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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的复排、《喜剧的忧伤》的火爆，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三台大戏访华演出、莫言话剧《我们的荆轲》登上首都剧场舞台，北京人艺今年推出的一系列演出和剧目可谓亮点频现，精彩不断，成为我们总结本年度话剧发展态势时不能忽视的现象和话题。而明年，北京人艺将迎来建院60周年，这对一个剧院以及中国当代话剧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北京人艺参与了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话剧艺术成就的一个缩影。如今，面对新的戏剧生态环境和美学趣味、审美观念的分化与多元，北京人艺在剧目生产、编剧队伍建设、演剧追求等方面不断探索，秉承剧院的艺术传统，坚守文学性的表达和立场，推出了一批在艺术上有良好口碑、在市场上有较好收益的原创话剧。结合近些年北京人艺话剧创作的新气象和新追求，尤其是作家介入话剧创作、作家与舞台结缘这一热点问题，本报记者对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进行了专访。 记 者：你如何看待剧本、编剧在剧院艺术发展中的作用？在这方面，北京人艺是如何做的？ 张和平：剧本，一剧之本。剧本是一个剧院的立身之本，其文学基础决定了作品最后的成败。一个剧院得靠剧本说话，戏剧的生命力在于戏剧文学的品质。历史上，北京人艺十分注重与优秀作家、剧作家的合作，上演过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夏衍、陈白尘、丁西林等名家的剧本，人艺在重视戏剧文学方面是有传统的。至今，北京人艺仍被称为“郭老曹”的剧院。在抓剧本方面，北京人艺单独设立了创作室。上世纪80年代，这个创作室曾经有刘锦云、李龙云、何冀平、梁秉堃、王志安、蓝荫海等十余位编剧，在当时的北京戏剧界很有名气，被称为“小作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编剧人才流失严重，这对一个剧院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我担任北京人艺院长后，着手强化剧本生产和团结编剧。自此以后，北京人艺所有会议的第一个议题都是剧本。同时，我们剧院还善于团结、凝聚编剧的力量，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共有苏叔阳、刘恒、万方、孟冰等11人被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他们都有成功的作品在北京人艺演出，这是北京人艺对这些编剧付出的肯定。虽然这些编剧的关系不在人艺，但是他们对生活和时代的发现、思索后留下来的作品却成为人艺的作品。总之，海纳百川是北京人艺取得成绩的关键因素。 记 者：北京人艺衡量优秀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张和平：站在文化和历史的高度去审视剧本，注重对其生命力的判断。文学是人学，戏剧文学就是对人和人性的深刻表达。能够流传下去、久演不衰的作品都是对人性的深刻表达和理解的作品都依赖活生生人物形象的支撑。 此外，北京人艺作为国家剧院，也应该担负起它的社会责任，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在这一方面，北京人艺是有优秀的传统的。比如《龙须沟》，就是老舍在深入生活后创作的剧本，通过描写北京南城龙须沟旁一个小杂院4户人家在巨大社会变革中的生活变迁，讴歌了新的人民政府和新的时代。《茶馆》也是为了配合当时宪法的宣传而创作的剧本，焦菊隐导演慧眼识珠，发现了原剧本中第一幕所蕴含的丰富的时代性、戏剧性，将其呈现在舞台上，成为经典，至今仍是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2008年“5·12”地震后，北京人艺迅速组织艺术家深入灾区，体验生活，第一时间创作出反映北京市民心系灾区的话剧《生·活》，用戏剧的形式传递了大爱和无私。对一个剧院来说，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并不矛盾，剧本创作的成败就在于创作者是否能从承担的义务出发，经过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打磨，最后形成优秀的剧作。作为建院6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明年北京人艺将推出一部“原创当代北京题材”剧目，其创作过程也将承续这种思路。 记 者：现在戏剧创作有一种倾向就是舞台制作大于剧本，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和平：确实是这样，当前某些戏剧院团在创作上存在一种误区：过于注重灯光、舞美的“炫”，而忽视了戏剧文学本身的品质，这是有违戏剧本质特性的。我们并不反对舞台技术手段的运用，但是要符合剧作本身的需求，符合表演的需要，舞美要同剧作本身的思考和内容结合起来。今年8月以来，北京的戏剧舞台上先后迎来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三台大戏《樱桃园》《白卫军》《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法兰西戏剧院的《无病呻吟》和英国老维克剧院的《理查三世》等国外知名戏剧院团的代表剧作。这些作品在舞台呈现上没有一个追求花哨，都是以剧本的深刻性和表演的感染力取胜。这说明我们的戏剧创作存在一定的偏颇。我们不能忽视舞台带来的感染力，但是舞台上的技术手段并不能代替文学的智慧，不能喧宾夺主。 记 者：新世纪以来，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小说家、诗人纷纷加盟北京人艺的编剧队伍，如莫言、刘恒、叶广芩、毕淑敏、徐坤、邹静之等。作家的出现弥补了剧作家队伍的青黄不接，也使北京人艺剧本的原创力水平能始终保持优势。你是如何看待作家介入话剧创作的。在剧本创作上，作家的优势在哪里？ 张和平：作家介入话剧创作当然是好的事情，这对提升话剧创作的质量和水平是有帮助的。作家的优势在于思想的深度。一个作家首先是一个思想者。作家参与话剧创作，不会停留在技巧的展现上，而会将其对人、世界的理解进行提炼和升华之后用文字表达出来。作家可能在戏剧结构、戏剧技巧、戏剧冲突的设置等方面不及专门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深度、文化追求、人文情愫，却是其独特的优势。作家资源是我们创作的宝贵财富，他们的加盟对于提升当下话剧创作的思想蕴涵、文化品格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艺术个性，如刘恒的“京味儿”地道醇厚。富有平民气质；莫言的创作大开大阖，充溢着历史和现实的洞察力。他们不喜欢重复自己，也不会模仿别人，这对话剧创作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作家会把创作的个性与追求融入到剧本创作中，为剧本创作注入新鲜的思考和内涵，为戏剧舞台注入更多的精彩。北京人艺的创作应该是多元的、缤纷的，我们希望更多作家投入到北京人艺剧本创作中，开拓他们创作的新天地。 记 者：北京人艺是有自身演剧学派与风格追求的剧院，邀请作家加盟话剧创作很可能会遇到作家创作个性与剧院整体风格的冲突，在这方面，你们是如何去协调和磨合的？ 张和平：我以与刘恒合作话剧《窝头会馆》为例。刘恒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像《菊豆》《秋菊打官司》《张思德》《云水谣》改编成电影，都很受欢迎。最有影响的电视剧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的剧本成活率非常高，可以说百发百中。没来人艺之前，我就想跟刘恒合作一部话剧，当时也没有想到是献礼剧。因为他特别擅长写小人物，台词也有特色，我认为他可以尝试一下话剧创作。定下他做编剧之后，我开始给他出题。原来商量写清末民初的事情，到最后改成1948年，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更贴近，观众也更容易产生共鸣。这个剧本的故事和题材都是经过我们反复的权衡和酝酿的。在风格上，我们也有一个共识：与人艺的传统衔接，至少在形式上不玩弄花样。为此，刘恒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他力求在接近人艺风格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新的开拓和展示。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磨合中，《窝头会馆》赢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当然，我们与作家合作，并没有要求作家的创作个性一定融入到剧院的艺术风格中，我们衡量剧本的标准是不变的。同时，北京人艺也要注重培养自己的编剧队伍和创作人才，他们更了解人艺的情况，更能从北京人艺的艺术积淀中吸收营养。一个剧院风格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创演班底的支撑。如果这个基础没有了，剧院的主体风格就很容易动摇。 记 者：作家参与话剧创作，在为话剧带来新的表达形式、精神思考，以及票房轰动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面对这些争议，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张和平：争议不是坏事，没有争议也许是悲哀的。现在看来，北京人艺一些剧作的争议主要还是聚焦于对文本思想的解释上。争论有利于促进戏剧的发展，完善剧目的演出。如莫言创作的《我们的荆轲》并没有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思想表达上也进行了不同以往的尝试。一个开放、包容的剧院应该允许创作者进行主体的创造，给予其创作空间，“离经叛道”也是一种表达和创新。此外，任何一部成功的戏剧作品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打磨的过程。戏剧与电影不同，每次演出都是有差异的。影视是遗憾的艺术，但戏剧不是，它可以在与观众的磨合中不断进行调整。这就要求戏剧的掌舵者发现这种特质，不断激发作品向精品靠拢。 记 者：明年北京人艺将迎来建院60周年，北京人艺也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作为一个有深厚艺术积淀、演剧追求和风格定位的剧院，你对北京人艺的艺术创造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思考和期待？ 张和平：去年我经过两个月的案头工作，翻了剧院的大事记、会议记录、历史材料后，提出了一个口号：在继承中发展，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者型剧院而努力奋斗。“在继承中发展”，比较好地诠释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也是我对人艺现阶段及今后发展的一种概括。继承是首要的，北京人艺是全国惟一一个形成了自身演剧学派理论的剧院，这是几代人艺艺术家智慧的结晶。一个没有艺术个性的剧院是没有出息的剧院，所以我们要倍加注重北京人艺精神的传承。同时，北京人艺也是一个创新的院团，这里不只有“京味儿”，也有探索革新的精神，如新时期以来中国第一个小剧场话剧就诞生在北京人艺。一个没有创新的剧院是没有生命力的。北京人艺不应追求GDP，而应有一种文学、艺术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品质，建设一个学术型、学者型的剧院。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11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