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刊发了《国务院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为五十三人，李一氓任组长，周林、王子野任副组长，另聘三十四人为顾问。”当时，第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19位成员只有二人健在，小组工作已停顿多年。时年78岁的李一氓可谓临危受命，他主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十年时间，在古籍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倾注了极大心血，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守着“规划”办事 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担任古籍规划小组组长伊始，李一氓即着手制定一个中长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他调动国内出版社、知名专家学者的积极性，编制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编制规划工作做得很细致，在编制阶段，落实规划项目表后附有“备注”一栏，注明“已约稿”、“已来稿”、“已发排”、“已出书”，规划正式发布前还寄送给相关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征求意见，对重复的选题进行调整。1982年3月，第二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充分讨论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草案），提出了许多建议。 1982年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李一氓在讲话中说到：“我就守着‘规划’两个字办事。”同年8月23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为扩大影响、便于安排实施规划，规划小组将千余份《规划》发送给相关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列入规划的《中华大藏经》《道藏》《甲骨文合集》《吐鲁番出土文书》等项目很快落实到专门的研究单位或研究人员。为了组织全国力量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规划小组于1982年11月初还致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他们关心、支持本省、市、自治区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建议他们根据本地的特点，多整理出版地方文献，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也应拟定本省、市、自治区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李一氓也很关心农业古籍、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1982年6月，他就农业古籍的整理出版问题召开座谈会，听取农业部和农业出版社对古农书整理出版情况的介绍。7月，他与卫生部中医局、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医古籍出版社的同志座谈，听取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基本情况的介绍，希望他们尽快完成规划的制定。 注重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出版 李一氓非常重视大型古籍整理图书项目。为做好《宋明理学丛书》（共收书120余种），李一氓1983年3月8日约见北京大学汤一介，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方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辛冠杰，向他们了解理学人才储备和培养情况，希望进一步落实一些理学出版选题。 1981年12月22日，李一氓约见任继愈，与中华书局的同志一起商量整理、影印《汉文大藏经》的方案，编辑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担，任继愈主持。《中华大藏经》1984年先期出版五册，其后，每年按进度推进出版。到1997年，《中华大藏经》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 《全清词》的编纂工作艰巨、繁重，南京大学当时决定成立清词研究室负责编纂工作。1982年1月7日，李一氓确定由南京大学程千帆担任《全清词》主编，负责组织和安排《全清词》编纂工作。10月27日，李一氓专门听取《全清词》编纂进展情况的汇报，希望以南京为中心将周边的学术力量组织起来。 1983年4月27日，李一氓约见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的杜克、钱维理，了解《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纂情况，该“总目”当时正在征求专家意见。李一氓希望《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能尽快分阶段编辑出版，定稿一批印刷出版一批。 1983年5月上旬，李一氓看了饶宗颐编纂的《全明词》初稿的凡例、目录和部分词家作品。由于饶宗颐在香港，有些书查阅不到，因此，古籍规划小组特请张璋承担修订补辑任务。 重视海外古籍复制回归 三十多年前李一氓即认识到，把国内失传但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籍购买或拍摄回来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 1983年9月中旬，李一氓赴日期间开列了第一批书目，希望日本有关部门能够提供胶卷。11月下旬，日本内阁文库即提供了六种古籍图书的胶卷，规划小组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选定、整理，把其中版本价值较高的增收进了《古逸丛书三编》。 李一氓在得知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有一部当时发现藏于国外的惟一《红楼梦》钞本后，认为有必要将其引回国内影印出版。1984年，他决定12月中旬派周汝昌、冯其庸、李侃赴列宁格勒图书馆查阅钞本、商谈有关回归的问题。1985年1月16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合作出版问题正式换文，约定苏方提交缩微胶卷，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两种列藏《石头记》。1986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定的列宁格勒钞本《石头记》（全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 抓地方古籍整理出版 李一氓对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开展有着明确思路，他指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如果一个省、市、自治区每年整理出版五种古籍，全国加起来就是一百多种”，认为省、市、自治区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是地方历史文献，突出地方特色，还应重视地方图书馆收藏的稿本，可以将其整理出版。 1983年2月19日，李一氓函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希望江西省先调查本省明、清两代有哪些未印的稿本，整理出版就很有特色，还建议江西省不能只整理欧阳修、文天祥、汤显祖、黄山谷等人的作品。1983年2月22日，李一氓函复四川人民出版社，提出：“一、杜（甫）李（白）苏（轼）可不由四川出版，要出就出些辅助性著作，如年谱等。二、为了有用起见，可否先考虑出四川史地丛刊，象北京古籍出版社那样，出了许多与北京有关的材料，大有用处。三、有些书，全国不一定出，但四川必须出，如《杨慎全集》《杨锐刘光第合集》《费氏父子合集》《丹渊集》《张问陶集》等。四、出书着重明、清，有些不经见的明清人诗文集，可分头选目，整理出版。五、不知四川图书馆有无有价值的稿本，即或是外省人的，亦可出版。六、整理以标点为主，前有目录，后有索引，并尽可能搜集有关资料，作为附录。”1985年4月25日，李一氓约见陕西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负责人，建议他们把西安丰富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整理出版，唐墓志铭类的图书影印出版时要考虑使用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陕西、江西、安徽、上海等还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岳麓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相继成立。 关心古籍整理人才培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对培养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人才一直都很重视。1982年7月，规划小组向国务院报送请示报告，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从1983年开始每年拨给教育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定费用，用于古籍人才培养和有关古籍出版的补贴。 1983年3月1日，李一氓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现在，能够承担文史哲古籍整理的专家人数比较少，年纪也比较大，中青年中能够承担整理的人数就更少一些，这就要求培养古籍整理的人才，北大有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招生人数很少，整理工作开展以后，就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了。因此，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选择若干大学成立有关古籍整理的专业或研究单位。”“有关中国古典的文史哲以及其他方面的学问，日本叫汉学，而英文叫中国学、东方学，一般叫汉学。中国文化带有世界性，因此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中国文化领域的各个学术部门，都有人进行研究，而且也有些研究成果。从中国本身来讲，比如我们搞元史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同志，如果不懂外文，就一步也不能走。因此我建议，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除了要学校勘、训诂之外，要注重一下外文。”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25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