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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度 终于敲定了《风和日丽》的写作角度。小说从原来以母亲为中心转移到以杨小翼为中心。杨小翼将是这部小说的视角。这是一个很小的角度，但我希望写出诗史的气息，希望这部以杨小翼为主角的个人史时刻联系共和国的大历史。我把这句话写在了画板上，时时提醒自己。 这是有可能的。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子，在某种程度上私生子这样的身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它虽然在革命之外，但有可能刺入革命的核心地带，刺探出革命的真相。 写作是宁静的工作 因为《风和日丽》的写作，日子变得简单而宁静。对我来说，写作带来的绵长的充实感是任何工作都无法获得的。 是，我喜欢呆在屋子里。是，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他们现在还是孩子，马上要谈恋爱了。是，他们将伴我一年或更长。是，他们有的生活得好，但多半命运多舛。是，这是我的游戏，我在黑暗中，和他们玩。 想起一部书 想起《静静的顿河》。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充满了土地的气息。它是如此辽阔，如此充满了活力，就是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依旧可以见出人的伟大。它在处理革命时，是那么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人本身。我惊叹于斯大林时期居然可以诞生这样的作品，他竟然把一个手上沾满了红军鲜血的人塑造成了一个正直而善良的英雄。同时，他也不丑化革命，而是写出历史深处的那种真实，写出革命的洪流下的个人行为。 革命作为主导中国20世纪最为关键的一种思潮，它的影响今天依旧复杂幽深地隐藏在我们的血液里，作用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联系着我们的情感反应。在革命被“告别”后，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性全然不是合一的。我记得美国人占领巴格达时，我百味杂陈，一方面理性告诉我，萨达姆命该如此；另一方面我的情感却是无比复杂，很难用高兴或悲伤来形容。这种复杂性不是理性可以解决的，它连结着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历史。我们不能重新出生一次，变得像一个婴儿。革命曾经是我们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革命的遗孤。 要写出革命语境中这种人的复杂性，写出革命对人性的塑造——这塑造有好有坏，有信仰带来的幸福感也有人性的压抑。很早以前我就说过，作家要做的工作不是为历史注释，它不追求“历史正确”，也不追求“政治正确”，作家的立场就是人的立场，因此，惟有关心在历史洪流中的人性的处境才是作家的职责。 公允地面对世界 哈金的《等待》无疑是一部批判体制戕害人性的小说，但哈金非常公正地对待体制，他写出了体制专制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体制仁慈的一面——最后，是体制把男主人公远在乡下的老婆和孩子接到城里来，成了受公家照顾的人。 某种意义上，哈金写的是关于“阉割”的故事，他让那对恋人在18年中没有性生活。所有的细节都是在日常的经验上展开，这对恋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倍受煎熬，他们的情感因时光流逝而慢慢变质、扭曲。 如果这个故事让一个国内作家来写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一定不会这么公允，一定会呈现如下两种情形：一种把这对男女的爱情崇高化、悲剧化，从而达到批判体制的目的；另一种会迅速地极端化、寓言化。国内许多作家没有耐心描述18年中一对正常的男女不发生性关系的日常生活，在他们的手里，也许在这个关于“阉割”的故事中，主人公真的会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阉割”这一行为是多么有解读的可能性啊，“文革”中人性不是很压抑吗？不是连思想也被阉割了吗？这正对批评家们的胃口。 “先锋”以来，中国小说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总是有一个概念放在那儿，往往用极端偏激的方式处理。这种方式迅速地掠过小说需要的物质层面，抵达某个形而上的目标，很少关心日常的贴着大地的人类活动。这种处理让人物成为某个概念的符号，使人成为非人。 我们曾经把革命崇高化，后来把革命简单化、妖魔化。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即使是一个坏蛋，也依旧需要怀着对生命的敬意来书写。必须尊重你笔下的每一个人，用心倾听他们的声音。 长篇小说的基本价值元素 考察《红与黑》的经典化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红与黑》刚出来的时候，整个法国几乎没有人认为它是好小说，许多人认为这部小说做作、平庸，充满了胡言乱语。司汤达实在没办法，他只好自己跳出来替《红与黑》说话，当然，他是化名表扬自己的，他夸自己的作品写出了“人类心灵的本质”。可是整个法国依旧对这部作品保持沉默。那是19世纪30年代，司汤达非常激愤，恨恨地说，他的作品是给20世纪的人看的。 后来，这部小说的经典性显露出来，小说的命运几乎印证了司汤达自己的预言。 《红与黑》确有值得病诟之处，在一些地方，叙述显得粗糙、匆忙，不够考究，对上流社会及教会的描写也充满了偏见，有漫画化的倾向，但依旧难掩它的熠熠光彩。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包含着长篇小说最基本的价值元素：复杂的人物、丰富的情感和令人喟叹的命运感。 《红与黑》里的于连，是小说人物画廓中无法忽略的人物。于连是如此复杂，他在人类价值的两极，是一个矛盾的产物：他是如此自私又是如此慷慨，如此自卑又是如此骄傲，如此胆怯又是如此勇敢，如此理智又是如此疯狂，他是个既黑暗又光明的人物。 同时，这部小说中的情感处理相当独到。如果说这部小说中于连更多地呈现出人类的黑暗，那么雷纳尔夫人绝对是光明的，她是个善良的人，她对于连带着母性的无私的爱，是小说中最打动读者的一部分。雷纳尔夫人的存在使这部小说的光亮与阴影得以平衡。 命运感应该是我们之所以写长篇的一个理由之一。在《红与黑》里，于连出场时是19岁，他上断头台只有23岁，小说的时间只是短短的四年，但读完小说，我们感到像是过完了长长的一生。好的长篇莫不如此。 情感是小说的物质基础 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被一代一代读者喜欢，一定要有好的情感故事。《安娜·卡列妮娜》如此，《傲慢与偏见》如此，《日瓦戈医生》也如此。 《傲慢与偏见》简直是一个通俗的爱情故事，用今天先锋式的解读办法大约很难对其阐释出深意，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经典地位。《傲慢与偏见》讲述的情感故事，令一代一代的读者着迷。 “先锋”以来，深度模式一直控制着中国作家，这种对所谓深刻的追求导致在小说里只有冰冷的理性。小说不是写诗，不是靠几个意象就可以完成。深度也不是靠结构、靠寓言即可以抵达。小说必须写出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欢欣和血泪，写出命运的吊诡，写出众多力量作用在人性中的波澜。 是的，小说里有作家的思想背景，但决不是思想，小说不是去说明什么伟大的发现或对历史重新书写，小说永远关注人在时代意志下的无以言说的复杂情感和处境。小说是用来感受的，不是用来分析的。我对好小说的评判标准是：阅读完一部小说，像是重新活了一次，会百感交集，看待世界的目光会拉远，对世界的看法在那一瞬改变。即使只是一刹那的改变，也够了，因为这个坚硬的纹丝不动的世界终于有了柔软的时刻。 小说的结构应该像一棵树，自然生长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也是结构的艺术。小说的结构往往是作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作家不能够为了某个理念去设置一个结构，结构不能过分强势。如果结构强势，那一定会格式化生活的丰富性，格式化人物的复杂性。好的小说结构应该像生活本身，要像一棵自然生长的树。 《风和日丽》的写作终于抵达终点了。重新打量这部小说，我惊讶地发现，这部小说具有奇异的对称性。在《风和日丽》这棵树上最初萌生的众多嫩芽，随着时间的流逝，按自己的方式生长成了树枝，向天空展示出它们各不相同的身姿。在小说结尾处，枯枝重现，开头的元素一一浮现，小说结束在开始的地方。这种对称性不是刻意为之，更像是自然造化塑造而成。 (《风和日丽》艾伟著， 作家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