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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具有重要价值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从当年的“垃圾说”开始，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且两种意见对于当下文学的评价截然相反。现在我们所纠结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前所未有的高峰还是前所未有的低谷。价值判断的一清二白和非此即彼往往让局内人莫衷一是，局外人雾里看花。但无论评价的高低，在这里都难以找到讨论问题所具有的基本前提，因此，不同的意见其实没有多少对话的基础，大家讨论得异常激烈，但其所涉及的理论前提尚存在问题。 现在所进行的有关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其实凸显了我们在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或全球华文文学的认知角度以及知识方面的巨大差异。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文学图景，而是在当下文学所呈现的复杂形态中进行把握的强烈欲望和阐释焦虑。今天的文学现象和众多文本逃逸出我们的阐释和分析，它们所呈现的形态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明确其“位置”。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的“阐释焦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同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情绪激动和言辞激烈的争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现在有了新的状况，中国文学在当下世界的位置暧昧难明，过去的一些判断和分析已经被突破了；另一方面旧有的“新文学”机制在当下遇到了更加复杂的状况和格局而难以延续，过去惯用的文学分析和阐释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此，价值判断与讨论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形态的认知尚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价值的讨论应该以认知为基础才可能得以展开，所以还是需要回到知识、回到对于“新世纪文学”的重新认知之中。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宿命。和争议与讨论所关注的“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同，我们其实还得心平气和地回到重新认知的问题之中。这种认知包括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一是在共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全球华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二是在历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内部经历了何种变化，中国文学内部的新的结构究竟如何？厘清这些问题在对于我们的认知会产生作用的同时，也会对我们的文学价值判断有所帮助。 中国“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出版活动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也已经成为全球华语文学写作和出版的中心。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对于全球文学格局的重要改变，也是全球华语文学格局的重要改变。30年来我们的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是有重大扩展和开拓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文学平台已经形成。 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刻，我们所焦虑的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如何让原来封闭在内部的“中国文学”获得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这里值得提及的是80年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文集《走向世界文学》。这部文集集中了当时的年轻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思考。虽然书中的各个章节是讨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们受到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其导论却提出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宏大主张，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才融入了世界文学之中，后来却又和世界文学相互隔离，直到“新时期”才回到“世界文学”之中。这个“世界”之中的中国文学其实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 首先，“世界文学”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中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中国文学被视为一种外在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存在，仅仅具有在中国内部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中国内部，文学的功能是进行国民的“启蒙”和民族的“救亡”。因此，外部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仅仅是由于中国文学具有社会的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在中国文学内部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也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动力。 其次，“世界文学”实际上还包括自“新时期”以来才纳入我们视野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全球华语文学。它包括海外华语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这些文学在新中国文学的前半期几乎完全不为我们所了解，而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也对于全球华文文学缺少了解。在这种大陆和海外完全隔绝的条件下，“世界文学”之中的“华语文学”也处于一个分裂为不同部分独立发展的状况，它们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传统继承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中国文学也和海外及港澳台的华语文学之间有着断裂性。可以说，全球华文文学有“海外”和“大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结构，两者之间并不相关地独立发展，在各自的语境之中延伸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景观。而这部分的文学中相当部分如白先勇、聂华苓等人的作品，在“新时期”早期就迅速进入了中国大陆，对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历了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所有方面，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格局改变。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域文学的广泛介绍和翻译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涌入；另一方面则是对海外及港澳台文学的广泛介绍和了解，使得以中文为基础的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沟通与联系开始出现。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改变，而它在全球华语文学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经得到了确认。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 “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语写作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存在，这往往并不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所充分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纯文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相当小众的，而在这个小众的圈子之中，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被视为华语文学的主流。中国现有的“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众化国际阅读文化的组成部分。像莫言等作家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重要作家行列，他们的小说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这种影响力是海外华语文学和港澳台文学难以具备的。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很快就会得到不同语言的翻译，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出版机构出版，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有了一个虽然相对很小、但其实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同时，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华语写作最重要、最关键的空间，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像王蒙、莫言、刘震云、苏童等作家都已经是全球华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在海外华语文学读者中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样，我们可以从无论港台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的华语作品在大陆市场的行销情况中看出，大陆这个虽然从内部看相对较小、但从外部看极为庞大的“纯文学”市场，在开放的环境下其魅力远远超过了其它地域的华语文学空间。因此，港台的重要作家如张大春、朱天文等在大陆的文学市场中的影响已经相当大；同时，像虹影、严歌苓等从大陆移民海外、并在海外出版作品获得声誉的华语作家，在新世纪之后纷纷回归大陆，在大陆的文学出版中寻求发展，这其实也显示了中国大陆在全球华语文学方面的中心位置。 因此，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角度看，中国大陆的文学本身已经是其有机的一部分，不再是处于边缘充满焦虑和困惑的文学。中国文学已经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文学和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平台之上，它的形象和形态已经发生了独特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我们今天对于它的评价和价值方面的困惑其实来自这个新的空间的新的要求。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才会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新的挑战。关于“好得很”的评价正是从我们在这个格局中的新的位置上得到的可能，而“糟得很”的评价也是源于这个新的平台对于我们的新的要求。今天的评价上的差异其实来自于一个新格局和新平台所展现的新的可能性。“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想象，在今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空间，这个空间已经突破了既定的“新文学”的规范和限定。 从内部看，中国文学也置身于一个新的平台之上。中国文学的扩张引人瞩目，同时激起了最大的困惑和争议，我们对于文学判断的困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方面。中国文学领域这些年来整体上在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学界之外出现了仍然以传统的纸面出版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这些新的文学空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生长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一方面是纸面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则是在纸面出版内部，传统的“纯文学”和“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的纸面出版业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力。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的“纯文学”的萎缩和消逝为前提的，三者之间也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传统的“纯文学”仍然相当活跃。新的文学市场和新的文学空间产生，它们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它们和传统文学既有重合、相交和兼容的一面，也有完全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一面。我们在80年代所理解的“文学”经过了多年的变化，已经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由一些对于文学有相当兴趣和爱好、有所谓“高雅”趣味的中等收入者的“小众”所构成的稳定但相对较小的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早已走出了前些年的困境，运作相当成熟和有序，这一部分的文学需求相当固定。这个“小众”市场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纯文学”市场。这个市场也能够有效地运作，是文学出版的重要的方面。在这个市场中有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刘震云、王蒙等人都是在这个“小众”市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其中如莫言在全球华文的文学读者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样的新的内部格局和外部格局之间的越来越深入的互动和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大陆文学的重要的新的形态。我们只能从这里切入对于“新世纪文学”的理解和分析。客观地说，网络文学和青春文学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国内市场的现象，而“纯文学”才具有“跨国性”的影响力。目前看来，所谓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主要体现为“纯文学”，而在中国内部的读者中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扩大。这样，“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的模式已经被超越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的现代框架已经被替代了。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学“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讨论，正是反映了新的文学格局所呈现的新的面貌。我以为，价值的讨论当然有其意义，但首先需要的是对于文学形态和格局的再认知。没有这种认知，我们的评价往往缺少必要的条件。我以为中国文学当下所经历的正是和“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深入思考应该成为我们新的探究的焦点。这些变化一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文学的世界性的想象，二是突破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内部格局的想象。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文学的新的经验会对世界文学和我们自己产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这些改变无论如何评价，都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未来在现实中的新的展开。我坚信，中国文学今天的新的平台和新的面貌是我们时代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中国在自身的崛起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形态，它的意义还有待未来的新的思考。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