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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艺术中，先锋艺术一直是一个弄潮儿，也因此成为一个宠儿，得到普通大众和理论家、评论家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当我们仔细思索，就会发现，今日先锋艺术离它发端时的意图已很远了。 顾名思义，“先锋”指的是冲在前头。起初，它并没有和艺术联合在一起，而主要是指一种政治立场或特殊的政治集团。汉斯·贝尔廷在对“先锋”一词溯源时说：“在政治的领域中，它只是乌托邦式空想家以及后来的反对党人士的标签。简单地说，它是任何不能实现其社会幻想的宗派团体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先锋”其实是对遥不可及的前方的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基于对现实体制的不满与批判。当“先锋”与艺术结合时，它就既秉承了政治上先锋的批判立场，同时也使得原本只是乌托邦的空想在另外的领域获得实现。 这样，艺术领域中的“先锋”，便爆发了极具破坏的能量，将传统艺术观念及其体制推到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传统艺术观念，在18世纪，经巴图、鲍姆嘉通、狄德罗、康德等人的不断努力最终形成。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艺术与生活的二分以及美与艺术本质的紧密联系，博物馆制度是最能体现这种艺术观念的。它通过物质保障——例如，它是一座独立的建筑物——来确保放在该建筑物中的物品(即艺术品)与现实世界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并借此坚持和捍卫了传统艺术观念的艺术与生活的二分立场。 然而，这正是先锋艺术所尽力打破和颠覆的。1917年，当杜尚将市场上买来的小便器作为艺术品去参加展览，并最终使这个小便器成为先锋艺术史上的著名作品《泉》时，它就开创了颠覆传统艺术理论与观念的先河。首先，它宣告了艺术与美无关，一个小便器，如何能够超越它的实用功能，仅从感性外观看出美实在是困难的事；其次，它指出了艺术并不存在于独立于生活之外的领域，它就在生活之中。这件作品并不是艺术家借助某种介质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从未在生活中存在的东西，而是直接把生活中的现成物品拿来作为艺术品。另外，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杜尚的这件艺术品出现在博物馆之外。这就表明：一件艺术品可以不依赖博物馆而存在。也就是说，一件艺术品的被认定能够突破传统艺术体制和艺术观念的限定。 如果说，杜尚作为早期先锋艺术的代表，他的作品，尤其是达达主义的作品，更多体现出了对传统艺术体制和观念的反叛，那么20世纪60年代以后，先锋艺术则完全走向了它原初目的的反面。 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把先锋艺术分成两个阶段：历史上的先锋派和新先锋派。他认为，“历史上的先锋派”的贡献在于动摇传统的艺术观念，这就是在杜尚时代，先锋艺术家们可以通过颠覆艺术体制来获得自己的名声及其艺术品的价值的原因。然而，到了60年代，先锋艺术家们已经没有了历史上的先锋派的那种先锋性，他们的作品已获得体制的承认，成为体制所保障的东西，艺术家们的目的不再像历史上的先锋派那样，与艺术体制以及代表这种体制的博物馆对立，而是想方设法挤进博物馆，获得艺术品的地位和艺术家的头衔，从而与体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先锋艺术原本设定的与体制对立的观念便失去了存在基础。此时，如果新先锋派仍然采取与历史上的先锋派相同的艺术作为，那么他们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即成为一种伪对抗。这也就难怪，比格尔会认为，60年代波普艺术的代表——沃霍尔的作品“缺乏意义”。 无独有偶，差不多与比格尔写作《先锋派理论》的同时，美国分析美学家乔治·迪基为艺术下了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一个分类性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一个人工制品；(2)一系列方面，这些方面被某个或某些代表一定社会制度(艺术世界)而行动的人，授予供欣赏的候选者的地位。”这个定义与以往的定义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定义，是从物品的某些属性出发，来确立它的艺术品地位。而迪基的定义，则把评判能否成为艺术品的权力赋予给了一种制度以及代表这种制度的人。迪基所说的制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物质层面，如博物馆、画廊、电影院、剧场、戏院等；另一部分属于精神层面，也就是人的因素，包括艺术家、博物馆馆长、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报纸记者、各种出版物的批评家、艺术史家、艺术理论家，以及艺术哲学家等等。这些人松散地组织在一起，确认着物品的艺术品地位。很明显，迪基的艺术定义是一个社会学定义，它解决了先锋艺术如何成为艺术的问题。然而我们所关注的是，迪基这个定义所揭示的艺术品对体制的根本依赖性。一件物品是否是艺术品，并不决定于它本身，而在于一种体制，体制可以使普通物品摇身一变，成为芸芸众生所仰慕的艺术。进而，从他的定义中，我们还发现了当下先锋艺术的欺骗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再与传统艺术观念发生对抗，而是通过一种合谋确立自己的身份与地位。至此，先锋艺术完成了自身的某种蜕变，从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叛”变成了对大众的一种“骗”。 国内学者对当下的先锋艺术情有独钟，非常欣赏这种先锋意识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突破，似乎这可以为陈旧得有些发霉的传统观念带来些许新鲜气息。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先锋艺术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划分与迥异的性质。在吸收当代先锋艺术精华，发展我们自己的艺术理论时，如何历史地认识西方先锋艺术的发展与复杂状况，应该成为我们首先需要辨析的问题。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