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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请作家到农村 作为农村宣传干部，我痛感当代农村题材作品甚少。乡村，几乎成了被作家遗忘的角落。上个世纪50年代，农村题材作品相当火。《三里湾》《创业史》等长篇小说，《风雪之夜》《喜鹊登枝》等短篇小说集，无论上哪个村去，差不多都能翻到这些书。另外，还可随意数出一长串写农民的作家：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马烽、王汶石、李凖、浩然……每与农村文学青年谈起读书，他们便喜形于色，津津乐道。没读过《三里湾》《创业史》的极少；不知道马烽、李凖的也不多。然而，那么多曾被农民喜欢的书尘封到哪里去了？那些个受农民喜爱的作家到哪里去了？ 肚子空了，饥不择食，总要填饱它；温饱解决了，人们对饮食便有了选择。脑袋空虚了，也要寻求精神生活去加以充实。倘若别无选择，便会如饥饿的人一样，只能盲目地进行精神消费。于是，庸俗的、伪劣的、低级趣味的东西，则不可避免地趁机打着“文化下乡”的旗帜、喊着“图书赶集”的口号，向农村兜售文化垃圾，腐蚀毒害农民的灵魂。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更应使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和广大农民一道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而文艺，是宣传，是照亮民族精神的火炬，是鼓舞人民奋进的号角。当代文艺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农民依然需要赵树理、柳青和周立波们。作为农民，我们一次再次地向国家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呼唤：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那里的农民也需要精神的食粮，不该忘记他们。 王克臣(北京) 痛说清谈之病 “清谈”本为魏晋名士的雅兴。时隔千年，这一“不识时务”的清谈之病在现下社会却颇为流行。这些清谈家总是摆出一副魏晋名士惯有的雅兴来大谈形而上学，其理论作品更是意图玩转语言文字技巧，理论思维从此便流入了没有丝毫社会意义的形式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一学术心态对文化教育也是一大伤害。有的教授或者根本就习惯了在课堂上清谈，大讲“玄不误国”，无疑是在为魏晋名士翻案的同时来企图树立起自己的“文化品格”。在这些“清谈名士”的学术权威与精深理智之下，冷漠清谈的莘莘学子也爱上了清谈。无怪乎世风学风都大有了清谈之风。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得了清谈之病，便就喜欢在理智上比阔斗富，就像魏晋时期的石崇与王恺在生活上的比阔斗富一样。现如今有些知识分子何尝不是如此，心思多在比才气、比论文、斗专著，你方唱罢我登台。作为知识分子，学问要关乎世道人心，一定不可缺少担当意识。当年朱熹请陆九渊在鹅湖讲做人的道理，其间听讲的人很多都痛哭流涕。今天，我们的知识也应如此，在它的时代散发出光和热。 刘智远(湖南) 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缺失 《杜拉拉升职记》热映以来吸引了不少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持续关注。总体来说影片并没有大众理想中的那样完美，看上去“很美”的“快餐阅读”式的职场励志片却没有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记。暧昧的恋情在电影中没有起到应有的烘托效果，但或许是我们太过于期待杜拉拉本身传递给我们许多生存的技能，却忽略了电影本身缺少了人文精神的表达的那个过程。蒙太奇手法过快地切换，使得人们的心理顺序有所颠倒。 面对当前“蚁族”和“蜗居”群体大量存在的尴尬现状，我不得不怀疑，影视作品远离了生活的本真与原轨迹。甚至面对杜拉拉一路顺风顺水的职场经历，现代人开始反思：到底职场的坎坷与波澜该是用一个怎样的标准或范式去应对。当然，杜拉拉的履历是具有不可复制的，我们希望看到杜拉拉如何化解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处理这一难题，恰恰影片避轻就熟，这不能不说是遗憾。从另一面看，杜拉拉代表的职业女性在定位和职业发展上是顺着企业的缺位去补充自己的“理想”。杜拉拉自身缺少了“职业梦想”，这样传递给大家的信号便是：我需要等待机会的垂青。这和自己去通过一番艰苦或辛酸的争取或者奋斗而获得成功所表达的“哲学”意义完全相反了。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加绚烂夺目，更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像玫瑰、海伦、满意等各个“角色”的女性同事而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或许是女性更关注的议题。 所以，电影在主人公精神的投射方面缺少了细节描写，成为这部影片的失败之处，但这一点在王珞丹饰演的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上有了好的改进。笔者无意求全责备，更希望职场类型的电影在塑造人物时更多展现其内心世界，若影视能让每一位观众定格在角色里，这才是作品的成功。 张浩波(江苏)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