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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 ——有感于《王蒙自传》[①] （一） 《王蒙自传》第二卷“大块文章”中有“难忘的1984”一节，写到王蒙的孩子身患抑郁症，“一旦发病，世界立马变得灰蒙蒙的”。孩子的遭遇，让父亲震惊： 我们都有弱点。而你面对的是自己的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向何方的孤独无靠的灵魂，你面对的是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和小船四周的无边的黯淡的大海、波涛、风浪、雷电……你面对的是现实的、肉身的与想象的、情感的、欲望的、动荡的与梦幻无定所的精神……你觉得自己不行，自己无力，自己看不见也听不清，一切都沉堕在阴影里。 为使孩子摆脱病苦的折磨，王蒙仔细地回想，他有生以来究竟“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当孩子的病情好转了，“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和诞生”。 《活动变人形》在王蒙当年众多作品中，也许不是反响最热烈、最受推崇的，但却是最具有真实意味的小说。其中的道理，正像作家所言：“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作家说“感谢时代”，但实际上，“世道”和“历史”的变动不拘始终没有停歇，至今还在继续；而对孩子感同身受的体察，使作家获得了写作灵感。孩子的症状及其病理解决方案，突然具有一种普适性的含义，为摆脱“不知来自何处去向何方的孤独”，为使社会激变中的个人不至于像一只“突然失去了罗盘失去了海图的小船”，在一片虚无中“沉堕在阴影里”，作家转向个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追寻自己的来历，界定自己的身份。当作家从题材的时尚风潮中抽身而退，这是最顺乎自然的一种文学选择。 （二） 《活动变人形》是《王蒙自传》的写作先兆。尽管作家特别说明，“倪吾诚自杀的情节并非父亲的亲历”，但他承认，童年生活中那些“最最沉重的经验我写到《活动变人形》里边去了”。80年代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新文化的流脉，换句话说，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这两个端口才是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黄金时代。但是如果读了《活动变人形》，读“后新时期”或“新世纪”的《王蒙自传》就会发现，从作家切身经历的角度，这里具有一个明显的误差。新时期，王蒙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中的“新”，还有50年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那些单纯热情的“阳光少年”，显然把“新”赋予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生活，而非此前的生活，特别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潮流影响的父母所缔造的、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由于有过去生活为反衬的底子，在《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小豆儿》等作品中，作家对新中国的一往情深，更主要表现在王蒙认为它“应该是怎样的”，它应该是全新的，生机勃勃，拒绝“灰色人生”的。因此，当小说主人公林震敏感地察觉，像刘世吾这样的干部，尽管很有经验和能力，但性格深处有一种惰性，带有旧时代的颓废色彩，即便它们淡得几乎不着痕迹，无碍大局，仅仅“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也在必需清除之列。这种对于生活纯而又纯的追求，是作家对以往不堪入目的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弹，特别像《青春万岁》这样的长篇小说，抒情描写一泻千里，布满了富于诗意的想象和憧憬，却也能从一个侧面，映现出年轻的“诗人”与“旧生活”决绝的身姿。 《王蒙自传》通过大量形象的描写，把“旧社会”，“新中国”，“新时期”和“新世纪”的历史勾连起来，把这一段“断裂”的历史又重新拼接起来。在他眼里，并非启蒙观念降临，中国的事就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倘若其中遭遇一些阻力和挫折，便是历史的断裂，和历史的不可理喻。实际上，从作家的成长史看，这是一段一切都事出有因、环环相扣、延绵不断的历史，观念与现实在本土的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断裂，而是与过去那种一厢情愿的宏大叙事相比，大大地错位了。不由人不怀疑启蒙运动当初对于“人”和“人性解放”的承诺。王蒙以自己童年的经历说明，生活给那些轻信启蒙、轻言个性解放的人开了一个巨大的、近乎残忍的玩笑。 王蒙的父母曾经是深受五四时代观念影响的知识青年，应该说，在进化论的知识背景下，他们也属于当时社会的先进青年。但是这样的人生模式只能表现在书本里，所谓“人生识字糊涂始”；一旦进入日常生活，便极大地破灭了，而且尽是让童年的王蒙感到“毛骨悚然”的场面： 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之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这样写自己的父母，以私人生活见证时代和历史的悲剧，在一个“孝感天下”的国度，的确让人感到十分的难堪与无情。但是对此，作家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自然，这种义正词严在王蒙写作中并不多见，更常见的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对此，王蒙自有王蒙的幽默，第一卷《半生多事》“如同梦魇”一节，对母亲晚年的回忆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母亲晚年常常叹息：“你看人家冰心、宋庆龄这一辈子！你们看我这一辈子。干脆吗也不知道就好了，我知道了一点了，但是我什么也做不到！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高兴，没有一点安慰，没有一点幸福！为什么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啊！”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与冰心与宋庆龄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我断定她不应该不可以与冰心宋庆龄比。 无论义正词严，还是王蒙的幽默，《王蒙自传》都使读者对作家的写作历程加深了了解，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杂色》，直到《青狐》，形成一条连贯有机的线索。这条线索比较复杂，也许不是一两个概念便可以囊括，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他的写作恰恰不是对新文学的“断裂”，反而使当代文学从另一个角度，与鲁迅的《坟》中《娜拉走后怎样》、张爱玲的《金锁记》，甚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续上了流脉。 事情的复杂性往往表现在，有时候，负面的拼接与连缀，更表现出现代文化传统的顽强和无所不在，根本不是任何主观愿望所能“断裂”得了的。“断裂”的说法，就像说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一片空白一样的荒唐。通过上面一些细节描写，表面看王蒙是反对启蒙的，但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启蒙时代赋予他的一个现代标准：应该大胆质疑那些看起来毋庸置疑、但在现实中却不通情理的高头讲章或清规戒律；应该结束一种空洞、蒙昧、无趣、无味，或人整人、人吃人的活法。否则，就没有《王蒙自传》里那些诚恳的拒绝和幽默的讽刺了。因此，面对现实中许多的事情，王蒙主观上原想处理得八面玲珑，处处都好。但实际上，他也经常表现出书生气的一面。那当然是远不同于他父亲的书生气，毕竟时代变了。但出于某种观念，出于对某种标准有意识或下意识不可更改的遵循，使他在现实中并不总是顺风顺水。自传的传主虽然经历“少年布尔什维克”、右派、中央委员、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等一系列人生的潮起潮落，对政治有比一般人更复杂、也更深入的了解，但作为杰出的当代作家、新文化的后人，这也是他与满身市侩气的混世魔王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所在。 （三） 以回忆的方式建构文本，只是作家表现人生的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如果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考察作家这段生活，也许会认为这种回忆不可靠，不符合读者想象中的真实，或者不符合经一些更较真的读者考辨的真实。自传体、日记体、书信体作品都可以归为写实的一类，鲁迅《三闲集》中的《怎么写》，就是对郁达夫关于日记体和书简体的看法所言。鲁迅认为，由于怀疑文艺作品某些细节的真实性而产生幻灭，是读者的“粗心”。因为“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纪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鲁迅又说，其实“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引述鲁迅的话，不全是站在读者的立场，由于无从考察传主的人生细节，便一定要“幻灭”，其实也可以收获其“真”；我感到鲁迅的话还有一层含义，即真实与幻灭的关系。《活动变人形》和《王蒙自传》的真实性在于，王蒙以这样的写作，顽强地反抗来自社会变革、人生转变时期，时时活跃、散布在我们周围的幻灭与虚无的幽灵，正如他和自己患抑郁症的孩子一起，寻找一个真实的自我，为那只茫茫大海上孤独无助的小船，寻找由过去通向今天和明天的“罗盘”和“海图”。在此意义，写作首先是作家反抗幻灭与虚无的一种自救方式。 《王蒙自传》写他父亲晚年有一句名言，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他永远期盼着自己的潜力，他确实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穷潜力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发挥出来”。王蒙对父亲的评价带有讽刺意味，但他的结论却耐人寻味：“潜力云云，更多的是一个抒情的话题，而不是一个实证、实践、实有的命题。”这个“抒情的话题”，不仅对于父亲，对当年怀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少年狂想、一心踏上文坛的王蒙来说，同样不可抗拒。从这样的角度看，王蒙和父亲王锦第有相似的性格，或者王蒙秉承了王锦第身上一种特有的抒情气质。 而且似乎是一种巧合，年轻人难以逾越的“抒情的话题”，与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体察也大致相近。米兰·昆德拉就为他的“青年叙事诗”一般的小说定名为《生活在别处》，并作这样的解释：“‘生活在别处’是兰波（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一句名言。……1968年5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把兰波的这句名言换一个说法，也就是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 对此，该书的中文译者作进一步解释： 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无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味、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心灵的原因。（景凯旋《生活在别处·译后记》） 一个人的心态是不是年轻，不能以生理年龄断然划分，王锦第晚年的话与他的人生经历十分贴切，并不使人感觉突兀，无从由来。但在1953年，不满二十岁的王蒙所写的《青春万岁》，的确就是一首青春的抒情诗，而且是一首有新旧政权变更时期的“实践、实绩、实事”为“激情的基础”的抒情诗。 但我这里想讨论的是，一个人或一个作家，是否具备青春的潜能和抒情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当青春的璀璨消失了，写作何以为继？王蒙1956年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蜚声文坛，随即消失在“反右斗争”的政治运动浪潮中，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的新时期才得以复出。经历如此世事无常，王蒙本该最是有理由、也有资格说“幻灭”和“虚无”的了。但环顾“自传”，那一句调侃的话“哀大莫过于心不死”，却是王蒙坚持写作的真实写照。王蒙可以放弃或不得不放弃许多，唯独写作这一点，他不仅实际上始终在写，就是在各类文字中，也从未轻言放弃。王蒙也因此和他的父亲划开了界线，他不会像王锦第那样郁郁而终，无穷的潜力无以发挥，也无从证实。在这当中，文学的梦想固然是王蒙在二十年来颠簸而坎坷的生活中有力的心理支撑。但从机关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牧区，不论逆境还是顺境，对周而复始的“日子”和其中展现的各色人性，王蒙悉心体味的兴致始终不减，始终不失去对生活的热情，这应该是维系写作更重要的原因。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热情”和“兴致”又从何而来？《王蒙自传》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答案，那就是王蒙自“初恋”直到“就要与我度金婚的妻子”崔瑞芳，这位非常有个性和人性光彩的女性，她在如何看待人生问题上，给自命不凡的少年才子以“启蒙”。王蒙刚被打成“右派”，有一段描写令人过目不忘： 我给身在太原的瑞芳写信详细论述对我的批判帮助是必要的正确的有益的。然而，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虽然她也读了狄更斯与阿·托尔斯泰。她在学校，拒绝接受将她搞成“官、骄、娇、暮、怨”“五气”的代表，不惜与学校领导决裂，离开了学校。现在一切明白，如果我与她一样，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如果我没有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势……归根结底，当然是当时的形势与做法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毫不过分。[②] 可以将此读作王蒙对个人命运的忏悔，却也可以读作王蒙就此解脱了一种近似“原罪”的心理阴影或心理负担。因为有了“芳”的参照，有了妻子的比一般同情式的劝慰，更令人豁然开朗的个性展现，王蒙不必再做那种最有害身心健康的自戕式的认罪和检讨了。其实，任何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被打成右派的王蒙，比那个与老婆“办不了事”、坚持要划王蒙为右派的单位负责人，要活得好的多！好和坏的标准，不在于时尚流行的一些玄妙、诡异的说辞，而在沉潜于社会底部的人之常理，人之常情。但越是常识，往往越不容易被观念风行的时代所理解，越是让痴迷的文学青年认识不清。如果把文学写作视为写作者的生命，那么，王蒙的妻子就是使“少年维特”获得一种韧性生存的理由，她以自己真实的存在，为他打开了通往斑斓多姿的日常生活的一扇门窗，这里有广阔的人生天地，可供驻足观赏；有目不暇给的人性内容，可供流连忘返。关键是欣赏者有没有荡开一尺的距离。王蒙从“芳”那里，获得一种从容的心境，或者说，一种欣赏的距离。所谓“人生百戏”，有的人能看见，是一种福气；有的人却一辈子无缘见识，急煎煎地来世上、无趣无味地走了一遭。因此，王蒙在一段总结中说：“我这一生常常失误，常常中招，常常轻信而造成许多狼狈。但是毕竟我还算善良，从不有意害人，不伤阴德，才得到护佑，在关系一生爱情婚姻的大事上没有陷入苦海。一九五六年我们相互选择仍然与初恋时一样，我们永远这样。这帮助我避过了多少凶险，这样的幸运并不是人人都有。”反观王蒙“七十年”，斯是真言。 （四） 作为广告词，“国家日记”和“个人机密”的说法 [③]会扩大作品的“轰动效应”，但我更倾向于把《王蒙自传》当作文艺作品来读。这部作品显示了作家、艺术家对人与生活独有的感知，独到的表述方法和叙述角度，以及善于捕捉细节的特殊才能。或许这就是鲁迅当年说“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使我不舒服小半天”（《三闲集》，《怎么写》）的道理。不同的人观察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角度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打量和不同的印象，姑且将其他人的角度称为一种“假”；那么鲁迅所说的“假中见真”，便是衡量作品的一种标准，说明与“怎么写”的方式方法相比，作品真实性的内涵，即作品对社会人生的普适性涵义，具有决定的性质。因此在鲁迅看来，“假中见真”的作品，要比那些自称“日记”和“机密”，但原本不适于公开出版的“真中见假”的作品，高出不知道多少倍。 王蒙人生70年，由于他个人非同一般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自述当囊括了曲折而宏伟的历史命题。加之历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一项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基因工程，因而历史学有预知未来的功能，使“历史”一词，有更加厚重的分量。如果把历史看作是一幅有高山大湖、雄浑壮美的地形地貌的屏风，那么文学家的关注点，更集中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历史缝隙，或者说历史的褶皱。王蒙善于从这些“缝隙”和“褶皱”入手，写人情世态，如过眼云烟，然而历史的生动可感，由此存焉。 譬如描写“文革”期间，在新疆乌拉泊干校，王蒙结识原文化厅干部祖颖之。“他是地道的北京油子，说话幽默，健谈。他当过兵，去过朝鲜，一九五七年没戴帽儿，但被开除了团籍。他经常叹息，正嫩的时候，让人家给掐了尖儿啦。”他的夫人是舞蹈家，家里经常举行艺术家聚会，也邀请王蒙，“与艺术家的接触，给我一种‘复辟’的感觉”，全是“内地、外国与文艺的话题、轶事和旧事啦，以及那种笑容，那种摇头摆尾的举止，与巴彦岱二大队的社员们是如何地不同啊。却原来，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他们仍然是他们”。然而，“复辟”的喜剧还没收场，幻灭的悲剧已拉开大幕： 祖颖之对一切不抱希望，每天用标准的北京话嘲笑一切。他自嘲没有“银子”。他嘲笑某某吝啬是从肋条骨上带着血丝扒下钱来。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了，他认为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上学无用读书无用的时代。他吸烟，喝酒，牢骚，不认为能做成任何事情。千方百计，他在“文革”结束以后帮孩子移民到了澳洲，很快，他也有了去澳洲的希望了，他患了食道癌，不久，去世了。（第一卷，第335页） 命运捉弄人。 虽然颓废和疾病、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精神上的萎顿和消沉，逐渐抽空一个人的生命力却是不争的事实。祖颖之远非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和王蒙的“大起大落”相比，他经历的不过是一些“小灾小难”，唯其如此，他的悲剧才更令人唏嘘不已。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左右纷争，对祖颖之的死似乎都应该负有责任，但把个人遭遇全归咎于此，也有失偏颇。祖颖之的确是宏大的历史叙述难以兼顾的一个角落。 一般印象中，王蒙久经政治运动沙场，却八面玲珑、八面来风。《王蒙自传》自然离不开政治运动，这是王蒙人生70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谁想要摆脱，躲进一个清静的“象牙塔”，无疑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一样的可笑，那或者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或者是一种矫情。但有趣的是在《王蒙自传》中，自认为积极参与了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王蒙，实际上，却是一个对政治运动不明就里的角色。这是因为他的关注点、或兴奋点，主要在那些提不上大的政治台面、却富于人性和文化内涵的方面。比如，写“反右”运动初期，“我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丁玲、陈企霞。我被惊呆了，我惊异于为了批丁玲先从陈企霞的男女关系问题入手，发动柳溪同志以受害者的身分揭露她的一度的情人陈企霞。怎么是这样的手段？”（第一卷“大起大落”）又比如，写“文革”即将结束，“春节期间，几乎所有的互相拜访者谈周总理，说邓小平，谈江青，而态度都一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我也悲哀，新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人们谈论的仍然是忠臣，奸臣，佞臣，失察，得宠，腹诽，蒙冤与天大的不平。中国社会啊，你的进展就是这样艰难吗？”（第一卷“从七、八、九三个月”到“四五”）再比如，写90年代王蒙“回到写作行当”后，与夏衍交往较多，“夏公关心政治，但他从来不多说个人的蜚短流长，有时他略略一笑，表示对某人的不感兴趣。有一次说到文艺界是鲁太愚与全都换。由于与韩国两位政治家姓名谐音，令人解颐，这在他，就算是说得最刻薄、最严重的一次了”（第三卷“师长、朋友们”）。难怪有各种历史机缘的人，却不是历史的宠儿，这里几乎每一处描写都是对一种宏大历史叙述的解构，都是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的解构。 上面的例子是王蒙对上层政治生活的一些感受，那么回到平民百姓的生活，王蒙是否就如鱼得水呢？事实上，他也不能。比如关于“搓麻”： 我也到朋友家中搓麻，但是我在牌桌前的定力有限，最多打上两圈已经哈欠连连，鼻涕眼泪涌现，我的只打两圈的习惯与对输赢毫不在乎的不以为意的劲儿（一般我一面打牌一面唱老歌，我特别爱唱的是“咳，我们，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与“大柳树，开了花……”），引起牌友的公愤，很快，我就被牌友们所抵制，被赶出牌局，想打牌也找不上伴儿了。（第三卷“震荡与从容”） 不仅“被赶出牌局”，“局外人”的角色是伴随王蒙一路走下来的。当然，以“局外人”来概括王蒙与政治贴得很紧的生活经历，的确与他实际的身份不符。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种思路，一个作家，文学家，除了痴迷于写作之外，又怎么能企盼他痴迷、效忠于“牌局”或其他呢？即便曾经沉没于“半生多事”，也要铸就“大块文章”，这就是王蒙的“九命七羊”，也是王蒙以写作反抗幻灭与虚无的生存方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文中说，当某一事件发生的时候，“法国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以具有某种权威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的身分介入政治，其时他们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而这种权威的基础，在于他们属于相对自主的人文、科学和文学世界，也在于与这种自主相联系的操守、无私和能力”[④]。时代的文化趋势瞬息万变，法中两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实也非常不同，但即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从《王蒙自传》与布尔迪厄的知识分子的“相对自主”中找到某种暗合。 至于作品，以及这种“相对自主”的写作对他人有什么帮助？我想，我是从《王蒙自传》、从这种方案中获益的读者之一。 本文原载《文学评论丛刊》（南京）2010.1.142-148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 [①] 本节所引，均见《王蒙自传》第一卷《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王蒙自传》第二卷《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王蒙自传》第三卷《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 [②] 《王蒙自传》第一卷，第173页。另，参见《王蒙自传》第一卷“大起大落”， 第154页，“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我与瑞芳在京结婚”，其时崔瑞芳正在太原工学院读书，“还有半年的大学没有上完”。 [③] 《王蒙自传》第一卷《半生多事》封面所带的宣传横幅写道：“文学大师的70年家事国事心事自述，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 [④]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赵晓力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