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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容：如果用“政治文化小说”来界定《白道》这本书，我觉得太普通了，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叙事艺术方面的创新。小说采用了独创的文体，巧妙地运用阴阳两种写法，应该说，这是一种费神费力的创作方法，在结构和文本上的构思，可能花的心血不会比单纯的故事叙述来得少。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易经》的精神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的？ 王晓方：在小说形式方面，我始终想找到一种纯中国的模式，于是把目光投向了《易经》。因为《易经》是群经之始，是中华文化、哲学的源头之一。要了解《易经》，必须从阴阳开始。我就想运用阴阳两种写法创作《白道》，当然阴阳两部分的形式既要缘于《易经》，又要有所不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到我被《易经》的两个图深深吸引过，一个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图，这个结构刚好契合了我想表达现代人迷失自我、苦苦寻找心灵家园的构思。另一个吸引我的图就是太极图。这张图蕴涵着中国古老的哲学智慧，现代人的梦想、渴望、挣扎、仿徨、痛苦、悲凉、迷茫、苦闷、抑郁、焦灼、浮躁、悲悯、憧憬、追求、希望等等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意识都萦绕在这张图内，太极图根本就是一座阴阳变化的迷宫，而在我看来，人生就是一座迷宫。小说家的任务就是找到最好的从迷宫中逃脱出去的办法。于是在“阳”的写法中，我采用了太极图的结构。“他”与“我”的开始缘于《白道》，结束也缘于《白道》，刚好是个圆，而“他”与“我”本身就相当于太极图内的阴阳鱼，“他”与“我”的交互叙述刚好契合了阴阳变化。 《白道》不仅采用了“阴阳”两种写法，而且是典型的“元小说”。“阴”的写法是叙述者关于《白道》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是他准备怎么写这部长篇小说的一系列想法，完全是叙述者关于长篇小说《白道》的创作预案，里面的故事不过是叙事者收集和构思的创作素材，真正创作完成的《白道》究竟什么样，我们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元小说”。所谓“元小说”，是一种开放式写作，读者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过程，参与的空间和思考的空间很大。 《白道》创作上的探索在于，让读者了解到小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故事，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那种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单线封闭式的传统写法，无法避免重复和模仿。小说并不是大记叙文，更不是评书。对存在的思考才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什么是存在？就是可能性。对存在的思考就是小说最本体性的特征。《白道》探讨的就是人在命运关头面临的选择，也就是多重可能性。小说家就生活在对可能性的多重想象中。在“阴”的部分，我之所以采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可以充分表现存在的可能性的结构，就是力图展示我对存在的思考，用人生的可能性和一次性的生命相抗争。正是由于人生活在诸多可能性中，才使得小说家成为小说本体的探索者。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正因为如此，寻找才更有意义。在《白道》中，我通过虚构的故事询问世界、寻找自我、寻找心灵家园，在询问和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生命中悬而未决的时刻，是人生最丰富、最生动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小说家可以展开无限的想象空间，对存在进行思考。 付 容：加缪说过“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这一点在《白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应该说，它不是浮光掠影的简单的官场小说。它所呈现的不光是权力角逐下的众生相，也不光是被权力所驱使的一张张或迷茫或扭曲的脸孔，它更注重心灵，更注重灵魂内在的东西。如果说，在小说结构的建构上，您像一位娴熟的魔术师；那在灵魂剖析、哲学思考上，您更像一位犀利的思想家。您是如何把哲学智慧融入到小说中的？您认为思想在小说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王晓方：小说家首先是思想家，当然他的思想一定是通过小说表现出来的，可以说小说与哲学的伟大对话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强调小说的思想性并不是要把小说改造成哲学，也不是非要通过小说解决哲学问题，而是因为小说是研究存在的，存在是小说的本体性特征。小说家要想“画出‘存在的图’”，只能通过思想这支笔，而思想与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更何况小说家和哲学家都是心灵的历险者，每一次思想的创造都是一次心灵的历险，在心灵世界，小说家与哲学家相遇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恰恰是科塔萨尔说可以“用小说的形式讲出哲学家们用哲学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的底气所在。《白道》是从哲学性的思索开始的。我的意图就是要将小说与哲学结合起来，对交织在生命中的重要主题以小说家的方式进行哲学性的思考。因为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似乎只关注经验层面的事物，满足于对现实的“模仿和反映”，以至于逃离真相，逃离本质，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由于缺乏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因此无法深入到思想、哲学、文化、艺术、美学的层面对心灵世界深入挖掘。文学本身就是人类的心灵家园，并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文学一旦被当作媚俗的手段，写作者的心灵就会被束缚，不自由的心灵怎么可能产生伟大的思想呢？这就导致许多作品没有灵魂。 正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犹如行尸走肉一样，一部没有灵魂的小说难免走向庸俗、低俗、媚俗。所谓小说的灵魂，就是对存在的思考，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究者。创造思想，要求小说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要勇于深入到灵魂深处表达内心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要想把不可表达的、超自然的、不可企及的感受表达出来，就不能去复制、去摹写、去映照现实，而是要独辟蹊径，用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方式去构建比现实更为真实、更为深化的存在。因为思想不能模仿，只能创造，在模仿者的头脑里是断然产生不了思想的。加缪说“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这就注定了小说的灵魂缘于思想的创造，而非模仿。 付 容：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的小说。无论是从市委书记秘书位置上跌落下来又被重新启用的市长秘书商政、代市长廖天北，还是文中所指《白道》原型作家郑商，都在“寻找自我”。甚至《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唐朝诗人张若虚您都设计了个桥段，让他为追求自我而摇身变成了江湖郎中。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那么多人在迷失，他们一方面忘却了自身的价值，一方面又盲目地拼命模仿，为自己树立偶像。“寻找自我”是您这部小说创作的精神之核吗？ 王晓方：每当我听到关于官员腐败、商人造假的新闻时，我就会联想到《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为什么“风月宝鉴”只能看反面，不能看正面？我经常在心里问自己。我们似乎己经习惯了看正面，忌讳看反面。或许这就是一些人道德沦丧、信仰迷失的原因所在。我们往往只看到正面的繁荣，看不到背面的黑暗，比如腐败、官商勾结、造假，而且官员在腐败、商人在造假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羞耻感和罪恶感。造假者甚至将黑手伸向了孩子。值得深思的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国家都经历了困苦和磨难，中国的造假成风为什么如此厉害呢？每次惊闻那些触目惊心的罪恶，我脑海中就回荡着鲁迅先生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我们是崇尚“礼义廉耻”的民族，讲了两千多年的“仁义礼智信”。为什么一个历来标榜讲诚信、讲廉耻、讲天理的民族，在今天却成为诚信度最低的民族之一呢？我们不能不从政治、文化、哲学、历史等元素中去查找原因。善恶虽然在人心，人心却不能判断善恶，这是典型的自我迷失！既然我们迷失了，当务之急就是寻找，寻找自我，寻找心灵家园。我就是带着这些思考开始创作《白道》的。其实“白道”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并非江湖上所惯常理解的含义，而是一条洁白之道，一条寻找自我的道，一条寻找心灵家园的道，一条通向灵魂的道。在这样的道路上，主人公商政和郑商为了迷失的信仰苦苦寻找着。 我认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两个我：一个能有意识地表达，我称之为“阳我”；另一个潜藏着，受到压抑，只有在梦的状态下才会不知不觉地表达出来，我称之为“阴我”。“阳我”是理性的，却只表达了自我的一部分；“阴我”是非理性的，却代表着自我的大部分。小说家的责任不仅要揭示人的“阴我”，更要揭示一个民族的“阴我”，一个国家的“阴气”。 我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旦迷失了自我，既做不成自己，也做不成他人，只能在十字路口痛苦地徘徊，这才是《白道》的精神内核。 我的小说之所以被评论家誉为“政治文化小说”或思想小说，我觉得大概源于我的作品既有对政治、社会、历史、哲学、文化等方面的形象化思考，更有对现实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思考。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文学是火，意味着她不趋附、不屈从，作家的存在理由便是抗议、反对和批判……文学是一种永恒的反叛形式，不能接受束身的囚衣，任何意在弯折其愤怒和反抗之天性的企图，都注定遭到失败。文学宁可去死，也决不会服从。”我一向认为具有批判精神的作品是社会的眼睛，具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家是社会的良知。 付 容：小说虽然取名《白道》，但其实“白道”在这部作品中并非江湖上所惯常理解的含义，而是一条洁白之道，一条寻找自我的道，一条寻找心灵家园的道，一条通向灵魂的道。整部小说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和形式，犹如一座阴阳变化、错综复杂的迷宫，小说情节游离于现实与想象之间，故事叙述也是开放的、多样化的，甚至是虚虚实实扭结在一起的。您是如何在如此庞然的叙事环境中，构建或开辟这一条您所信仰的“洁白之道”的？ 王晓方：无论在“阴”中，还是在“阳”中，小说始终通过“他”与“我”两个视角在叙述，“他”代表“他人”，“我”代表“自我”，其实“他”与“我”是一个人，那么“你”在哪里？“你”就是读者。全书由40个短篇和7个中篇拼贴而成，犹如一张精美的拼贴画，完全摧毁了情节的连贯性。同时采用了意识流、象征、夸张、荒诞、梦幻、魔幻、戏仿等手法和表现形式，笔触力争圆润、优美、巧妙、机智，语言追求行云流水的美感，通过多彩的句型有效地表现细腻曲折的感情，力争使句子散发出诗与思的艺术魅力。 在“阴”中，主人公商政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一心想做自己，到头来做的却是他人，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有灵魂的人都是艺术家。什么是灵魂？就是心灵家园！为了找到心灵家园，他毅然决定“走长城”。然而他真的能在这次苦旅中找到答案吗？小说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在“阳”部中，叙述者“我”，也就是作家郑商虽然病得奄奄一息，但医生认为他没有病，这其实是一种隐喻，最后他用死亡呼唤他的影子“小李子”，终于导致那个世俗的我因车祸而死亡，由此艺术的我诞生了。这实际是一个艺术家拯救自己灵魂的故事。《白道》的作者何许人究竟是谁始终是个谜，这恰恰是对“我是谁”的追问。郑商在寻找何许人的过程中，最后回归到了书里，因为“书”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家园。 付 容：《白道》在您迄今的创作经历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因为整部作品中您不仅在探寻当下众生自我迷失的精神困境，而且旨在创造出新的小说形式。它是否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让您对小说的美学探索和追求又进了一步？ 王晓方：小说家是美的制定者。正如歌德所说，真正的大艺术家制定美，而不是接受现成的美。只有发现美、创造美的人才有权力制定美，那么美是什么？就是发现美、创造美的人的心灵图景。小说家一定是试图告诉读者什么是美的人。当小说家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的图景时，他的感觉将是痉挛的，没有这种感觉就不是美，这也正是安德烈·布勒东为什么说“美将是痉挛的，否则就没有美”的原因。那么怎么才能表现出、描绘出这种心灵图景呢？还是两个字：创造。由于小说家创造了一种“新美”，自然就成了这种“新美”的制定者。 衡量一部小说是否优秀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发现了美、创造了美并制定了美，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领域是一个内在的自由精神的领域。纳博科夫说：“小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带给我审美的福祉。”小说是一种形式美、语言美、思想美的综合体，它不是为了说教，而是为了超越美德之外的美学快感而存在的。伟大的小说无不诗意地存在着。小说的终极目标就是审美。优秀小说所创造的“新美”应该是审美者意想不到且看到后心灵受到震撼的，虽然没有想到，但实际上是十分向往的。这才叫美的享受。 在美的创造方面，我始终注意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力争做到真实情感的真实传达，进而透过美体现人的本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读《白道》不仅可以欣赏到形式美、语言美、思想美，而且可以欣赏到古典美、现代美和梦幻美、魔幻美。毫无疑问，《白道》是对我自己的思维之狱的一次突围，至于它的意义只能交给时间和读者了。 付 容：因为您曾经的仕途经历，可能很多读者会对您的日常生活比较关注。近几年您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您现在全职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吗？一部作品完成之后，您会给自己一段调整的时间，还是很快着手下一部创作？ 王晓方：自从我创作小说那天起，我就生活在小说里，我在小说里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不再害怕孤独，而且享受孤独。我认为孤独是一种境界。对有的人来说，文学是手段，但对我不是，文学是我的心灵家园，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宗教。宗教如何拯救信徒，文学就如何拯救我。艺无止境，我不喜欢在旧作中流连忘返，过去的就过去了，我更关注的是下一部作品，再下一部作品。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6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