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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创刊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属综合类文摘杂志，从创刊时月发行量三万册，到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已创造出月发行量八百零六万册的中国纪录，发行量排名世界综合期刊第四。其销量连年上升，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后发行仍保持上升势头。据统计，《读者》迄今已累计发行八亿多册。《读者》杂志主编彭长城在兰州召开的《读者》新年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数字已稳居中国九千多种期刊发行量的首位，在我国，现在每印刷十三本杂志，就有一本是《读者》。”[1]据世界期刊联盟（FIPP）的最新统计表明，《读者》已成为继美国《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时代周刊》之后世界发行量排名第四、亚洲第一的综合类期刊[2]。这在杂志普遍不景气的传媒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杂志的发行量一旦达到相当数量后，其影响力便不可低估，而从中透露出的当代文化气息，就更耐人寻味了。当我们谈及时代大众性的特征时，流行杂志往往是最好的分析标本之一。本文试图发现一些富有意味的事实，并对其进行分析与讨论，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寻找到大众性与当代文化新的结合点与生长点，从而对当代文化提出进一步的反思，同时也对目前左翼视野下的消费社会乃至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激动人心的公式：幸福的获取可以如此简单 和其他畅销杂志所走的大众通俗文艺路线不同的是，《读者》的努力目标是将杂志打造成“中国人的心灵读本”。据新浪作客的聊天实录，在回答主持人“《读者》之所以如此长盛不衰，您认为最主要是什么原因”的问题时，彭长城回答：“《读者》创刊以后，有一个口号，叫博采中外、汇聚精华、启迪思想、开拓眼界，所以确定了一个开放性的视野，这个视野打开了外部世界的窗口，同时也更深层次地了解我们国内自身的文化根源。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深层次的文化关怀，对这本杂志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栏目，跟人有实实在在的联系，关注人的精神生活，关注人的自身素养的提高，关注人的感情的释放，所以很关注人。我们觉得，这本杂志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3]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读者》的办刊人强调了这本杂志的文化，特别是人文含量。的确，《读者》的读者群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智识阶层，这里虽然也存在着传播广度到达一定程度后的自我扩散效应，但《读者》本身的特性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作为快速精神消费品，流行杂志不但迎合，同时也塑造着大众性，特别是像《读者》这样不以侦破、言情、民间故事和时尚为号召的杂志，其“心灵读本”的美称使其更像一本“高尚”杂志，大部分民众对它的教化能力几乎是不设防的，这使它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合法性的制高点。从另一方面讲，并非所有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宣传都能够起到有效的作用，民众对各种教化显然有不同的吸收力。那么，《读者》是如何做到如此有效的传播的呢？ 《读者》虽然是一个文摘类的杂志，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很大的倾向性。除了文摘类杂志所特有的奇闻逸事摘录外，重点栏目“文苑”、“人世间”、“婚姻家庭”等都强调精神的自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爱心”，讲“奉献”，讲“宽恕”。它宣扬“真、善、美”，引导人们发掘平凡生活中的幸福屑末。每期都有的“卷首语”是一篇篇词藻优雅的散文，用美丽的词句歌颂着美丽的心情。《品味春风》就具有典型的《读者》开卷语性格，开篇描述了令人不快的阴冷的冬季，可是一旦改变了心情，“即使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也看到了春的壮丽”[4]。“补白”栏目也是小型的美文集合，散文片断和小诗成为了这一栏目的主体。随便抽出一期杂志，补白栏中的篇目如下：《流丽的思绪》、《生活的颜色》、《躲不起》、《简单的道理》、《分到最宝贵的妈妈》和《驻足》[5]。仅仅看标题，浓郁的《读者》味道就呼之欲出。在这本梦一样的杂志里这样温情的标题和内容占了大部分篇幅。 它预设了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世界原本应该是美好的，生活确实能够是幸福的。而恰恰正是这个前提，使得它的“人文主义”能够立足。正是在这个前提上，它对现实的描述具有了浓厚的温情主义色彩。欲望和与之相关的罪恶被形容成蒙蔽生活美好性的云翳。 把物欲视为对本原生活的压迫，这不是《读者》的独创。事实上，有关现代、后现代、消费主义的理论典籍中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人类似乎没有穷尽的物质欲望正是消费社会得以存在、发展乃至膨胀的内在借力点[6]。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确实有罪恶其物的话，那它是从人心中生长出来的。这对于中国社会尤其适用。然而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路途是伴随着中国人对更高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现代性与大众性是一对同路的伙伴[7]。“现代性”这个声名狼藉的概念从西方移植到中国之后，由于土壤与背景的变更，其内涵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现代性的阴谋”本身是否全然是消极的，对物欲的积极追求是否含有大量合理的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物质充分到每一分附加都将成为压迫？ 理论化的思考当然是左右为难，深深层入的，老百姓不感兴趣，学者自己也许都会觉得无力甚至无趣。可是《读者》却凭借这点理论的皮毛将问题简单化了，平面化了。它抓住“欲望是可以被塑造的”这一点，强调物质的欲望常常是被塑造的，而非本原的需要，因此只需要从这种“被塑造”的境况里摆脱出来，来自物质世界的压迫也就不攻自破了。对于困苦的大多数来说，这种说法提供了逃离现实的希望。 《读者》大众性由此体现：它给出了一个获取幸福的公式，即现实—欲望+爱心=幸福。推演方法简单到每个社会个体只需通过个人的苦修即可达到。它的逻辑是：生活原本是幸福的，正是对外在的过分需求阻碍了幸福的感受力。那么，只需要远离不断复杂化的现代仪式，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并参照《读者》所提供的无数个幸福寻找范例，就可以享受到生命的美好。因此，一年只卖一季橘子的老先生值得羡慕，因为他不像城里人，“表面上是在追求某种崇高的目的和价值，其实都在绕圈子”[8]。什么也不干，也是一种满足。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你多得一份功名利禄，不过少得一分轻松悠闲罢了”[9]。有意思的是，《读者》对类似幸福生活的向往，总是来自物质生活更为富足的群体。富翁佩服穷家儿，白领羡慕乡下的打工夫妇，身着华服的城里人在只有两身衣服的藏族小姑娘前感到惭愧……这暗示了物质的罪恶与现代化的无力，而对主体的自足性与圆满性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在《读者》的思想体系中，主体的迷失是与物质充裕成正比的，而物质的充裕又和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它告诉大家幸福之花是从纯粹心灵中生长出来的，浇灌它的只能是善良、宽容、互爱与赞美等等传统美德。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则会对此产生巨大的损害，我们应该做的便是通过心灵的修炼将这种损害降到最低。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思想正是对物欲横流的现实的反动，将人们从消费社会的深渊拯救回心灵世界。确实，完全否认《读者》的正面影响并非明智之举。它对世界和谐的赞美，对人类情感的肯定，不但适用于目前为止所有的人类社会阶段，也适合现有人类想象中的未来世界。许多科幻作品都不得不利用人类情感来救赎技术所带来的毁灭，将情感作为破解宿命的最后法宝。有意思的是，在种类不同的成功大众媒介产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情感的重要性。热播的美国大片《骇客帝国》把爱情作为对抗命运的砝码，可以和宿命相抗衡，并且毫不落下风。香港著名畅销书作家卫斯理的科幻系列中不止一次提到，人类不愿意当外星人，因为外星人没有人类的情感。为了享受情感，主人公宁可当生来有四苦并且永无解脱之日的地球人，而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读者》也充分地掌握了人类对于情感的依赖性，娴熟地召唤出心灵的渴求。 运用情感这个法宝是《读者》的拿手好戏。《读者》的整体语言风格是煽情的，充斥着动人的情节，传奇的结局以及催人泪下的表达式。开卷第一篇通常都是“文苑”栏目的重头戏，在目录中以黑体字形式加以强调，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其中的许多篇章都成为网络小资们的最爱，被广为传播。这种童话文体通常都有悲惨的开头，爱心洋溢的过程，最终达到戏剧性的美好结局。爱心等同于美德，情感则当做提神的味精被不惜成本地大量倾注，替代日常生活满足我们的抒情需要。情感在此成为人类保存现有生存方式的理由，伊甸园里的蛇使得亚当夏娃痛失乐园，而这条邪恶的蛇正以情感的美丽纯洁面目出现，使得失乐园无可追寻，现世成为人类惟一的家园。通过强调情感与现世的联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活重负所带来的精神压力。而这种减压作用，正是《读者》真正的魔力所在。 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作用是通过对生活事实的视而不见而实现的。逃避无法完成真正的救赎任务。它所提供的麻醉作用效果短暂，当人们从美好的小故事中抬起头来，物质世界照样迎面逼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的畅销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小桃源，让人们多了两个小时的喘息。由于它将有关物质与幸福的问题简单化了，一系列思辨过程与复杂关系的缺席使得对人类的关怀成为一件易行之事。这也使得人文精神变得扁平与顺滑，仿佛它的存在仅只是为了指出爱与美的重要。作为一本以“文化”和“心灵”为号召的刊物，《读者》却删除了文化与心灵中的种种杂质与痛苦的自相矛盾，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撷取了人生中某些相同的片断在刊物上反复放映，使读者产生了一种对现实的错觉或者说是幻觉。如果说武侠小说虚构了一个壮烈的江湖，言情小说编造了一套完美的爱情，那么《读者》就是用美丽的笔调描绘了一种纯净的人生。并且，它的人文主义色彩使它摆脱了纯粹休闲杂志的外观，使它从“虚假”的恶名中成功脱身，从而争取了许多不习惯于阅读纯粹休闲杂志的读者群。一本太过于沉重的杂志是无法实现畅销的，轻松和娱乐才是畅销的保证。如果说《读者》在娱乐功能上稍逊的话，那么它轻松的格调则是毋庸置疑的，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正是实现轻松的捷径之一。可以想象，读者们在阅读这本充满爱意而富有希望的刊物时，心情将会是多么放松。其实，对它的销量事实上起作用的正是这种休闲功能，只是隐藏得比较具有隐蔽性而已。 或许有人会表示质疑，何以这种可疑的纯净居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反感。这正好说明了《读者》所创造的幸福公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信服力正是读者接受与配合的结果。不止一个人对人类到底有多少承受力感到好奇，尤其是中国人看待苦难的能力与承受苦难的能力是举世闻名的。苦难的问题本文不拟深入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简单的幸福公式在苦难面前将会是有力的，起码，它使得现实不再变得那么难以忍受。 反方向的路标：掌握规则才能当上赢家 仔细观察《读者》二十年来的演进之后，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它在强调控制欲念的同时并没有对生产过度欲念的现实进行批判。事实上，《读者》已经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篇幅讲解新的游戏规则，如何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出人头地，如何更好地和朋友合伙创业，如何运用新的理财观念盘活财富……尤其是把月刊改为半月刊后，增加了许多类似的选文。从栏目中各篇章所占篇幅来说，“两代之间”除了大量歌颂亲情之外，也开始传授教子之道；“青年一代”大概正处在开拓与积累时期，所以大部分文章都告诉青年们如何适应社会，获取财富；“经营之道”看栏目名就可知内容；“杂感随谈”中情感话题和现实策略几乎对半；“社会之窗”对为人之道循循善诱；连一向非常抒情的“生活之友”也大讲生存策略；“婚姻家庭”这样知性的栏目中也充斥着从经济学角度为观察点的文章。更有意思的是，二〇〇一年《读者》专设了“理财”栏目，却仅在当年的十五期上刊出了惟一一篇《从三岁开始理财》，显然办刊者想为理财方法专设一栏，不知出于什么障碍使得这一栏目一年只刊了一篇文章。这种策略性的传授紧紧咬合着中国的现实变化，不知不觉间传递给读者“现实无法改变，只能接受与适应”的观念。这类文章并不解释规则之所以如此制定的原因，却不厌其烦地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讲解规则的运作，告诉大家如何适应、使用，以便在这场竞争赛中胜出，成为规则所认可的赢家。 它再次预设了另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规则不可怀疑。只要完全合乎规则，你就能当上赢家，而规则规定了，当上赢家是幸福的。因此大家都要努力修炼，尽可能熟练地运用规则。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赢家只能是现有的竞争体制所规定的胜出者。这一次，《读者》的路标转向了，幸福所在的方位从精神世界转移到了物质层面。“成功”不但得到肯定，而且关联到一系列和幸福有关的感受。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读者》倒相当实事求是。 《读者》在同一个地点插上两块牌子，分别画上反方向的箭头标示向同一目的地。如上文所说，一块幸福指南上暗示着，远离现代与物欲，回到美好的心灵将会得到幸福；而另一块路标则用粗大的醒目标记将幸福的目的地直指这个物欲横流的，以竞争为主要组织方式的社会现实。仔细分析，这里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荒谬以及自相矛盾。 可是这种矛盾非但没有引起读者的迷惑与反感，反而成为了销量的保证。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读者》苦口婆心的美德教育结合实事求是的现实态度赢得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心。就像《读者》中的许多文章所倡导的那样，我们不能够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改变对现实的看法。《读者》正是那样做的，它改变了许多人的视角，使“真实”看上去更像是真实。它偶尔也会批评一下民愤过大的现象，让大家解解恨。它的“今日话题”栏目里可以找到当代最引起老百姓愤怒的社会问题。它不否认现实，这首先就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可是它改装现实，这却引不起人们的警惕。 《读者》用承认现实的态度将现实合理化，使人们相信存在的一切都具有不可推翻的合法性。这使得想象的根基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现有的秩序上，从而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把两个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混淆了起来。 这种做法是相当聪明的。因为从技术层面上来仔细讨论收敛欲望以追求幸福的公式的话，我们会发现，它虽然在操作上异常简单，但其实相当缺乏可持续性。对精神自足的过分强调并不能使它的读者忽略现实世界的实际力量。中国二十几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产生了惊人的作用，也导致了价值判断的重大转折。通过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新的价值观正在覆盖原有的价值观，并且通过日常生活显现出来，构成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在这个从外至内，又从内至外的过程中，留给个体精神的余地少得可怜。要想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即使闭目塞听，将每一个毛孔都堵上也很难做到。某些令学者们不无忧虑的现象，比如幼童的学艺热，民工潮所带来的土地荒废，知识界的学术剽窃等，并非全然出于虚荣的驱使，而是确实存在着现实的生存需要。所谓“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时代正在生产一系列配套的生活理念与方式。在强大的现实面前，完全的逃避与彻底的否认对于一份大众杂志而言是相当不明智的。只有结合实际，顺应读者的心理需要，才能被认为是诚恳的，是具有真正的人文关怀的，出炉的那些美德童话才能被理解成真实。 陕西卫视的《开坛》节目中，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问彭长城，为什么《读者》中教会她的东西，却让她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彭长城的回答令人印象模糊，显然他也能够感觉到《读者》所一贯努力给出的幸福公式是多么苍白无力。为了消解这种无力感，《读者》中几乎每个以歌颂美德为主题的小故事的结尾，都点明或者暗示着这种美德所能够带来的现世回报，这不仅是指精神的满足，同时也是指利益上的获取。为老妇人搬一把椅子可以得到丰富的订单[10]，母女之间的相互理解不但让下岗的苦难不值一提，甚至感动了上帝本人[11]。好心有好报的公式不但屡试不爽而且回报之丰厚令道德具有了足够的激励功用。这种将利益作为道德运行的结果的逻辑本身就来自《读者》所一再规避的谋利世界。它给了人们“希望”，教给每一个不满现实的人如何通过道德的完善来达到利益的获取。无论有没有效果，起码说得有鼻子有眼。这种对现实规则的默认实际上告诉人们必须承认并接受现有的事实，在这场“跳高”游戏中，胜出者是那些能够获取最大利益的人。有意思的是，《读者》作为没有任何宗教倾向的杂志，“上帝”、“天使”的出现频率却越来越高。最近一期[12]中的首篇故事即是讲述一位重视心灵修养的好人邀请邻居赴宴，结果无人到来。当女主人即将绝望的时候，天使装扮成客人出现了。首篇故事一向是《读者》的重头戏，通常也是全书最感人至深的一篇，不得不以天使的出现作为结局，似乎暗示着对人间的绝望。 两块貌似相反的幸福路标由此殊途同归，它们互为补充，互为完善，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正如在《读者》的“人物”栏目中，李嘉诚作为财富英雄与代表着正义、大公无私的曼德拉以及教会我们“如何顺从天道”，“如何体会生命中最为实在、深刻的内容”的林语堂并列[13]。 既然人文主义就是关心人，那么人们要求的一切就都是人文主义所想要解决的问题。而人的需要显然是全方位的，既要有物质的满足也要有精神的愉悦。于是，在“人文关怀”的招牌下，《读者》包揽了普通人的理想，既能享受物质丰富带来的便利与舒适，又拥有道德完备所带来的内心平静。由此，对物质的节欲被解释成是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对物质的追求也被解释成另一种精神追求。正是人们积极向上，热爱生活，努力工作，创造明天的热情，物质才被当成附加的奖励发到大家手中。精神的满足被视为最主要的，也是终极目标，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包括爱、美、善、真等简单童话故事所经常讲到的德行。在《读者》的幸福公式中，物质这一个元素是缺席的，更准确一点，是作为二次推论的潜在减数存在的。然而很显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物质是永远不可能被忽视的。即便是在最富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情况下，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在回忆前往圣地保安[14]的经历时，也不无抱怨地写到食物的粗劣[15]。而一本真正“关心人”的大众杂志是不可能忽略这个问题的。于是《读者》使用了另外一本指南以弥补它开列的幸福公式所存在的缺陷，使等式两端达到了表面上的平衡。矛与盾和平共处最显然的好处就是使系统有能力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读者的心理上成功地制造了另外一种真实。显然，关于获取世俗成功的指南是作为幸福公式的补充而存在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修正一个不平衡的等式，使其更具有说明力。也就是说，当我们无法从等式中获取所需要的持久力量的时候，有另一个上升通道已经被准备好了，可以接引走投无路的人们，为我们提供希望与方向。 但是，不管在表面上如何混淆视听，《读者》的幸福等式始终存在着无法缝合的断裂。到底怎么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精神满足？《读者》的标准在两套话语里显然不同。它对于幸福的解释根据需要不断改变。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幸福在具体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形态差异。《读者》也正是利用了幸福的多样性建立了双重标准。然而，它在幸福的定义背后潜伏着对于物质的态度。它对物质忽尔傲慢忽尔亲热的表情后面事实上隐藏着深深的敬畏。《读者》从不会赤裸裸地谈及对物质的渴望，哪怕在细致地传授、讨论生财之道的文章中，它也从不露出“我要发财”的嘴脸，而是把财富与成功、满足、愉悦等精神理念等同起来，优雅地把钱转化为幸福等式里的一个符号。 在这个等式里，物质是被避免谈及的。如果确实无可回避，也要尽量地轻描淡写，或是采用侧面的姿态，以一种不以为然的姿态轻轻带过。这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物质是不洁的，足以玷污这些单纯的美好。正如中世纪的僧侣设计一整套繁琐的洗浴程序以避免自己看到不洁的肉体，谈论美德的文章也要设计一些巧妙的障碍以免读者联想到邪恶的物质。其二是物质过于强大，如果过多地谈论则有损美德所能够发挥的威力。事实上，这两种理解都有道理，而且有可能根本是同源问题。物质在此已经衍化为一种富有权力感的表现形态。正如所有权力的衍生物一样，物质通过实际的日常生活令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权威，从而具有控制力与震慑力，进而令人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惧是认可与接受的另一种形式，不仅是树在现实规则阵前的一面白旗，更是自觉臣服于规则的标识。对物质力量的承认导致的不仅是恐惧，也同时生产出了潜在的羡慕、妒忌以及企及之情。自由经济的火山一经喷发，欲望的岩浆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弥漫，火山灰四处播撒，所经之处都留下双面的烙印，一面是恐惧，而另一面是渴求。 然而对于规则体系来说，恐惧是良性的，有利于整个系统的管理与自动运转，而其他的则是恶性的，过度的竞争将会损害现有的竞争体制，甚至会引起分配不公的不平之鸣，导致对现有规则的怀疑。这对于物质本身的力量毫发无伤，但对于生产物质的现有机制则有损无益。这个时候，适度地压抑欲望是必须的。于是，需要为物质披上面纱，以免它惊人的美丽吸引太多的注意力，引发太多的贪婪。需要避免谈论物质，以免让普通人觉得物质是可亲可近的，从而因为过多的家常感而有损权威的压迫力量。同时也需要将蒙在物质脸上的纱巾撩开一角，使其容光微露，以免人们彻底丧失对物质的追求兴趣，让规则体系的运转失去动力与广阔的底层基础。《读者》不希望我们把物质看作是美杜莎，如果把它当做塞壬则比较确切。基本上，物质在整个游戏中，就像是传说中要营救的公主，藏在程序的最后面，需要闯过层层关卡，游戏者总会在某个关卡失误死去。不过既然规则讲了有方法可以获胜，只要不死机，游戏者还是会乐此不疲地玩下去。《读者》就是那本攻略，据说可以帮助我们绕过陷阱，早日到达公主的寝宫。不过到不了也没有关系，《读者》里有许多篇文章都描述了过程的美妙，过程的意义远大于目标的乐趣。 话说到这里，我们忽然发现，原来解读《读者》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待物质的态度，更在于对待规则的态度。它可以对物质摆出轻慢的态度，却无法对获取物质的规则不恭敬。它可以怀疑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是否合理，却从不怀疑规则的制定是否可疑。 一场阴谋似乎呼之欲出。 杂志与大众的合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一本大众化的杂志能够力挽狂澜，一手拉住时代的巨轮，另一手拖住意识形态的奔马。更何况，从《读者》惊人的销量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杂志单方面的阴谋，而是大众与传媒的合谋。如果不是我们对复杂而吊诡的现实感到某种深程度的厌恶，假想中的精神桃源怎能打动我们？如果不是我们确实感觉到都市的尘嚣，关于田边老农的幸福生活的童话又怎能令我们相信？如果不是我们不愿意以个体的冒险来承担集体的命运，对现实屈服的白旗又怎会被看成是高举的引路明灯？如果不是人们对主宰这个世界的规则抱有希望，对规则的卑躬屈膝又怎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心里有什么，《读者》便给我们什么，它的销量怎能不连年上升？ 若说一本杂志能够“塑造”大众性，那它能起的作用或许有限，可是它可以强化其中的许多要素。大众性从学术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概念，具有审美、思想、传播等多方面的内涵。然而简单地说成“民众的意愿”似乎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不过个体的意愿一旦集合起来成为民众的意愿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异，并且常常和学者的想象颇有些出入。很多时候，具有启蒙精神的学者们认为民众太易受蒙蔽，只要揭开盖子，讲清事实，让民众知道自己真实的意愿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一半。然而随着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觉悟”的增加，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的人逐渐增多。从《读者》的定位分析，在它的订户组成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不会太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受蒙蔽”来解释民众对假想世界的追随显然缺乏生命力。最近学界有不少声音批判经济学理论在各个人文领域的泛滥，这正是人文学者出于厌恶无处不在的经济规律而做出的反弹。可是，这确实是一个让经济理论大显身手的时代，这或许正是时代的特性之一。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民众的自愿“合谋”，可以解释为个体的人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承担风险。只要还可以活下去，并且规则上还设置有上升的通道，哪怕这个通道再狭窄，狭窄到用我们非常熟悉的俗话来形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个体也宁愿忍受、幻想、自欺欺人，而不愿意承担修正规则失败后所必须付出的惨重代价。如果生活太难熬，那么来点“轻松”吧。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是意识形态开给大众的致幻剂。 可是，问题远不止此。《读者》作为“心灵读本”，它所起到的宣化作用是巨大的。就是《读者》自己，在自我认同上也存在着感化大众的使命感。尤其是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读者群更是将它奉为金科玉律。每期扉页上的读者来信无一例外地谈及了《读者》对于心灵和成长的影响，表达了对《读者》的追随与感激。“那本杂志，告诉了我关于人生、生命、理想、生活等我一直困惑不解的问题。”[16]底层读者之所以更能够受到它的感召，不但和社会认识的深刻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与困窘。他们需要自我逃避的空间，需要自我克制的方法以排遣焦虑。而《读者》的幸福公式正好满足了这些。 当休闲转变为准则，并且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认识，它所给出的幸福公式也就值得探讨了。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对它的有效性倒没有什么可质疑的。相反，正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效，这才产生了巨大的蒙蔽性。在现实和无法生存的绝境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空间。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空间，如果给予充分的时间和压力，可以被逐步压缩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人类总是无法想象自己被逼入绝境，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生存机会上，都想逃避这种境遇。随遇而安的惰性是大众性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历次革命所致力改变的要素之一[17]。而与惰性配套的正是幻想。据说潘多拉的盒子里飞出一连串的人类的噩梦之后，最后留给我们的是“希望”。神话里讲的故事或许不可以当真，但其中所凝结的智慧却值得珍视。起码人们早已觉察到，希望是留给困苦生活的礼物，是黑暗中铺向未来的小路。《读者》非常娴熟地运用了“希望”的魔力，以此为基点展开了它富有诱惑力的说教。希望在《读者》里可不是铁屋中的呐喊或者战斗的冲锋号那一类富有斗志的象征，而是忍受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它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希望，永不放弃，在这个艰难的人世里继续做一个乐观、平和而愉快的人。哪怕是捡垃圾，也要保持相当的希望，说不定哪天把捡到的皮夹还给失主后，会发现那个失主是位大富翁，会有丰富的回报呢。正因为有“希望”这个法宝，生活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未来似乎一片光明。配合《读者》所宣传的其他美德，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以抱怨的了。更何况《读者》还非常负责任地给了抱有希望的人们树起了通向幸福的路标。 《读者》由此混淆了幻想和希望的界限，从而将幸福公式实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使小概率事件变成了普遍规律。它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现实的规则是合理的，人类的美德和情感可以把我们从技术和消费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能够为我们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理想主义不是一件坏事，可是缺乏根基与前途的理想主义则容易堕落为残酷现实的帮凶，它可以消除人们改造现实的欲望。同时，从贫穷者角度讲述的故事，则不是努力奋斗以达到社会上层，就是生活的辛劳之苦。两者的不配套其实早就说明了问题。但在《读者》的逻辑中，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富足者艳羡贫穷者的精神境界，这是《读者》故事的常用套路之一。《读者》曾用一篇芥川龙之介的《橘子》作为开篇。文章先是描绘了微雨的阴沉的冬天使人的心情灰暗，而火车上对座的小姑娘有着令人讨厌的外表。打开报纸，充满了无聊卑鄙的新闻。这时小姑娘努力开窗的动作使作者加倍厌恶。然而小姑娘打开窗之后，却把几只橘子扔出了窗外，底下有两个小男孩欢呼着接着。作者明白过来，这是要去当佣妇的小姑娘用橘子慰问为她送行的弟弟们。于是“我只有在此刻，才得以暂时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厌倦，以及那种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18]。芥川的这篇小文嵌入《读者》的框架以后，其丰富性和复杂性都消失了，只余下一个温情的故事，亲情的亮色像橘子一样点燃了冬天一般灰暗的人生，令旁观者赏心悦目。《读者》出于自己的需要确定了一套价值观，在这套体系中，所有被选中的文章都只留下了这一层意思，表面丰富的选文由此变得极为贫乏与单调。 作为一本大众杂志，《读者》没有办法从社会方法上对贫穷开出药方，更不能改动规则以变更分配方式。它只能将贫穷者描述为具有更高精神享受的人，为残酷的现实披上一件唯美主义的纱衣。受难者脸上的彩妆给了他们欢快的表情，观众们在心理上无疑会好受很多，连同情都不需要了，那责任感就更无从谈及，就是受难者自己也深感安慰。读者在阅读文章时对号入座本来是阅读接受时的一种正常反应。如果将自己对照成书中的羡慕者，不免对贫穷的真相产生幻想，为其镀上一层精神美感的光辉。他们作为有力者，并不觉得有必要改变贫穷者的命运，既然他们活得那么好。对底层的过分尊敬正如对他们的麻木不仁一样，都是疏离与隔阂的象征，展示着来自优越的罪过。而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读者，如果将自己对应成为文章中的被羡慕者，自欺欺人的结果，只能是助长与加剧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分化，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这时富者对于贫者的羡慕，不仅是矫情，更像是嘲讽，甚至是侮辱。 对于起码生活的满足使我们丧失了追寻更高幸福的能力，“不满”这个推动力由此消解。而更多对于现实感到无奈的人群则从中找到了自我安慰、自我逃避的妙方。生活中不可能全无幸福，按照《读者》传授的方法，则生命圆满，了无烦恼。这对于安定团结当然功德无量，可是对于社会进步却未必全是福音。 平凡甚至艰辛的生活中挖掘幸福的感受，这是《读者》文章的另一套路。困苦中一家人的相依被描述成最幸福的事，物质极端贫乏的岁月里吃到一粒糖的美味被形容得无与伦比，生活非常贫苦的人依然保持自尊被赋予极大的敬意。《读者》将这一切讲得顺理成章，带着读者在最通常的生活中寻宝。可是，一家人的相聚相依本是人世间凡人最平常的幸福，失去者被称为不幸，又怎么因为有它就不需要重视物质窘迫所带来的种种困境？为了感受糖的无上美味，我们是否应该就此向往贫乏？维持自尊本来是精神生活的最起码底线，当一个人为了保持自尊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该歌颂他还是为之震惊？这些文章最起码分散了我们对于苦难的注意力，在不知不觉间偷换了概念：这些是我们本来应该享受的，我们还应该可以享受更多，而不是必须牺牲其他权利来换取这些。 这就混淆了正常的生活追求与畸形的消费欲望之间的界限。《读者》的幸福公式建立在删减欲望的基础上，这就暗示着存在着多余的欲望。关于这点，最近非常流行的过度消费论似乎给出了理论的依据。这种论点认为在消费社会，尤其是都市中，存在着对消费的过度追求，意识形态为了自己的需要塑造了欲望，通过刺激欲望的不断提升来达到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的稳定。这种理论很容易博得人心，因为消费者确实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消费社会的压迫。《读者》显然也利用了这种理论的表面逻辑，将问题简单化到既然欲望是被塑造的，那我们削减它不就万事大吉了吗？似乎决定双方胜负的焦点只是在于精神的抵抗力是否够用。问题在于，欲望固然可以被塑造，然而生存的要素却是不可忽略的。十五年，甚至仅仅五年前，购房的欲望不但不具备普遍性，而且会被认为是一种梦想。而在今天，这一项巨大的支出无论是否能够承受，都已经成为生存的必需。同样，购车也正在成为一项新的必需。虽然，对于大部分普通人的收入来说，这两项消费显然令人不胜重荷，但是将其简单定义为过度的欲望则将引发愤怒。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来自消费的压力并非是自我克制的意志力所能消解。 遵循《读者》的做法的读者最终会发现，我们可能克制欲望，却不能消灭需要。能够消减的只是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开支，而不受我们控制的因素实在太多，所占比例实在太大，以致于我们在现实面前事实上是束手无策。如果不和整个社会的分配公平问题结合在一起考虑，根本无法界定到底怎么样才算是过度的欲望。 更何况清教徒式的自我克制并非是《读者》的本意，它也不是一本宗教性的杂志。它的逻辑正是建立在对现实规则迎合的基础上。它认可并顺应中国现有的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对于新道德观、价值观的形成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现有的生存状态下，它与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我们当然需要理想主义，需要人文关怀，需要美，需要善，需要爱。然而当这些已经成为用于掩盖分歧的面纱，涂抹问题的脂粉，我们更需要赤裸裸的现实。《读者》给出的幸福公式易于操作却实际无效，它能够给予人们的只是幻想的余地，逃避的角落。当这个幻想被那么多的读者当做信仰来遵循，它便成了甜蜜的毒药。 三十年代，崇尚精神与艺术自由的“第三种人”受到猛烈的批判，并不是批判它的人不爱精神与艺术的自由，而是他们更向往社会的公正和大多数人的幸福。“美文”受到鲁迅的那般讥讽，并非鲁迅不能欣赏美丽的文学，没有闲适的情怀，而是他更欣赏战斗的精神，改变现实的决心。对《读者》的批判也是如此。 注释： [1]据新华网兰州2004年1月5日报道。 [2]《国际期刊出版联盟世界杂志趋势手册》,转引自《中国的〈读者〉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对话:我们用人性主义打败了热点时尚》,《中国青年报》2002 年4 月5日。 [3]据新浪网财经纵横栏目2003 年9 月17 日报道。 [4]《读者》,2001 年第4 期。因为《读者》从《读者文摘》时期就保持这一风格,相关的文章不胜枚举,本文取例完全随机抽取,并未因求取典型性而进行删选。以下同理。 [5]《读者》,2001 年第20 期。 [6]让·波德里亚对此有精彩论述,当然,他所说的需求变化要复杂得多,并且是和社会福利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的。详见《消费社会》第60 - 67 页,刘成富、仝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具体论述请见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24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我特别同意其中关于中国本土情况的论述。 [8]《橘子的甜味》,《读者》2004年第1 期。 [9]《幸福的机会成本》,《读者》2003 年第1期。 [10]《一把椅子的问候》,《读者》2003 年第6期。 [11]《母与女》,2003 年第3 期。 [12]指《读者》2004 年第3 期。 [13]《读者》2002年第10期的“人物”篇目为《李嘉诚和他的时代（上）》、《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第11期同一栏目的篇目为《李嘉诚和他的时代（下）》、《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14]保安距延安步行约一天，为当时的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15]见聂华苓《三生三世》，第32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6]《读者来信》，《读者》2002年第9期。 [17]中国现代话剧，尤其是政治剧，特别重视这一点。洪深的《咸鱼主义》是其中的代表作。写的是一户上海小市民为了防止战争中的菜荒，储备了许多咸鱼，不得不天天吃咸鱼，闹出了不少笑话。然而当战争真的爆发后，市民生活完全被摧毁，任何准备都没有用处，完全打破了城市居民想在战争中顺服生存的幻想。老舍的名作《四世同堂》里也有类似情节。 [18]《橘子》，《读者》2001年第9期。 [作者简介]郑绩，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1 期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