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孩子的散文》之命名，显然应从广义的角度看，大约即“年轻朋友”的意思，否则狭义而观，如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闻一多《贾岛》、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等文章，未必是真的“孩童”所能读得懂的。北岛、李陀编选这册散文集，自五四时期以降，纵贯近百年，虽为普及目的，但选家之眼光及标尺，越是普及读物，或越可能体现无遗（如唐诗选本中的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若略加探究其中的微妙处，想来不是全然无益的罢。 在作者的选取上，大致还是能分出一条界线的，即“现代”（一九四九年之前成名或成年的）与“当代”，前者略多，但并未太失衡，大体保持均势。若细看，会发现有一段时期是基本空白的，即通称“十七年文学”的段落（而动荡十年之“黑屏”理所当然），以散文名世的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亦踪迹不见，而后来名气颇大的余秋雨散文也是未入选，其间，选家的春秋笔法是耐人寻味的。至于作者的身份，除“常规”的作家之外，如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傅雷是翻译家，饶宗颐是史学家，陈从周是园林专家，可见选家意欲拓宽散文范畴及不受作者职业局囿的用心。 不过，我还是要提出一些可商榷之处：选了鲁迅的两篇短文 《好的故事》《雪》，胡适未入选尚可，但缺失周作人却不大合适，毕竟以散文而言，周氏兄弟乃现代散文两大风格的代表，无出其右者，有鲁迅而无知堂，遗憾；更何况俞平伯与废名入选，苦雨斋弟子来了两位，本尊却未出现，怪哉（而废名的这篇随笔《蝇》，写作灵感多半是从知堂之《苍蝇》来的）；再有，后面入选的汪曾祺、黄裳的文章，均有知堂一脉的流风余韵。另外，冰心落选，虽也没什么，但既然是“给孩子的散文”，为她留一席之地亦未尝不可。而杨绛、张中行的缺席，遗憾算是大的。杨绛、张中行、汪曾祺均跨“现代”与“当代”两个时期，而散文写作却大致集中于八九十年代，乃这一阶段文坛重要的收获。张中行的 《负暄琐话》 里有许多适合选的篇章，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虽好，不过篇幅稍长，《杂忆与杂写》 中有精粹的文章可用。 在散文的范畴、视野之拓宽上，《给孩子的散文》的用心可见一斑。编者说，散文“绝不是只有抒情和记事，无论文体、风格、样式，还是内容、题材、立意，都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什么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因之，选入竺可桢《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闻一多《贾岛》、俞平伯《记在清宫所见朱元璋的谕旨》、《傅雷书信：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夜》、陈从周《小有亭台亦耐看———网师园》、黄裳《怀素〈食鱼帖〉》、冯象 《太初》、孟晖 《妙饮沉香一缕烟》等，这些文章，大约都不是曾被约束得极狭窄的所谓“散文”。 较之别的文体，散文更“素颜”些，往往其作者之学养、趣味等做不得假，易直露出来。从这些散文作品的观感而言，我想起知堂曾说过一些话，“现代的文学悉本于 ‘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知堂对白话文初期的一些作品不太满意，认为虽如水晶球般透明可爱，却经不得多读，所以希望“杂糅调和”，“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文章带些涩味，或是更高的标准。如是观之，“当代”部分的散文作品，似近于水晶球样的更多些，较之前辈文字的耐咀嚼，虽不能讲就是退化，却仍为一件遗憾的事情。 （《给孩子的散文》，北岛、李陀／选编，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原载：《文艺报》2015年07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5年07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