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拿掉《发烧》的书名号，这篇文章就应该是一个医学报告。在写这部长篇之初，我想好用“发烧”这两个字做书名，之后再没有犹豫和想改变过。我选取了一个小医院作为小说的背景，写了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的人与事，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支撑，也就是说，我并不认识这样一个或者几个人，也不熟悉他们的生活，而且，从文学的取材上说，他们也并不特别，他们身上也不具有构成精彩情节冲突的故事和因素，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对生活的一些可能很肤浅的认识和感触，以及对小说的那种由衷的热爱、敬意甚至是偏执。 有一些东西一直在我的心中翻腾，就是人在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不是说你的生活不够好，更不是说你的生活过不下去，我要说的却是在平常的状态、在所谓的正常状态下，生活不能如愿，而你却不能逃避，只能顶着，扛着，一天一天地往下走。表面上看好像是随波逐流，而实际上却时时都在挣扎，拼尽全力，最后的结果可能仍然犹如逆水行舟，不能进，只能退。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知道。有一个词勉强可以形容这种状态，叫孤独。但是，在我看来，“孤独”也不足以形容这样的状态。 那么这样的状态发生在最最普通的人身上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本来就已经平凡的生活会不会更加地平淡甚至黯淡呢？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们的感受如何？他们在这样的生活中是怎样保持外在的平衡和内心的尊严的？正是这种对他人、对生活、对表象之下的真实和微妙的好奇，使我具备了写作《发烧》这本书的原动力。 《发烧》的主人公小陶是一个在药房工作的不起眼的小人物，大致看上去是一个正常人。他内心深处的扭曲是来自童年时代的创伤，他母亲和他姑父的不伦之恋导致的家庭破裂对他和表姐等等人物造成深重的影响。就像俗话说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就是小陶家“难念的经”。作为一种“影响”，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仍然像一根尖锐的刺一样深深地扎在他们的生活中。除此，似乎没有更多的特殊性可言。小陶和表姐、他的女友、他的同事、他崇敬的医生以及他周围的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在这个小说里构建起的生活也是普通人的大致看上去正常的生活，但就是这种表面平静的生活，却是暗流涌动，甚至对当事人来说是不时掀起巨大波浪的。 《发烧》中几乎从头到尾写了小陶在找对象，但是，这个小说中的爱情不是柔情蜜意和男欢女爱，也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你情我愿，更不是情到浓时的生死相许，而是情感夹缝里的情愫暗生，是不经意间的怦然心动，是内心深处的逆流涌动，是剪不断理还乱、自己也不能确定的飘忽情绪……数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征书稿的启事，某出版社许以重金征集写至善至美同生共死的爱情绝唱——排除广告和营销因素，我当即绝望地认为除非是写童话，不然这样的作品是无法在当下产生的。这是我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关于“爱情”的一知半解的理解，也可以看作我对于当下生活的一叶障目的理解。在我看来，假如说小说还反映社会生活的话，有些因素是必须被尊重的，那就是来自生活的那部分真实性，也许可以说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构成的坐标下的作为小说基础的生活原生态。当然，也有些小说是不以现实生活打底的，这个另当别论，就不去说它了。 在《发烧》当中，我没有利用，或者干脆说是摒弃了那些习惯上的有利因素，比如跌宕曲折的情节、催人泪下的夸张故事、毫无节制的煽情，等等，相反，我尽量写得沉静稳健扎实，我承认这是很考验我的，首先是心态上和写作状态上的考验，其次是写作技艺和技术上的考验。我说不出这样做有多好，这只是出于我对写作的喜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对于这部小说，浮躁是没有意义的，浮夸更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连浮名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本人更是把这样的一种写作当成是一种训练，它的目标不是完成这部小说，而是——或许有可能去写比这个难度更大的小说，或者换种说法，是为了能达到更好的表达而进行不厌其烦的练习。 这本书的封底上印着评论家程光炜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的几句话：“《发烧》显然带着作家过去小说不曾有过的艺术野心，是为处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人的精神画像。她执意要写出一个在工作、爱情、婚姻等各个方面都处在虚幻状态的‘小陶’，写出生命世界里那种无缘无故的自弃与无所谓的感觉。”我写小陶，更多地着眼于他先天的“扭曲”和这种“扭曲”对他后来生活的时隐时现但却是挥之不去的影响，我着力表现的是处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是我一直相当感兴趣的写作题材。我希望我的小说里会保存一些现实生活中比较真实、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因为艺术的真实和有意思和生活真正的真实和有意思还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很可能代表了艺术的内涵，当然有时候也不是，很可能是一种伪内涵。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