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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在1980年出版的《刘绍棠小说选》的序言中说：“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学上反动潮流、颓废现象不断斗争，才得以壮大巩固的。它战胜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以及影响很大的鸳鸯蝴蝶派。历次战斗，都不是轻而易举，也绝不是侥幸成功的。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但是，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的确，读刘绍棠早期和新时期的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刘绍棠在艺术地观察、分析、描写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在对待客观现实、主观理想以及灌注感情、发挥想象等方面，自觉遵循的创作方法。他说：“世界各国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极了，但古今中外，只有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像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一样不停息。它的生命力最强。”“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是坚持唯物论的，把客观事物、客观存在真实地反映在文学作品当中。”[1] 创作方法是作家在观察、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全局性问题上所遵循的总原则。作家在坚持这个总原则的时候，各有自己灵活的运用，独特的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例如，都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鲁迅、茅盾、老舍、曹禺、丁玲、赵树理、孙犁、贺敬之、魏巍等各自有独到的见解、表现和贡献。那么，刘绍棠运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其他作家运用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比较，有无独特之处？回答是肯定的。纵观刘绍棠的文学创作和理论著作，他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精确地描写客观现实 在刘绍棠创作的文学作品里，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客观现实中已经存在或可能产生的人物；他所描写的事件都是客观现实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件。伟大的社会主义作家高尔基曾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2]有人根据这个观点，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归结为描写实人、实事、实景、实情，不无道理。鲁迅很重视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为了精确地描写生活，鲁迅强调对于客观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充分地掌握生活的原型，掌握第一手材料。刘绍棠继承了鲁迅的传统，他主张：“必须具体而形象地熟识所描写和刻划的人物的身世、历史、相貌、性格、心理和语言；必须通晓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天地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3]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的原型来自故乡的亲朋好友。例如：《蒲柳人家》里那个豪爽侠义、为朋友可以典房子卖地的何大学问，是他祖父的化身；那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青年何长安，则是他父亲的化身。又如：《碧桃》、《豆棚瓜架雨如丝》、《这个年月》中那些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乃是刘绍棠童年时代就与其交往的虽然家境贫寒，但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邻家女的化身…… 刘绍棠注重精确地描写客观生活，显然是为了贯彻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原则。中外文学史上的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以高度的真实性来吸引和征服读者。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图画，都来自生活，酷似生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正如德国古典美学家黑格尔所说：“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4]俄国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勃夫则强调说：“作为艺术家的作家，他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他的描写的真实性。”[5]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是完全一致的。刘绍棠的创作在真实性方面是达到了高标准的。他不是只满足于现象的真实，而是力求以现象的真实表现出本质的真实，使作品的现实主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二、致力于典型人物的精心刻画 历史的经验证明：创作社会主义叙事性作品所使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描写人物来表现主题思想，反映时代面貌，传达审美体验，灌注审美感情，以达到从精神上吸引读者、感染读者，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目的。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现实主义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刘绍棠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正在于他写出了几十个含义深刻、个性鲜明的人物，写出了一群代表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他们是夏竞雄、俞菖蒲、蒲天旺、吴钩、龙抬头、何大学问、柳罐斗、何满子、徐芝罘、蔡椿井、一丈青、谷秸、柳岸、薄葵、雷响、叶雨、阮碧桃、姚苏、姚六合、艾蒿、艾景桂、洛文、青凤、石在、梅畹贞……这些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的人物，有的是站在反帝反封建第一线的英雄；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先进分子；有的是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虽蒙受过冤枉而誓志不改革命初衷的共产党员；有的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巾帼英雄；有的是多情重义、扶困救贫的农民；有的是勤劳、勇敢、是非分明的庄稼汉……总之，这些人物发挥了极大的榜样作用，他们给读者以信心、以力量，使人们感到我们这个时代英雄辈出，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向上，欣欣向荣，无往而不胜。 可惜的是，刘绍棠同志英年早逝，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更多的站在时代前沿、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形象。 三、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它们都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都是以客观的生活作为描写的依据。刘绍棠曾说：“我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也就是来源和忠实于生活真实，又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6]革命浪漫主义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强调表现光辉的革命理想，热烈地歌颂理想人物和新生事物，采用的是大胆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方法。有人归纳说，浪漫主义作品的特点就是描写奇人、奇事、奇情、奇景，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刘绍棠作品的基调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不断放射出革命浪漫主义的光彩，使读者感到惊异、神往，鼓舞和振奋。 刘绍棠的中篇小说《碧桃》，就是一部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基调，又巧妙地结合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精品。故事的情节是：归国华侨戈弋，因为经常与侨居国外的祖父有书信往来，在“文革”中被无端地打成“里通外国”的阶级敌人，备受折磨。妻子生下孩子以后不幸死去，他带着两岁的儿子沉香下乡“劳动锻炼”，没有工夫抚养儿子，又不谙世事地向上级写报告，要求把孩子送到住在国外的父亲那里去。结果雪上加霜，罪上加罪，被打成“叛国分子”，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戈弋走投无路、悲苦万分的情况下，一位美丽而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农村姑娘碧桃，不顾封建习俗的压力，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抚养沉香的责任。这件事像一块巨石投入湖泊之中，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在无意中受到封建礼教观念毒害的人纷纷攘攘地、理直气壮地批判碧桃的正义行动；造反派魏文曾对碧桃进行性骚扰，被姑娘严词斥退。为了报复姑娘，他趁机大造谣言，恶毒污蔑戈弋与碧桃私通，并有了身孕，千方百计地要置戈弋和碧桃于死地。在狂风暴雨一般的舆论压力之下，碧桃的父母也反对她扶危解困、善良救人的举动。这部小说，奇就奇在：任凭风狂浪急，碧桃的正义之心，同情之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斗志更坚。家里不能住了，她就顶着流言蜚语的围攻，搬到破瓦寒窑中度日。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戈弋对碧桃的感激之情，碧桃对戈弋的同情之谊，水到渠成地上升到相互敬爱、相濡以沫的审美层次。粉碎“四人帮”以后，春回大地，在老干部谷铁铮的撮合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三个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这部小说真是美的极至，大快人心。 碧桃的高尚行动和心灵美是稀有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是成功的浪漫主义的抒写。刘绍棠在这里汲取了中国民间传说“王三姐住寒窑、苦等薛平贵”的故事情节，但主题和性格描写都大大地升华了。那个故事只是抨击嫌贫爱富，歌颂忠贞爱情。王三姐的苦只限于物质贫困，而且有她妈妈相国夫人源源不断的支持；王三姐虽然饱尝离别之苦，却没有受到政治的迫害、流言的袭击和人格的污辱；碧桃的苦却不只是生活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精神之苦，是政治上的压迫，心灵上的强创。《碧桃》所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控诉了林彪、“四人帮”压制美、摧残美的罪行，讴歌了人民的心灵美即社会主义人性美，是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表现出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光辉。最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都应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刘绍棠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正是在读者心灵深处铸造起美的殿堂的优秀之作。 四、文学与政治的水乳交融 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根据这个原则，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文学作品就没有灵魂，现实主义就不能成立。列宁曾批判那种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现实主义是“爬行的现实主义”，是“追求骇人听闻的描写丑恶的自然主义”。刘绍棠深有感触地说：“积40余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与文学化合为一之目的，必须将革命的政治信仰与文学的艺术规律结合成浑然一体。”刘绍棠在创作实践中自觉地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他700多万字的作品，都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共同的脉搏，与人民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 新中国成立后，刘绍棠用才华初露锋芒的笔，热情赞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讴歌新中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1979年以后，他在新时期的创作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巅峰。他描写了家乡人民抗击日伪和恶霸地主的斗争；反映了解放战争中的家乡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他控诉了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得到家乡人民的保护；描绘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批判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反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抨击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总之，新时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经济和政治的重大转折，在刘绍棠的笔下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他的作品反映时代生活，推动时代生活，扶正祛邪，颂美斥丑，寓教于乐，真正发挥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大作用。 五、在艺术上精益求精 毛泽东同志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7]刘绍棠对此深有体会地说：“不能将政治信仰变为政策宣传，与艺术规律割裂开来。关于文学艺术，恩格斯有名言曰：倾向性应在情节与场面的自然发展中，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读过恩格斯这段名言的人多如牛毛，可是真正在创作中实践者却寥若星辰。”他又说：“我反对在创作中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宣传，也反对……一切破坏艺术特性的政治说教。”所有这些都说明刘绍棠是非常重视艺术规律和艺术技巧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又称作家是语言艺术家。因此，艺术技巧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运用文学语言的技巧。文学语言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它指的是那些有利于塑造生动和富有美感的艺术形象的语言，是经过作家的选择、提炼、重新组合的语言。刘绍棠正是极端重视语言艺术的作家，强调选择、提炼、运用文学语言要“讲究而不将就”，这的确是文学创作的座右铭。刘绍棠是运用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作品是语言艺术的宝库。 刘绍棠娴熟的艺术技巧，不仅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中，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节的丰富性与传奇性； (二)结构的完整性与曲折性； (三)体裁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四)形式的民族性与群众性； (五)表现手法的独创性与多样性； (六)乡土特色的鲜明性与新颖性。刘绍棠的创作在这些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发展，值得认真总结和加以推广。 概括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刘绍棠对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确有许多创造和建树。 可以这样说，刘绍棠是依靠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深入生活获得丰富的创作素材以及成功地继承中外文学遗产的优势，在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大放异彩，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 注释： [1]《我与乡土文学》第224页-225页。 [2]《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卷第550页。 [3]《中青年作家谈创作》第137页。 [4]《美学》第1卷第343页。 [5]《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第174页。 [6]《刘绍棠文集》第1卷第13页。 [7]《毛泽东论文艺》第58页。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