观念与意识改变的过程。随着观念与意识的改变,阅读女性文本就成为了生命个体之间真正平等、真诚的交流与理解,女性文学,特别是“身体叙事”文本的价值就有可能被发现与肯定。 三 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出现的缘由 万物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明了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身体叙事”文学现象出现的种种缘由,那么我们对待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定能多一点理解与支持。 首先,“身体”在哲学界取得了合法的权利和显著的位置,这是女性文学“身体叙事”出现的哲学基础。身体是“自我”的物质实体,一般指涉着躯体、肉体、本能、欲望、快感等感性事实,是每个人生命的首要表征。因为身体的存在,人的自我就有了坚实可感的具体形象,所以,身体是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的根本前提。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的自然性身体逐渐丧失而成为社会性、文化性身体,现在,身体成了体现社会文化的综合物,是反映社会的镜子,所以,身体是私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 身体曾经在观念世界经历了漫漫长夜。由于二元哲学世界观形成的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致使身体以及人类生命面临无数的问题与灾难。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起来而贬斥身体的观念从柏拉图开始到尼采终结。尼采是第一个为身体正名的哲学家,他提出了“要以肉体为准绳”衡量世界的原则,认为身体比陈旧的灵魂更富于新鲜的思想,将身体的位置提高到超越精神的高度。在尼采之后,关于身体的新的思想如雨后春笋。弗洛伊德主义从身体的遭遇发现灵魂的创伤;萨特、海德格尔将身体的存在作为存在主义思想的首要范畴;福柯将身体作为研究来源的谱系学的重要对象;女性主义者将身体作为写作的立场。总之,“身体与灵魂二元论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②从此身体开始充分显示出自己本身的力与价值。理论界对“身体”范畴的新观念和超二元论的新思维,影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世界女性主义文化发展影响颇大。中国当代一些敏感的女性主义作家借助理论界新观念新思维,反对传统的身体观,反对陈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用身体的遭遇呈现灵魂的疼痛,用身体的舒展表达灵魂的呼唤,用身体的细节展示世界。林白、陈染、海男、卫慧、棉棉以先进的身体观进行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给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灌注了勃勃生机。 其次,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对中国女作家的影响,这是中国女作家获得的世界性的思想资源。最早倡导身体写作(或身体叙事)的是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学者埃莱娜·西苏,在她看来,女性的命运史是身体遭受压抑和剥夺的历史,当身体被压抑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抑了。所以,身体写作是开创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她在《美杜莎的笑声》(1967年)中呼吁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将布满全世界,无法估量的价值将改变老一套的规矩……这种行为同时也以妇女夺取讲话机会为标志,因为她是一路打进一直以压制她为基础的历史的。写作,这就为她自己锻制了反理念的武器……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③“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崛起的必然选择,因为男性文化在性的问题上给女性灌输了种种非女性自身所需要的观念,女性最先和最多受压制的也正是和性相关的躯体,所以“身体的就是政治的”,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的出发点。埃莱娜·西苏认为,书写曾经被收缴、被压抑的身体,就是争取自由的呼吸和言论,通过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躯体写作难于抽象的灵魂等写作,因为身体是有灵魂的身体,身体联系着历史与潜意识场景。西苏的身体写作思想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独树一帜。露丝·伊利格瑞在《两性差异》里认为:女性欲望很可能操着不同于男性欲望的语言。她试图从女性身体,特别是性方面,寻找到不同于男性文化的女性语言,由此来构建女性主义文化的基础。法国女性主义对身体写作的倡导,给中国当代女性主义作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写作世界。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和后来更年轻的一批女作家将“身体叙事”引领到令许多人侧目的程度。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的性生活、性感觉得到了自然真实的描写,她们塑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女性形象。也许“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用身体去创造”④是中国女性文学唯一的出路,正如林白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身体叙事”是女性文学在匮乏中的别无选择的选择,是女作家勇敢的探险。正因为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的勇敢写作,“身体叙事”文本中飞扬着女性意识和生命意识,她们用身体陈述了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使当代女性文学得以长足发展。 再次,“身体叙事”的出现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规律的表现。新时期之初,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同主流文学一道,在不断突破禁区中前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女性作家们开始思考女性身份、爱情与婚姻、女性地位与社会价值。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探讨了爱情和婚姻在女性生命中的位置,张洁否定了无爱的婚姻对女性生命的压抑,肯定了爱对女性生命自主的重要性,爱成了女性生命的精神性体现,这种精神生命的自主性挣脱了男权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强调了事业对实现女性生命价值的重要性。张洁、张辛欣的写作预示了杨沫式的化装成男人的女性写作的终结,标志着当代女性文学的开端。但在这个人道主义刚刚复苏的年代,张洁所肯定的爱和张辛欣所描写的婚姻还是抽象的、空洞的,身体、性爱被排斥,女性生命未能得到完整的表现。80年代中晚期,在文坛的生命思潮的涌动中,女性文学开始触及千年禁忌———女性欲望与性,震撼了文坛,如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铁凝的“两垛”和《玫瑰门》等。王安忆、铁凝等女作家在关注女性生存的同时,女性的生命欲望与性开始出现在她们笔下。然而,女性的性与欲望是以女性问题被提出来思考的,女性身体、女性欲望并没有被充分肯定。在王安忆的“三恋”之《小城之恋》里,性成了考察女性生命困境的因素;在《荒山之恋》中,王安忆一方面展示了女性美丽的性魅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女主人公在社会压力面前自尽,表达悲观与失败主义思想。铁凝的“两垛”描写女性用性换取生存的可悲的命运。《玫瑰门》里,司漪纹顽强地迎着历史的灾难与文明的暴力,试图挤进历史以便把握自己的命运,却被历史一次次踢出。虽然80年代中晚期的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比前一个时期的丰富一些,生存方式具体一些,但是,作家多停留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以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揭示男权的罪恶,以女性反抗的失败来发泄女作家的焦虑、自卑情绪。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瓶颈阶段,急需获得新的坚实的思想资源做支撑,并找到一个独特的立场与视角,方能走出女性文学的悲观主义情绪定势。90年代的女作家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等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现代心理学的启发下,确立了“身体”的写作立场,开始了从女性的生命本体出发的“身体叙事”。她们试图从原初的女性身体来确认女性自我,感知被千年历史遮蔽了的真实的女性人性;试图从女性私人性的身体感觉中去寻找不同于男性的女性话语;从女性生命欲望出发,改写陈旧的性别关系场景,从而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构建女性自己的文化。可以说,“身体叙事”是女性深入认识自我的体现,是当代女性文学深入发展的标志性文学事件。 注释: ①[美]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55页。 ②南帆:《身体的叙事》,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214页。 ③[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94-195页。 ④谢有顺:《文学身体学》,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97页。 (作者单位: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系乐山师范学院科研课题“当代女性作家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0809) 原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