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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主义主义先驱、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妇女与写作》等在当代中国女作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启发了她们的性别自觉与文化批判意识，增强了她们探索新的理论与文学表达形式的信心。伍尔夫在文学批评方面的超前意识更奠定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对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一、剖析妇女写作的困境 妇女写作与文学主流的关系经历了从属、反抗和自主等几个变革阶段。但是，这些阶段是在纵贯历史和超越民族性中通过重温形象、隐喻、主题和线索而连接起来的。她们表现出妇女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学的经历以及对母性及父性前辈的阅读。在中国，由于男权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妇女一直处于受歧视的状态。因而，妇女开始创作时，都顶着物质上、精神上的重重压力。总体而言，中国女性写作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女性形象虚假、失语、文化重压等三方面。 伍尔夫曾通过浅显易懂且看似幽默的语言，揭示了女性残酷的写作命运，戳穿了文学想象中女性文学形象的虚假及男权中心的性质： “在想象中她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她完全不为人所注意。她把诗集从头到尾充满；她只是不出现在历史里。在小说里她统治帝王以及征服者的一生，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只要她的父母强迫她带上一个戒指。文学里又多少最富灵感的语言，多少最深刻的思想都由她的嘴里说出来，实际生活里她几乎不识字，不会写字，而且是丈夫的财产。”［1］ 中国女作家徐坤的短篇小说《狗日的足球》即通过一个巧妙地构思，揭示了女性在文化中失语的可悲处境，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作为历史文化基础与载体的语言的性别压迫本质。女主人公柳莺本是一个“足球盲”，受其未婚夫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球迷。在观看比赛时，全场观众因不满而破口大骂： “几万人粗口汇成一股排山倒海的声浪，用同一种贬损女性性别的语言，叫嚣着，疯狂地挤压过来。”［2］柳莺因女性尊严受到如此公然而粗暴的践踏感到震惊和愤怒。她拼命地想找出一句可以回击的话，但是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发泄自己愤怒的语言。最后她只能喊出一句“狗日的足球”! 足球是男性文化与男权价值观的象征。小说通过人们在足球场上听惯了的国骂之中隐含着对女性的侮辱这一无情现实的揭示，从粗糙的世界中提炼出人们不愿或不屑顾及女性感受的现实，以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风格，将女性的痛楚呈现在读者面前。 女作家徐小斌曾直言当她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才感到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女人境遇的透彻。令她感到震惊的是，伍尔夫的时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女性的境遇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或许，男女平等本来就是一个神话。徐小斌的小说《双鱼星座》的女主人公卜零就充分展现了当代女性的压抑与出逃。她在菲勒斯权利中心、金钱与性的三重压力之下，奄奄一息无法生存，只好逃到梦中。在梦里，她用三种方式不动声色地杀死了她身边的三个男人： 丈夫、上司和情人，逃向一个她能够认同的空间： 佤寨。显然，这空间是虚拟的。那么现实中女人自己的空间又在哪里? 或许在父权制的社会里，女人只能是个永远的“精神流浪者”。或者正如她的名字，在文化重压之下，她所追求的一切终归是“零”。 二、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当代中国女性文学逐渐打破历史与现实的缄默，探索着用更加适合于自身性别特征的语言与句式，去书写自己的心灵感受，表达对性别关系的新思考。这一切与伍尔夫的创作思想无不相关。 伍尔夫提出的“房间”是一个具有强大隐喻意义的象征符号，表明了女性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歧视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按照她的说法，从经济角度来说，由于母亲们没有职业，没有社会地位，不能开厂或做股票交易，不能留给女儿们可供继承的遗产，所以女儿们注定无权接受教育，注定整天在厨房和起居室打转。如果女儿们跟儿子们一样有继承权，受教育，就不会整天婆婆妈妈小肚鸡肠。所以伍尔夫号召女人要争取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为自己的经济权益和社会地位抗争，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取得文化权利。 伍尔夫这种批判历史文化的男权中心、要求打破女性在现实中的缄默的理想在当代中国女作家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作为女性中尤为敏感的一群，女作家们对伍尔夫的分析感同身受，对伍尔夫产生的共鸣使得她们笔下的女性绽放出与传统形象截然不同的光彩。女作家赵玫，无论是在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无论是古典还是当代，都赋予其笔下女性以鲜活的生命，揭示了她们被历史风尘遮蔽的内心世界。在“盛唐女性三部曲”中，她用现代人的观念重新打量和审视了武则天、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一改她们在历史传统中的红颜祸水形象，突出她们的政治才干及其为历史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电视剧本《胡蝶》、《阮玲玉》中，她切近地呈现了两位艺术女性在“男性世界”里的挣扎与寂寥，无助与悲哀。《我们家族的女人》和《朗园》更是两部呈现女性历史命运与现实遭遇的作品。 在《妇女与小说》中，伍尔夫写道： 男性创造的句式并不适合女人使用，因为它“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妇女必须“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扭曲它的句子。”［3］可见，伍尔夫十分重视女性掌握自己独特的、能自由与完整表达的语言与句式，她也在众多的作品中不断尝试着。《达罗卫夫人》中通过大本钟等外在关联物而实现自由转换的意识流线索让中国女作家初探意识流艺术的门径。《到灯塔去》则进一步使其感受到视角转换、物理与心理时间的映照、象征手法的运用、赋格曲式的结构和对绘画元素的借鉴等多元现代主义技法。《海浪》则展现了伍尔夫如行云流水般的优美语言。这种独特的意向、丰富的诗情、跳跃的结构、感性而印象式的语言，对当代中国女性作品影响颇大。 通过对伍尔夫及其作品的研读与体悟，中国女作家的小说也体现出鲜明的女性内省特征。在运用多视角写作的同时，注重个体内在空间的开拓和人物情感与生命体验的呈现，体现出当下中国知识女性精神探索的鲜明印记。《疼痛与飞翔》塑造了一位既要直面人间烟火，又渴望精神上超脱和灵魂自由的主人公形象。作为母亲，她白天要打理家务琐事，照顾女儿。夜深人静时，当一切物质外壳慢慢褪去，她才能真正属于自己，倾听自己灵魂的声音。这样一位辗转于世俗与超脱、物质与精神双重世界中的形象，让我们不禁想到那位沐浴在灯塔的神秘光芒之下，既是端庄娴雅的家庭主妇又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拉姆齐夫人。 三、追求两性和谐与互补 “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不应成为无节制地倾倒愤懑情感的垃圾桶，而应在情与理的中和、内容与形式的均衡中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4］因此，女性不能总以历史文化中“苦大仇深”的受害者、“第二性”的身份自居，满怀怨愤，与男性为敌，而应积极面对现实，与男性携手，追求双性和谐与互补的美好未来。在这一点上，伍尔夫的主张依然富有启示意义。 伍尔夫的双性共体观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实上这一思想不仅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及文化界成为热点，也对不少作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伍尔夫写道： “两性之间最自然的就是合作。”［1］就文学创作而言，“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1］她的小说《奥兰多》以主人公变性的奇异经历为线索，直观地表达了自己长期以来探索两性关系所得出的结论，即“双性共体”。作家有意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将男性与女性的不同身份、经历和性别体验融合与同一人物之中，使之能够从男性意识出发去体验女性意识，反之亦然，以此来弥合两性之间的鸿沟，达到两性之间的真正融合。在伍尔夫看来，两性融合是突破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以至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的对峙状态，达到性别超越之境界的必经之途。 正是在伍尔夫的“双性共体”观的启发下，作家陈染提出了“超性别意识”说。伍尔夫在《一件自己的屋子》里，曾借用柯勒律治的话说‘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陈染认为，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与思想表达得炉火纯青。她认为，这里面还蕴涵着另一层意思： “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是首先脱离了性别来看待别人的本质的。单纯地只看到那个人是女性或男性，未免肤浅。”［5］这种超越狭隘单性视角，两性之间要互补兼容的观点，可以堪称是伍尔夫“双性共体”观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性别思想在中国的本土化延伸。 综上所述，伍尔夫所表达的女性文化思想已成为当代中国女作家创作的主要精神来源之一。伍尔夫所倡导的女性写作理论以各种形式，或隐或现地体现在她们的思考与创作之中，激励她们冲出传统历史文化地束缚，逐步构建女性话语权，重塑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追求两性创作融合，开启一片文学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间自己的屋子［M］． 王 还译． 北京： 三联出版社，1989． ［2］徐 坤． 狗日的足球［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弗吉尼亚·伍尔夫． 论小说与小说家［M］． 瞿世镜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4］杨莉馨． 20 世纪文坛上的英伦百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陈 染． 陈染文集·女人没有岸［M］． 江苏：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原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2月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