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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近日正式出版《袁亚平文集》14卷精装本。在国家级权威出版社，能够一次推出14卷文集，在全国的作家中，为数寥寥，在我省来说，也属非常难得。袁亚平是人民日报浙江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委会主任、浙江省文联委员。2004年，《世上温州人》获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2005年，报告文学《袍江的现代抒情》(节选)获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优秀作品奖；2006年，《阅读浙江》获浙江省作协优秀文学作品奖；2007年，《为民好书记郑九万》获浙江省第九届“五个一工程”作品奖；2009年，《大国根本》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这些优秀作品均收入了《袁亚平文集》。最近，袁亚平正着手创作全面反映浙商奋斗历程和风采的长篇报告文学《浙商新形态》。 初见袁亚平，是在他位于人民日报浙江分社的办公室内。与照片上的本人相比，面前的他略显瘦削，笑容仍诚挚，饱含热情。 从他办公室远望，可以尽收西子湖全貌于眼前。窗外春色无边，室内一派和煦，我们就这样聊起了他的14卷文集，他的33年记者生涯，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经历。 文学，为谁担当——袁亚平谈创作 记者：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 袁亚平：说来话长。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作，1972年，我在乐清中学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了校刊《山花烂漫》，这一年4月，我在县级刊物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夜宿李庄》。我对文学的爱好从没有断过，1974年在乐清汽车配件厂当工人时，还不忘学写诗歌和散文。我自以为是处女作的一首诗《钻工谣》，就来自机声隆隆的车间，发表在当时省级文学刊物《东海》上。所以说，是少时对文学的向往，之后的人生历练，使我手中有了一支文学的笔。 记者：您的新闻工作起步于浙江日报，请问您又是如何与浙江日报结缘的？ 袁亚平：那是在1975年10月，我参加了乐清县业余通讯员会议，写了一篇通讯《食品站办起“猪医院”》，没想到，后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这算是我和浙江日报的首次结缘吧。3年后，也就是1978年9月，我终于进入了浙江日报，学习如何当一名记者，自此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在浙江日报的那段日子里，有什么是您最为难忘的呢？ 袁亚平：那实在太多了，你看我的文集第一卷，里面有我很为珍惜的老照片，它们记录下了我在浙江日报的一点一滴。 这张我在1979年4月采访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的照片，是当时报社领导傅通先带领我和浙江省军区两位同志，赴广西前线采访的。我们沿着战壕，钻进猫耳洞，小小的洞里，地面全是红泥，战士用油毛毡贴住洞顶和四周，再用竹签钉住，铺上一些稻草或者毯子。战士吃的是罐头，有时军用水壶里的水喝光了，就以草丛里的露水来解渴，伏在战壕里用潜望镜观察对方。战火中的前线，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冲击力实在太强了。 还有这张，我的结婚照，上了1981年12月30日《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我当时作为浙江日报团支部书记，带头参加了省级机关集体婚礼，省长是我们的证婚人呢！我想，这样的例子在这家省报的报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吧。 还有这两张，那是在1986年12月，我作为策划者和参加者之一，开展了“边疆万里行”大型采访活动，后来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壮举”，还被评为“中国报刊界十大新闻”之一。浙江日报编委会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持这项采访活动，当时浙报总编辑郑梦熊亲自到北京出席了出发仪式。我真的很感谢浙报给了我最好的锻炼机会，告诉我作为一名党报记者，应该如何去承担起社会责任。 再下来，就是1993年4月正式调入人民日报社做记者了。这些都是我记者生涯中比较难忘的几个转折点，我的新闻观和社会价值观都在这期间定型。 记者：多年的积累让您出版了14卷的文集，殊为不易，您能谈谈创作时的心得吗？ 袁亚平：我很感谢浙江历任省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很感谢人民日报领导和同事的帮助和鼓励，没有他们给我创作的氛围和条件，不可能有今天的14卷文集。我是浙江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总是一往情深。浙江是块福地，给了我生长的环境，也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在我写完《阅读浙江》后，心中更明确了一个使命，那就是，敏感地把握重大题材，真诚地反映现实生活。 记者：您所撰写的《为民好书记郑九万》获得极大的好评，这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记者是如何深入采访和写作的，您能谈一谈写作者该如何接触采访对象吗？ 袁亚平：真切地深入生活是最为重要的。2006年2月下旬，我在郑九万家里，与他一边烤火一边用温州土话拉家常。当郑九万敞开心扉时我感动不已。我得到了一些独家新闻，了解到许多生活的细节。我在村两委办公室，采访乡村干部。我在村民家里，用温州话直接同他们交谈。我在九间大屋，中午吃着村民烧熟的饭菜，真是格外香。我在后九土夅村，上上下下走了个遍，就想多多体验村民的日常生活。之后，我又在温州市、永嘉县多方采访，就是想多多了解产生郑九万的文化背景。你只有深入生活，深入挖掘生活的细节，才能使作品生动丰满，才能使作品感人至深。而一部好作品要表现好人民的生活，要生动地显示人物的个性化和文化的地域化，更要追求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境界。 记者：那么，一位有社会担当的作家，在您眼里又该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袁亚平：当下社会，正如一片热带雨林，炽热的阳光和茂密的森林组成了蓬蓬勃勃的主体，而那些愚昧的，落后的，贪婪的，丑恶的种种，恰似无穷无尽的藤蔓纠缠着，相伴相生。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早晨就把这些东西清除干净。我们要以豁达从容的心境去面对一切。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生动的表达力，深刻的批判力，还需要有真诚的感染力。 作家要有文学品格。现在出书很多，五花八门。那些宣扬拜金主义、娱乐至上，有的发行量还很大。人心浮躁，众生喧哗，都想一夜暴富，都想一夜成名，庸俗，低俗，媚俗，这真是社会的流行病。我们的文学是迎合这些消费需求，还是坚持基本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我的心中很明确，文学要坚持崇高和纯真的品格，为人民而担当，为时代而担当，为历史而担当。 作家还应该首选大题材，作为人类的良知，他关注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的完善。在当今世界的格局里，我们中国的大国地位，我们浙江的先锋姿势，与之相呼应的，当有史诗般的鸿篇巨制。那些事关国家、社会、公众的，那些具有历史厚度、时代特征、未来趋势的，那些表现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浩然之气的，应该是大作家心仪之作。作家不应陶醉于“小我”，在狭隘的泥沼里打滚。作家更不应迎合世俗，甚至媚俗，低俗，把自己廉价出售了。 作家也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在写《大国根本》的时候就有切身感受。纵向的时间轴，已经超过了60年；横向的空间轴，已经从中国到了德国，到了英国。面对这样的时间轴和空间轴，我个人太无知了，太渺小了。我唯有以读书来弥补，充实。为此，我买了一百多本书，读的书，就更多了，让我了解到了许多我从未见识到的领域。 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我把自己归类于后知后觉，所以告诫自己，只要活着，就要学习。 痛苦和喜悦的两面 袁亚平 那一天令人惊心动魄。 又大又圆又笨重的电缆圈，一个挨一个阻在国道线上，交通瘫痪了。上千人潮水般地涌来涌去，高声嘶喊。极度混乱。失去理智。 不少人劝说孙庆炎千万别到现场去，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孙庆炎紧抿嘴唇，沉默不语。他感觉自己正处在狂暴的大海，飓风咆哮，巨浪滔天，昏暗的恐怖颠倒了天地。他心情沉重得要断裂。 这个始建于1958年的杭州电缆厂，是原机械工业部重点骨干企业，曾经在全国同行中屈指可数，享有盛誉。然而，由于体制和产品等等原因，这个国有企业越来越走下坡路。机构臃肿，管理混乱，债务严重，偷盗成风。厂里有很多金属材料，大家都来拿，甚至有人骑自行车到车间，明目张胆地拿。灵魂出窍了，只剩下僵死的躯壳。 到1999年底，一个好端端的曾拥有3亿多资产的国有企业，已被折腾得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痛心的现状。痛苦的根源。 杭州电缆厂通过杭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竞卖。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和其他三家企业参加竞买，但经反复评估考察，另三家企业先后放弃。最后，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对其实行整体资产承债式兼并。 孙庆炎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00年4月19日的批复：同意由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承债式兼并杭州电缆厂、杭州中策电缆公司，接收被兼并企业的全部资产和债权，承担全部债务，并负责安置杭州电缆厂、中策电缆公司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 当时杭州电缆厂职工1960人，其中离退休职工近700人，还有200多人因无活可干，拿着全额工资在家歇着。 接收全部资产和债权，承担全部债务，负责安置全体职工和离退休人员…… 每一个字都沉重得如同一座山。泰山压顶般的，无比沉重，极度惶恐，那种感觉让人透不过气来。你没有坚强的神经，没有顽强的精神，就会压垮，就会窒息。 孙庆炎此时站在杭州电缆厂的行政楼里。这是一座陈旧的楼房，过道狭窄，光线暗淡，水泥楼梯生硬，洗手间里的水管锈迹斑斑。地上的裂缝和墙角的垢迹，渗透出不尽的衰败。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老式的沙发前，是两张最简易的钢折管合成板茶几，老得掉了牙。 孙庆炎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进一口，好像要把所有的艰辛和痛苦都深埋在自己的心中。 孙庆炎记得自己刚走进这个厂区时，空荡荡的，了无生机。斜阳淡而无力，路边的乱草凄凄惨惨。要起死回生，必须下猛药，必须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解决人浮于事，把八部一室压缩为四部一室，六个分厂划成为两个分厂，撤销了两个分公司，精减了管理人员。在公司部门经理、分厂、车间推行“一长负责制”，一级聘一级，使全厂在职员工从1274人减少到872人。 而他却分明感到背后有一双双敌视的眼睛。一个民营企业，要整体兼并一个老牌的国有企业，触动了多少人的神经。 那些吃惯了大锅饭的人，那些揩惯了公家油的人，那些因改革触及个人利益的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因了不同目的聚集一起。发泄和怒吼。 有人狂叫，董事长滚出来！董事长滚出来！有人伸出拳头，打伤了维持秩序的经济民警。 猛地拧灭了烟头，孙庆炎一把拉开门，嘭嘭嘭地走下楼梯，旁人拦也拦不住。 高个子的孙庆炎立即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了。怒吼的浪头扑向孤立的礁石。竟有人当胸撕破了孙庆炎的衣服，还有那背后的拳头砸过来。 孙庆炎站在推推搡搡嘈杂无序的人群中间，显得异常冷静，异常沉着。我是董事长，有事就同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维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 孙庆炎高声对着人群说，你们有什么要求，不要在路上讲，跟我来，到礼堂去讲！ 逆着人潮，一步步艰难地挪动，挪动。孙庆炎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人群离开国道线，回到厂内礼堂，便于解决问题。 不是小说虚构的情节。不是电影导演的镜头。这真实的场面足以让怯懦者魂飞胆丧。 后来国道线疏通，事态平息。 后来有人说孙庆炎是大将风度，临危不惧。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 改革的阵痛。改革的代价。孙庆炎的感受深切到骨子里。旧体制的羁绊，落后观念的陈腐，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束缚，非改不可，不改即死！ 那种把营养品和高压锅开进医药费里给公家报销的人，口头上颂扬社会主义优越性，其实内心已在慢性中毒。 那种把国家的财产变成自己鼓鼓囊囊腰包的人，口头上标榜如何精明强干，其实内心已堕落犯罪的深渊。 多少次矛盾冲突，多少回观念碰撞，市场经济的效率观和效益观，终于冲决了计划经济的僵化束缚。 富春江集团注入7850万元资金，盘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杭州电缆厂，避免了银行数亿元债权的损失，规避了这个企业职工群体失业的风险。 (《袁亚平文集》第二卷《阅读浙江》第四章之三《富春江的光波》节选) 原载：浙江日报2011年03月18日 原载：浙江日报2011年03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