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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小说。一头源于“阿米日嘎”(美国)的种牛，原本被指望着给它的主人带来财富，使之“成为村子里第一个靠牛致富的人”，却不料突然暴亡。愤怒、猜忌产生的同时，一个刑事案件也诞生了。“我”作为办案的公安人员，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村庄，调查种牛的死因。小说最精彩的构思就在于，对当事人的调查笔录成为小说书写的主体，对一个事件的四种陈述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和关键。种牛带给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怎样的变化和冲击，在纯朴的乡村中引起了怎样的纷争与矛盾，就是在多位当事人的叙述中得到了从容不迫又完整丰富的表达。 村长的叙述最为客观，同时也最简略。他只是指出了有关种牛的基本事实:贡布的牛死了，而在此之前贡布看到嘎玛多吉经过了放牛吃草的山坡。一个小时后，贡布再回坡上时，发现牛死了。被指下毒的嘎玛多吉则不承认，他说上山后就一直和洛桑在一起，洛桑可以为他作证。 但听完另外三个当事人的叙述就会发现，这个刑事案件背后还有其他的深层意味，小说的“意思”就隐现其中。原来种牛之死并不简单，而是纠结着村人的复杂情绪和当事人的恩恩怨怨。三人的讲述角度不同，各执一词，对事件的叙述形成了时而相互矛盾，时而相互补充、印证的叙事空间。贡布讲述了自己买来种牛后，由于不愿意给村民的母牛配种，人们对他的态度从最初的羡慕转为了讨厌，母亲甚至抱怨他把他们家置于“孤立境地”了，“没有种牛，我们的生活过得一样开心”。而他之所以怀疑嘎玛多吉，是因为后者在找他商量种牛配种一事遭拒后，竟然偷偷驱赶自家的母牛与种牛交配，被贡布发现后，双方曾发生争执。出事那天，贡布又曾看见嘎玛多吉出现在种牛吃草的山坡，所以他的怀疑看起来是很有根据的。 但嘎玛多吉并没有因此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他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人。作者在嘎玛多吉的陈述中设置了精彩的一笔，让他通过猜测补充了贡布含糊其辞的部分，即“为什么不愿意让种牛配种”的真正原因——因为贡布知道村民们不愿掏钱配种，“他们想用同一个村子的纽带来把钱压到最低，或者免费”。贡布因此受到了村民们集体的孤立和打击。证人洛桑不仅证明了出事时嘎玛多吉一直和自己在一起砍柴，不可能作案，更重要的是他从村民的角度指出这个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城市人，并从他们那里学来了不安分和油滑奸诈。 故事讲到这里，谁作案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这头来自阿米日嘎的种牛已经搅乱了雪山古朴的平静，物质的欲求已经无可避免地侵染了这个纯朴的民族。无论如何，这都是令人倍觉伤感的。作者似乎也不忍心就这样结束全篇，因此在“我”宣布种牛是吃了附近的有毒牧草而死的结论后，安排了一个温暖的结尾——村民们自愿购买了种牛的肉，让贡布家的损失降到最低。小说就结束在这一古老素朴的情谊中，让人的精神在最诱惑、最撩人的黑暗中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小说叙述不疾不徐，充满耐心。大量非本质细节充实着小说文本，营造出异常朴拙的真实感。这种不急于表达的叙事态度，不仅与雪域民族的精神气质相契合，而且令小说的意义空间充满弹性、回味无穷。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