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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林那北曾经是一个敬业的记者，一个春风得意的散文家。评论家南帆说林那北的“小说四面伸出了探究的触角：周围的世界怎么了？如果有可能，她肯定想在自己的小说里恢复对于这个世界的信心。她将自己的某些向往，零星散落在小说里了。”“世事纷扰，人生百态，林那北有时会固执地表现出一种略为苛刻的精神洁癖。”“她更擅长也更乐意研究的是人性的复杂微妙、内心的幽微波动、情感的纠纷缠绕，甚至一个眼神、一句对白、一声叹息，如此等等。不言而喻，这才是小说驰骋的领域。” 孟繁华则说：“北北以现代的浪漫、幽默和文字的智慧，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北北作为欠发达或弱势话语国家的作家，她提供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文学最高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的经验，就是当下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关键词： 寻种 小说语言 文学传统 文学正义 跨文体写作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还是得先从你的名字说起。真的有点不太适应，北北，多么好的一个笔名，你就给扔掉了。林那北，好听，但叫不习惯。毕竟，你是在北北时代创造了你的文学世界。 林那北（以下简称林）：其实我自己也更习惯于被人叫“北北”哩。抱歉，这么老了，还把笔名改来改去的，像在折腾什么事似的。其实不是，只是率性一下而已。我也没把自己太当回事，改阿猫阿狗也没什么不可以。 姜：你当初是写散文的。而且散文写作也已经非常老到老辣了。可是一个漂亮的转身，你写起了小说。这之间的转换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或者说是恰好遇到了另一扇门，于是就走进去了。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身，事情就这么开始了。其实我最初发表的作品全是小说，后来停了一阵，忙着生孩子和调动工作去了，再后来人家找上门来要我写报刊专栏，写腻了，有一天突然就不再写，重新回到小说上来，就是这么简单。 姜：孙惠芬谈过你的语言。那是你在鲁院时的生态语言。你的小说语言，我觉得非常到位，用你的小说中的话，“马奔虎啸的”，生动，质感，有“脚印”有“方向”。但我这可能也只说了一半，我觉得你在写当下时，语言确实非常具有个性，当代作家中，已经鲜有能出其右者了。可是，一旦到了跨文体写作的时候，譬如《浦之上》我觉得，那种语言感觉似乎就没有了。 林：语言被表扬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是否已经“鲜有能出其右者”，其实也未必。有一阵我非常着迷于莫言、苏童的小说语言，那么水灵灵的，那么弹性十足，流光溢彩，水花四溅。而散文家中，周晓枫的语言也常让我惊艳。我相信作家的心智、才情以及对世界的感受、把握、判断能力，最直接的袒露就在于语言的表达上。笨拙的人与轻灵无缘，矫情的人与大气不沾边。《浦之上》的语言我有另一层追求。写这部书时，历史的感慨时常充满了内心，女主人公杨淑妃让我感同身受。心境的变化致使叙述语言出现了某种收敛。《浦之上》的叙述风格更接近于我对历史的感受。 姜：我是从《寻找妻子苦菜花》开始关注你的。可能很多人真正关注你也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寻找”是源于“不在”，“逃离”与“寻找”都是一种文学母题。可能，这篇小说诞生之时，很多读者对“寻找”产生了无尽的共鸣，这可能跟寻找到的结果与目的那种疏离与悖谬的哲学关系有关。 林：许多时候，一个人只有身临其境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此前的“寻找”并非没有意义。漫长的寻找加重了目的的重量。当然，也可能相反，漫长的寻找可能产生巨大的失望与迷惘。不管怎么说，寻找是生命之中不可缺少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为情感、为事业、为金钱、为名誉，甚至仅仅是为些琐碎的日常需求。即使不说过程就是一切，我们也要承认过程的巨大意义。 姜：《转身离去》中也有“寻找”的意味，只不过是芹菜追忆“蔡黑子”的形象。这两篇小说有一点相同，都有人物的缺失。继而我们发现，是因为缺失才构成了寻找与追忆。你在这方面，似乎想要达到极致，因为在《让八哥发言》中，继续存在着“缺失”的故事： “我”失去了父亲，陈三的死造成了新的“缺失”。由此，我开始明白一点，一个作家，可能会在一个主题或一个文学母题中兜很多圈子而且乐此不疲。 林：这是一个很值得认同的观点：缺失构成了寻找与追忆。我们的生活之中缺失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不断地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位置到处寻找，有些是地理意义上的，有些则仅仅是精神上的。 姜：与此相关的是，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所考虑的人的问题，可能终其一生也只是一两个。所以，我对新作不断的作家一直保持怀疑。 林：能够想透一两个问题的作家就是很好的作家。当然，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许多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了。故事沿着最为浅显的逻辑往下发展，甚至只能靠不断地制造一点粗浅简陋的悬念吸引着读者。而一些生活的深刻可能却被掩盖了。 姜：所以，在《娥眉》里，更多的“缺失”出现后——“我母亲”因此失去了丈夫，“我奶奶”失去了儿子。其实，“缺失”早在上一代人就已开始，“我奶奶”被驼背竹篾匠丈夫遗弃，“我外公”姜二的教育方式导致姜榕树的反抗、出走和断绝关系：凡此，都可以看成是“缺失”——我倒反而觉得一个作家已经找到了自己对世界发言的方式。 林：事先我并没有明确地想到，“缺失”是我许多小说的出发点。你指出了这一点，我很愿意接受。缺失是不满，是遗憾，是失落，是沮丧，是失却和谐与平衡，这些都可以视为小说的重要动机。 姜：你如何发现这种“缺失”的关系的呢？与你的生活经验相关，还是，这完全是一种超验性的想象？“缺失”是构成写作的元素之一，还是造成一个作家疼痛的神经元？ 林：宽泛的意义上，许多人都感受过缺失之痛——哪怕仅仅是暂时的。我的小说之中的缺失，既有来自经验的，也有来自想象的。不错，我对于缺失的疼痛比较敏感。什么时候，因为何种缘由，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样的疑问总时不时在我内心浮起。那一声叹息可能就构成了一篇小说的由头。 二 姜：除了“缺失”，你还提炼了生活中的“脆弱”和破碎，《肾虚》、《一男一女》可能都是用这样的视域观照生活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你的心路。 林：缺失、脆弱、破碎，这么看来显然我对生活还不够乐观。这个世界确实还让人唱不出赞歌，那么多匪夷所思的事层出不穷。诗意地生活，这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愿意在小说之中直面这些痛苦。这种写作是一种心理的解脱。 姜：《家住厕所》的写作灵感从何而来呢？这篇小说，题目的冲击性很强，你是不是着意想要表现一种视角的荒诞？ 林：不，我写的时候不是荒诞，是沉重。2003年我偶然在福州西禅寺里邂逅一个厕所清洁员，寺院角落很偏僻的厕所，他一个人独住里头，身材瘦小，面无表情。那天我走进去时，猛然间看到坐在小窗后的人，几乎被吓了一跳。他却是无动于衷的，他的日子一如既往地在这个寂静的、几乎一尘不染的厕所内持续着，而远处，木鱼声隐约传来，空气中也有烟火弥漫。这几乎就是世界最微小的角落了，这个离群索居、以清洁一座厕所为己任的男人，似乎与世无争，可是种种外人不可知的惊险、困倦与艰辛难道就不会突如其来？他还背负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世俗情感？那一瞬间，我心里咚的一声，想象由此生发。 姜：有一段时间，你的小说中有一种调侃的气息。你觉得这种调侃的气息是你自己的，还是小说文本本身应该具有的呢？我的意思是，在小说作者之外，是否应该存在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小说叙述者，他老老实实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呈现着小说中的一切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林：我更倾向于不带作者个人感情色彩的表述。“不动声色”是许多小说家都必须过关的一种能力，没有这个定力，想必很难接近那个冰山理论。但如果小说人物本身就是个嘴巴闲不住的人呢？有段时间我肯定对这一类型的人感兴趣过，不知不觉会把他或她拉入小说中。我自己嘴也不好，许多貌似了不起的东西总是很难一下子就让我肃然起敬，所以不由自主就要调侃一下。当然，我最常调侃的是自己。生活已经如此沉重，调侃有时是个缓冲，是种抚慰。设计一个老老实实的叙述者，目的大约就是将事情讲清楚。不过，我至少可以保证，即使在调侃的时候，我也没打算将故事讲得颠三倒四不着边际。另外，“不动声色”其实也不是作家唯一的姿态。读杜拉斯《情人》时，会感觉作者妖狐般隐藏在文字背后，她简直无处不在，每个标点都是杜拉斯眼神的回转。这样的书读下来，会收获双重人生的感叹，一份来自作者，一份来自小说中人物。 姜：《玫瑰开在我父亲怀里》与刚才我们讲到的“缺失”则又不同了，这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寻求。关于理想，我同样认为是一种文学的母题。然而，现在很多作家似乎都不太愿意表现理想了。其实，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有他的社会理想。甚至，我们应该认为具有社会理想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品质。 林：“理想”这个词已经被不断践踏，不断与“欲望”重叠混淆在一起，人们活得越来越功利了。功利与肮脏是接近的，与俗不可耐也差别不大。欲望太多的人，双眼是浊的，而一个人如果能够被理想的光芒所照耀，他的双眼就能清澈而干净，有一股金属般的色泽昂然荡漾。我喜欢这样的人，“父亲”是我内心敬重的一个主人公，他单纯、明亮，宛若处子，甚至有几分“傻气”的执着，这些都曾深深打动过我。这是一篇早期的小说，写于九十年代末期，偶尔回头望去，还能有种一股阳光迎面打来的感觉，阳光来自那个“父亲”。或者一恍惚，会觉得他仍兴高采烈地活在某个极度贫脊的山村里，咧开嘴，不时放声大笑，笑声隐约可辨。 姜：玫瑰花是一种理想的象征，也是一种“意义”的获得。越是破碎的生活，越是需要意义的支撑。这里可能还有一种身份的寻求与确认。譬如说寻找妻子苦菜花，苦菜花是寻求的对象，从李富贵来说，也是寻找一种失落的身份。当然，我还想问的是，在你写作这篇小说时，你有否想到这些文学母题的存在？作家的写作，至少从目前状况看，可能更要关注的是文学母题的成立，或者是向文学母题逼近。最近毕飞宇推出的长篇《推拿》，我觉得便是在这方向上的一种努力与成功。 林：所谓文学的母题仅仅是潜在地存在于作家心中，冥冥地支配他的想象。一个好作家估计不会按照一个明确的母题编写小说提纲，然后老老实实照章写作。真正触动他们的恐怕是一个人物，一个细节，或者一种故事的发展，一段对话，甚至一个好的小说题目。如此等等。你提到了毕飞宇，他也是我欣赏的作家，他的作品充满力量感。 姜：李富贵要寻找的是离弃了他的妻子，乡村女教师奈月等待的对象是“李富贵”，但历经坎坷的奈月最后竟然放弃了李富贵。这里的寻找与放弃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一方面，是不是可以认为人们寻找的是非常清晰的，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又可以这样看：人们对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判断。或者，即便是有准确的判断，然而，真正想寻找的东西，我们不能说是虚幻的，但一定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情结，一种自设的理想。 林：对，就是这样，找情绪、找情结、找自设的那个飘渺无定的理想。有一种说法认为，人们通常看到的是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这种寻找的结局往往比较美满，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团圆。另一种寻找以否定告终，这未必是坏事。这很可能是一种认识的提高，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提高。李富贵的整个行动看似是为了寻找活生生的那个妻子，实际上他要找的不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尊严——无论财富还是外貌，他何曾将貌不惊人的小木匠看进眼里，可是被他百般呵护的妻子苦菜花却突然之间跟着木匠离去了，李富贵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需要答案。而奈月，她隔山隔水爱着李富贵，因为不能得而愈发陷入臆造的境象里不能自拔，一旦逼近现实，忽然之间一切就破碎了。写这篇小说时，我自己内心也碎裂一片，感慨万端，叹息不已。 姜：有些时候，这种理想，如你说的，可能就是欲望。这一定好理解。你在这方面的小说处理，可能是出人意表的，譬如，陈三苦心训导八哥安妮叫“领导”，美乳分子马丽一次次地实践她的隆胸行动，都被当作是一种欲望或权力欲望的变形。 林：理想与欲望的分界线常常被人重叠混淆。理想是将身心投进去，清澈地、洁净地、自得其乐地往前走，欲望则是像章鱼般浮躁地舞动爪子，墨汁四处污染。作家的一个任务是发现欲望的种种千奇百怪的形式，并且合情合理地表现出来。 姜：欲望是作家书写的永恒话题，关键是如何处理。你有时候让欲望成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譬如，你让年仅八岁的王小二总是在不适宜的时候，滚瓜烂熟源源不断地说出时下热门的广告语，来发泄被父母“遗弃”的愤懑，描述一种生活图景的破碎。我们觉得，王小二采用了广告语这种方式，而广告既是欲望的投影，也是制造欲望的机器，在王小二这里，恰恰，广告语并不是王小二欲望的对象。只是我们会产生疑问，广告语为什么能给予王小二以难以遏制的快感呢？ 林：其实在这篇小说里我想说的不是关于欲望的故事。王小二因为父母有意或无意的遗弃而在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空缺，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已经被掷到世界的边沿了，周围的人忙着各自的角逐，却没有一个谁看到这个事实。他是孤独的，是无助的，是迷乱恐惧的。生活失衡了，可是，他没有解决这个难题的能力，也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的合适语言。另一方面，广告似乎正在覆盖我们生活的所有层面，从最日常的到极其隐私的。王小二这个年龄段形成不了个人的真实语言，于是只好让广告语乘虚而入。他变成了广告语的傀儡，从中他不是获得快感，而只是获得某种慰藉。一个八岁的孤独者，他与世界沟通与发问的方式只剩下广告语，这是可笑背后的可悲。 姜：这是正解了。看来，作家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的事再一次发生了。但是，我继续着我的话题。《请你表扬》里的杨红旗其实也是一种欲望表演。有意思的是，杨红旗的欲望原初是多么合情合理啊！究竟是什么让杨红旗的欲望演变成了另一种极端方式呢？从救女大学生终而至于强奸女大学生，这是挺有意味的。当然，深究这一点，是社会学的事。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一种荒诞与荒谬。 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事情的内部都隐藏了这么一种逻辑——从合情合理走向荒诞，契机甚至简单微小得不足挂齿。是什么在看不见的地方暗下黑手，致使事态失控、变形、面目全非？说到底还是各自的欲望起作用。因为欲望，所以起私心，有私心，就必然失却公允，失却善心与良知。恶性循环，一步一步，事情就迅速往另一条险恶的道上奔去了，最后将自己逼上绝境。种种荒诞与荒谬我们看到的还少吗？ 姜：《我的生活无可奉告》和《道口事件》，还是让我们找到了温馨的结局。这是一种生存状态呢还是一种宿命？作家的写作，是还原现实，还是提示生活中潜藏着的边边角角的幸福？再不，就是弥补有缺陷的人生？这些文学的基本问题，到了现在，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可能，很多作家在面对“文学何为”或“小说何为”这类基本问题时，都必然要产生迷惘。 林：人类历史永远需要温馨。但是，这并非用纸糊的繁荣景象掩盖生活中尖利的棱角。对于人们认识生活，那种伪造的温馨常常适得其反。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有希冀，有指望，光亮哪怕仅一星，能让人陡然一振。如果眼前漆黑一片，真的就绝望了。 三 姜：再有就是关于意义的追问。小说的意义何在？是不是只是为了揭开生活无意义表象下的意义？ 林：小说，大而言之文学，都是为了创造生活的意义。一个平凡的人物被推到文学的聚光灯下，他的情仇恩怨引起那么多读者的共鸣和思考，这不就是意义吗？某些时候，揭示出生活的无意义也是另一种意义。 姜：说到这里，我还就女性作家这一话题发问。在众多女作家的写作中，都非常突出女性意识这一问题，你如何看待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你又是如何处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的？你觉得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真正的区别何在？ 林：因为我的性别，几乎所有的提问者都不肯绕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女权主义的背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认为作家只有优质与劣质之别，而非男女之分。当然身为女性，必然会体验到这个性别所带来的种种特殊经历与经验，把这些带进写作中，是不是一定就认定为女性意识？我确实没有推敲过男女作家区别何在，你有多大的精神视野，有怎样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又是如何建构故事、设置人物、表达思考的，诸如此类，这才是我在意的。 姜：作为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及女性形象遭遇的生活尴尬，其实也是男性作家所必须关注的。当然，这里的问题是，可能女性作家在处理起来会来得更为直接而深刻。过去我在与方方谈论的时候，发现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角，那就是对女性形象的价值判断中，不仅仅揭示了其尴尬与不堪，也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视角与清醒。当然，在你的马丽、陈三霞、卫雯欣乃至郑玲子这里，你可能更其清醒——你清醒地从破碎乃至破败的生活中，完整地析出了女性本身的意义或无意义。 林：这或者只能说身为女性，我能够更容易体会到她们的尴尬处境与诸多不甘之情。所有的人物，我从来只是放在某种情绪之中出场的，张三或者李四，只是故事本身的需求，而从来没想过其性别身份。这么说可能让人失望了，但确实是事实。 四 姜：你开始写作的年代，可能正是文学处于低迷的时代。那时候，开始走向写作的作家不多，真正走出来的作家也不多。你当初为什么走向了文学？ 林；1983年我发表第一篇作品，那时文学其实还挺兴旺的，只是那期间我还稚嫩，几乎不着边际。一路走来，一直是被内心的一种需求所牵引而非其他。所以，文学的低迷还是高亢与我无关。回头望去，生活的分叉口很多，其实有很多可能会往另一道上拐去，最后还是留在文学之上，这也是种宿命吧。我觉得挺好的，无所谓被冷落，也从不打算勉强凑热闹，该怎样就怎样，不强行仰望，也不草草俯视。那种以官场、商场的实利手段，巧费心机来操作捣鼓文学声名的做法，让我们鄙视。作家更需要有一颗孤傲的心。孤傲地往前走，对每一滴陡然落下的露水深怀感恩之情，却绝不肯露出一丝诌媚之态，这样真好。 姜：客观上说，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现在回头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来，很多作家就在那个时候有了分化。有的去当职业写手，以写书为稻粱谋，有的下海经商了，有的也在写着，但是写着写着就把自己给丢了。能在那个时候写起来且写出来的，为数真的不多。这一方面跟那个年代相关，更主要的还是跟一个作家本身内在的东西相关。这个年代的作家，必须要提供自己跟世界的独特的关系视角，方能在文坛立足。所以，孟繁华说：“北北以现代的浪漫、幽默和文字的智慧，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北北作为欠发达或弱势话语国家的作家，她提供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文学最高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的经验，就是当下中国文学经验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的评价应该是点出了你的最本质的文学意义。我要问的是，现代的浪漫、幽默，悲悯情怀等，在你的文学世界里是如何形成的？ 林：孟老师这么夸过我吗？我不太清楚何谓现代的浪漫，但愿我具备这个品质。我喜欢幽默的人，幽默常常和智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幽默总比瞪起眼睛的仇恨有意思吧。对于一个作家说来，悲悯情怀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需要不断修炼的一个方面。许多看起来极其聪明的作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很大的原因就是内心缺少这种品质。小聪明，心机太重，对于文学肯定没有太大的帮助。说到底是人品决定一个作家最后能够走多远的。 姜：当然，这跟“有病的现实”相关，“生活深处”总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事物打动着我们，但被你发现了并构成你的小说。 林：生活表面的华丽光滑，靠几句口号就足以表达殆尽了。作家的任务应该是发现它的褶皱里还潜藏着怎样的波纹，笑魇背后的泪水，哀叹夹缝中的欢欣，如同抽丝剥茧般缕缕剖开带出，构成小说。这是创造的快乐。 姜：我们也看到了，这里最重要的元素仍然只是“底层”。你如何让你的“底层”回避了或不同于大多数作家的那种“底层”呢？是不是仅仅不在小说里不表露立场，或者是让自己跟叙事保持着某种距离，只是让故事沿着生活的逻辑前进。 林：对于小说来说，“底层”仅仅是一个粗糙的提示。单依靠一个概念的提示是远远不够的。底层里各种人物都有，千人千面，千面千命运，这个世界上哪一颗心是平面与平静的呢？但凡一个人，总必须保持基本的正义感，必须具有对于底层的同情和关注。但另一方面，文学必须展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让故事沿着生活的逻辑前进”，而不是凭借一个概念想当然，包括也不要把“底层”神圣化。 姜：很显然，这与你的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也意味着你的写作有着很大的变化。变化当然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必需的。问题是，这是你阶段性的小说策略还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变化呢？ 林：没有“策略”一说，我的生活中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词，而“顺其自然”则是我喜欢的。所以，变化应该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不能年近半百了还在那里做少女态。至于关注底层，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如此。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与所谓的底层有多少距离。相反，恐怕我不怎么关注的倒是所谓的豪门恩怨。 五 姜：最近看毕飞宇谈莫言《狗道》的一篇文章，有点意思。毕飞宇对莫言的名词的使用推崇备至。而在《晋安河》里，则是铺天盖地的动词一个接着一个次第而来。你此前确实没有如此繁多的动词。动词数量多了，动作密度也加大了，语速势必会慢，会使事件延宕。但另一方面，也会使细节突出、强化乃至放大。但这又意味着，大的方面可能会因为动词的增多而产生语意的歧变与多义。但动词又是接近真相的方式方法。那么，我想问的是，《晋安河》在你的写作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这篇作品给你带来的譬如写作感觉等诸方面的改变的？ 林：你的提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有意思。我没有认真地思考动词问题，写作之中不可能专注地想这些问题。但是，写作心境的变化肯定会影响遣词造句，影响词语的使用。《晋安河》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篇小说。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把内心隐秘的某种痛写出来，就格外让自己偏爱。生活中非常不经意的一个细节，往往可以将先前貌似坚固牢靠的一切霎时打碎。人与人错位了，人与事偏离了。再细想，那一地碎片其实并不是瞬间造成的，危机已经点点滴滴潜伏在风和日丽中，意外的事件，于是就成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偏激地追求精神洁净，在道德感上首先已经迷乱了，在这个世界上注定只能以悲剧收场。 姜：这又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小说家的风格，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稍不注意，小说的立场与小说场就都会发生倾斜。 林：我觉得更多的是一部作品的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于语调、语速、情绪等种种具体的技术处理之中。同一个故事，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小说也会显示出不同的面貌与品质，叙述者的立场、所要达到的效果都会参差迥异。 姜：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小说主题或小说思想的尖锐，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才情与对世界的看法。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度或深度了。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小说靠的是细节的力量，小说甚至靠的是“无用”的文字。过去我跟刁斗聊天，也谈到过这类问题，小说味儿的产生与形成，跟这个太相关了。你的小说中，背景中的闽文化的东西的存在，我觉得缺少了还真不行。然而，现在的编辑也好，作家本人也好，似乎对文化背景的构建不太看重。 林：我很同意这种观点。小说不是论文，不是单纯地表现一个社会学的观点就够了。细节，氛围，情调，各种细腻的感觉，甚至一些看来可以删除的闲笔，这些都是小说的血肉。否则，人们花一千字就能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梗概。闽文化不是我外在地贴上去的。这是人物的生活环境。他们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自如地活动起来，他们身上有过去的背景， 有地域的烙印。是的，我熟悉这片土地，它的过去与现在，有许多鲜活的故事需要表达出来。 姜：同样作为作家，刘醒龙这样评价你的作品：“……她其实做的，只不过是那种最为传统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北北小说对古典之美的传神般继承是毋庸置疑的了，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承认她对中国小说古典之美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北北的小说已经为在汉语神韵传承下的中国小说建立起一个新的高度。”对这几点评价，你自己如何看？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风格呢？ 林：谢谢刘醒龙的过奖。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表示过，年少时我曾迷恋过宋词，同时，我对于某些历史著作有一定兴趣。每个朝代都有启承转合的过程，悬念遍地、情节跌宕、人物生动，小说的诸多因素都活生生地汇聚在里头，让人感慨万千。这些阅读肯定会沉积在一个人的精神深处。至于这些阅读能不能转化为中国小说的古典之美，这就不是我自己有能力评判的了。 六 姜：说说你的长篇小说吧。关于《蔷薇面前》和《蛾眉》，可能说的人多了。我关心的是时间，《蔷薇前面》的每一部都是以时间来命名，1971年、1981年、1991年、2001年，你是不是特别着意于时间？时间是每一个作家都绕不过去的东西。作品中的时间的处理，作者写作历程中因时间而带来的变化，历来都是评论家与作家们所着迷的。从你的角度出发，你如何看待时间？ 林：除了日历和手表的时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张自己的时间表。这张时间表是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蔷薇面前》的几个年份也是我自己特别有感触的年份。我记得以前有哪一个作家说过，时间如同魔术一般，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从1971年到2001年，肯定不能以流水账来写这三十年的日子，那么截取横断面，以十年为一单位，让那几个人物登场，可能就显得比较讨巧，其灵感大约来自于哪部话剧吧。 姜：《娥眉》跟《蔷薇面前》可能有一致的东西，但真正的东西可能是你在这个时期开始实现真正的蜕变，你开始抛弃一些东西，也开始形成一些东西。譬如说，一些个人化的外化的叙事方式显然消隐了，属于你自己的小说品质开始出现在你的作品里。 林：应该是，但愿是。这两部小说写作的时间间隔不太长，隐隐约约地我也听到自己行进的脚步声。我从不鄙视小说的故事。一个基本的故事是小说的框架。然而，故事不是小说的最终目的。我的焦点是故事之中人物的内心感触。我比过去更重视这个变幻莫测的领域了。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这种变化肯定会体现于小说的叙述。也许，这就是你所说的“抛弃一些东西，形成一些东西。” 姜：我们说说你的新书《浦之上》吧。《浦之上》在说史，也在说你的家乡，甚至在说你的姓氏（福建林氏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姓氏啊）。于是我们也可以说，这部书可能也是在借历史表现一种乡愁，一种文化的愁绪。怪不得你的其他作品里，文化味儿也是那么足，可能是跟这片土地相关。当然，说一句恭维的话，福建这个地方，确实人杰地灵，才俊辈出。而姓林的也特别优秀。诸如林则徐了，林纾了，林觉民了，林那北也就是林岚了，呵呵…… 林：如果不是一次又一次地跑到那个小村庄里，我相信不会有这部作品。所以，我承认这部作品是与那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小村庄的氛围给了我灵感。另一方面，我肯定必须写出超出这个小村庄的某些东西，否则就不过是史料汇编了，那就没意思。历史为什么如此惨烈？一个弱女人为什么必须承担那么多强加给她的苦难？人类彼此为什么总有那么多残忍的杀戮与险恶的倾轧？历史对于今人的空间是什么？如此等等，一旦把自己的这些困惑渗入文字中，往事也就被翻新了，就有了个人的视角与情感色彩。 姜：说到《浦之上》，可能话就多了，你出了校门之后的那段经历，到了这里可全都用上了。人看来，什么日子都不会是白过啊！ 林：这部作品的确调动了我的多方面积累。从遥看历史的感叹到对那么多史料的剪裁，从一个老记者的采访经验到各种民间传说的收集，这一切都渐渐在这部作品周围汇聚起来。先前我在一家党刊工作了十几年，采写了许多历史人文方面的文章，并因此被评为福建省第三届新闻双十佳，这个称号通常只授予电视与报纸的记者，他们才有“新闻”可言，至少那一届，得这个奖的刊物记者只有我一个。很感谢这段经历，它使我对脚下土地的种种往事，一直保持特殊的兴趣。 姜：更可说道的是所谓的跨文本。你如何看待跨文本？其实，小说可能无所谓跨文本。卡彭铁尔讲过，小说写到不像小说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伟大的小说。小说的像与不像，实在是一个难以界定的事。当然，无法否定的是，你在这部小说里尝试了一种超文本的试验。这种超文本写作的感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林：卡彭铁尔那句话讲得耐人寻味，但似乎还不能让所有人接受。这部作品里，像不像小说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另一些评论家似乎又倾向于把它视为散文。所谓的跨文体或者超文本，力图解决的是这一个问题：多方面地容纳我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感想，这些感想的内容如此参差不同，以至于不得不借用不同的文体予以表达。 姜：这种“超文本”实验，是否受网络文学作品的形式启发？文本之内融合了史料、超级链接、口述的历史，可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开放性文本。既然是一个开放性文本，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它的主题是不是多元的？它是想复原一段历史，还是想缅怀一段历史？ 林：肯定不是考虑复原历史。完整地复原历史恐怕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想了。况且，历史的真相在哪里？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都有差异。这的确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各种主题交汇在一起。但是，宋朝的灿烂文化、一个优雅孱弱的女人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以及众多文采飞扬的文官武将——这一切与最后的惨烈毁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涌向心头的感想的确是滋味万千。人性在历史舞台上骤然上演，种种面目，今天仍不陌生。 姜：你在书中说道：“这样的时候，历史总是显示出它非同寻常的品质。一本本展开的史书，便是一条条通往生命深处的路径，种种人生经验盎然呈现。读史确实很难让人轻盈欢愉，疼痛总是随着书页的翻动纷至沓来……所以，我不是写历史，要写的只是人，是人生。人生彼此的倾轧与伤害，人生万千的无助与无奈，都那么密集地浓缩到那个特别的岁月和那群特殊的人们之中，现在，他们陆续登场，把曾经的委屈或愤恨或遗憾道出一二，风过，风声和着他们的心声。”从你这段话看，你至少在写作动机上，是将《浦之上》视作小说的。这也符合你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意识。问题是，这种多种文本杂陈的形式，是否是真正的小说？或者，这其实只是一种纪实（史）文学？ 林：是不是小说其实并不重要。对于文学说来，这肯定不是最深刻的标准。这些文体出现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成熟于历史的另一个阶段，哪一天被打破、被放弃都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打一个比方说，一个人名叫张三或者李四的确很重要，但是，他的性格为人是不是更值得关注呢？给这个非驴非马的文本制造一个新的名称也未尝不可。我有时在想，如今的生活如此复杂，线索如此之多，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文体也不一定都能完整表达。或许已经到了出现新的文体的时候了。如果一定要给这本书确定一个体载，其实我更愿意认定它是散文。 姜：你还说了，“小说？散文？口述实录？新闻纪实？文体的界限此时真的无关紧要，且让它们都交汇在一起，该来的都来，能用的都用。……历史给我制造的琐碎而复杂的感慨与多种文体的交汇竟是这般畅快地不谋而合了。”我们常常也讲着保护文化遗产，但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的身边全都挤满了历史人文，那么留给今天的空间又有多少呢？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我们一头扎进现代而忽略了我们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留给历史的空间又能有多少呢？可能最重要的感觉还是应该如你所说，要让它们全都“不谋而合”才成。 林：其实，我们常常和历史活在一起。只不过有些人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而已。读史无疑会使人看世界的眼光变得有纵深感，单这个好处，我想对写小说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当然也有副作用：每一次做完一本这类书，都会有很长时间无法从虚无感中挣脱出来。冥冥之中那些古人都在书本里重新活转过来，跟你谈心，对你诉说，你甚至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气息体温、悲痛欢愉，可是合上书本，几百年几千年却已赫然过去了，空间与时间所带来的失重感顿时就蜂拥而起。有时候我会猛然担心：这会不会导致一个人的精神错乱呢？ 姜：只是这种不谋而合，全系于杨淑妃之身了。从这点看，这是一本真正的小说。当然，刚刚你说及的失重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产生过失重感，可以肯定地说，他便从来没能以作家的身份与特征存在过。 林：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杨淑妃确有其人。但是，她在《浦之上》之中的生命是我赋予的。如果从这一点上说，认定它是本小说也未尝不可。 姜：这本书的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呢？这本书之后，又有什么打算？ 林：每一篇文章或每一本书的写作，其实都不过是内心某种积郁、某些思绪的排遣过程，即使意犹未尽，也只能留待日后。带来什么？带来表达的快乐。目前我正着力做的一件事跟历史也有关系：唐山过台湾。是十几集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的撰稿。女人对政治总是兴趣不大，先前我对台湾的认识最清晰的只有两点：一、是祖国的神圣领土，二、台湾人百分之八十祖籍福建。现在，在把几十种各类书翻动之后，猛地有种推开一座宝库的感觉。两岸之间发生的故事太丰富了，从三国起，从隋起，从荷据、日据时代起，从沈有容颜思齐郑芝龙起，从沈葆桢刘铭传刘永福起，太多的人生故事云集里头，血泪斑斑、纷扰遍地，希冀与绝望、欣喜与哀怨纵横交织。“海峡两岸”不再是个政治概念，它的内部人影浮动，脚步匆匆，笑声四溅，悲鸣四起。做这个片子真是长学问长见识了，相当有意思。 七 姜：我们还是不得不回过头来谈一谈先锋小说。某种程度上讲，你也是一个文坛上的迟到者。当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是非常复杂的。现在仍然有人在慢慢地浮出水面。但作为一个时代的参与者，你对自己没有参与到先锋文学里是怎么看的？ 林：一个人参与文学的时间是命定的。套用老话说，余生也晚，无法躬逢文学盛世。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一个作家的真正成熟肯定是在于独自的跋涉之中，而不是得益于某种潮流甚至某些人的抬举。文学急是急不得的，哪根萝卜该在哪个坑里，一切顺其自然。 姜：你对先锋文学又如何看？ 林：具体的作品当然良莠不齐。总体而言，它们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的领域，尤其是在叙述形式的探索上。 姜：现在，你作为一个专职小说编辑，对中国当代小说有着什么样的判断？ 林：这个问题我说过好几遍了，再说怕伤人，总之不太乐观。原先好小说带来的快乐是单一的，是同道者的惊喜与激动，而现在则多了一层职业性的欣喜，会兴奋得奔走相告，恨不得大家一起来鼓掌。可惜，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有机会广泛阅读荣登各大小刊物上的小说后，我对当今中国小说现状敬意大失。这么说很抱歉，但很真实。往日对每期到来的刊物急匆匆掀开封面探究内容的渴望，已经渐渐枯掉。眼更高了，手更低了。 姜：在中外这么多伟大的作家中，哪些作家给了你决定性的影响？ 林：“决定性”的应该没有。可能我执着不够，也缺理性，某个阶段总会突然对某个作家特别着迷，多读几篇，猛地又放下了，随意性很强。一个人不可能是哪顿饭喂大的，营养来自四面八方，有时一本书一个人物一个片断，只要能跟你通电，就构成了启迪。比如达夫妮的《吕贝卡》，当年真是着迷于其中千枝万蔓的神秘，小说原来可以成为这样的智力游戏。又比如马尔克斯的《一桩预先张扬的人命案》，第一次读它时整个世界都跟着旋转：一个普通的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剖开来，以这样的视角介入，形成这样的独特的“核”啊。年轻时读书，其实对作者根本不在意，翻开就看，喜欢的就一口气看完，书合上，留在心里的是情绪，是情节，是人物的命运，至于人物的姓名，因为外国人总是有一大串的姓名，我老记不住，也懒得记，所以连女男主人公叫什么往往转身就忘了。 姜：散文之后，你在小说这里栖身了，其后，可能不会再选择其他文体了吧？于是便有一问，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最终都落脚于小说呢？而前此的诗歌或者散文，是不是都只是为了等待小说的到来？ 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小说的虚构给我带来了另一种生活，我可以在这里表达另一种生活的渴望，用艺术的形式评价这个世界，这是小说给我的巨大快乐——至少目前如此。至于别人，谁知道哩，大概曲径通幽，每个人都有自己行进的方向。 原载：《西湖》2009年第12期 原载：《西湖》200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