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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收到河北作家闻章来信和他的一部书稿《小兵张嘎之父》。这是闻章用两年时间所著的老作家徐光耀的传记，闻章希望我能够为其作序。 近半个世纪前，徐光耀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一经问世便轰动中国。今天这部小说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千万册，电影《小兵张嘎》亦久映不衰。徐光耀创造的“嘎子”这一让人难忘的形象，这个浑身嘎气、纯净生动的八路军小英雄感染着几代读者和观众。世事的更迭也许使很多人不再记得“嘎子”的创造者徐光耀，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在某个场合，我把前辈徐光耀介绍给一些年轻人，他们听着这位作家的名字，多是客气而茫然地点着头。当我补充说他就是《小兵张嘎》的作者时，人们的脸上才立刻出现既惊异又敬仰的神情。那时我再看徐光耀，他不尴尬也不过喜，年逾八十，饱经人间炼狱，他真正是宠辱不惊了。我不由心生感慨：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够创造出几个让万千读者记住的人物实为不易。若是做到了，那便是文学对其最奢侈的回报吧？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小兵张嘎已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经典的孩子。如此说，历经坎坷的徐光耀是幸福的。虽然更多的读者不知道徐光耀写作《小兵张嘎》时的生命背景，不知他那时犹如身在悬崖的危难，就如同当年无知的我，只是不断地感谢命运让我认识了徐光耀。 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1972年冬天，正在读初中的我，由我的父亲领着，第一次拜会了他。我曾在一篇记述青春岁月的文字中对此有过如下描述：保定有座名胜古迹叫做古莲池，面积不大，有亭台楼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怀素、乾隆都有。这里明时为书院，清时曾做过行宫，几经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个角落里。他似是刚被从农村召回，参加一个报告文学集的编写……他被安置在古莲池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房子大约只八平米吧，但门前有影壁，有几丛微黄的毛竹和营养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总觉着是走进了“聊斋”，后来仍然能从那里联想到《聊斋志异》那些神秘伤感的故事……我揣着两篇作文，由我父亲带领来拜见徐光耀了。我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的答案，父亲则更多地希望他为我的作文(我的文学才能吧)作出些鉴别。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搁置在一张大而坚实的写字台上，然后就和父亲谈起了别的，关于时局发展的预测，还有郑板桥和陈老莲什么的。我只盯着那块被作为写字台面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块与写字台可分可合的镂花踏板，想着历尽沧桑的徐光耀是怎样保护下他这张桌子的。我盯的时间越长，就更能证明我是被冷落一旁的。为了引起他的注意，我请求为他朗诵我那作文，却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他说他从来不习惯听别人念自己的作品。幸好他没有让我把作文带走，于是才有了第二次的见面。这次他谈话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我可以告诉你，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我受了一位大作家毫不含糊的肯定，十五岁的心被激荡起来，那晚在古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斗胆梦想着成为一个作家，并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毕业后去农村“深入生活”什么的，惟独没有想到在那个年代我这追求的冒险性。很多年之后徐光耀对我讲起当年我去农村之前，他内心深处不便讲出的担忧——一个经历简单的中学生不可能理解的担忧。他担忧的并非乡村，而是在那样一个鄙视文化的年代，我非要与文学发生联系不可的狂想。 也是在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徐光耀为什么要写《小兵张嘎》。关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闻章在传记中有详尽叙述。也是读了这部传记，我才知道第一次拜访徐光耀走进的他那间小屋，曾是附近公园用来寄养一只生病的虎崽的。 《小兵张嘎之父》是作者多次采访徐光耀，在阅读了他所有作品和几十年的日记的基础上，费时两年完成的。这里有徐光耀八十余载跌宕人生，这人生有令人窒息的苦闷，有肉体和灵魂的挣扎，有可叹惋的自我轻贱，亦有高贵的生命告白；有难与外人道的奇特遭遇，有苦难缝隙中的真诚微笑；有生命再生时的大喜，亦有晚年回首往事，反思人为的政治险境、巨大的民族灾难时明澈的肺腑真言。这是一次准备充分，踏实而认真的写作，侧重传主的命运遭际，连带写出他不同阶段的文学脉络。作为文学晚辈的闻章，和徐光耀有过多年交往。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写作中往往容易搀杂过多的个人情感，目光更多的是仰视。但闻章的感情是严肃、温和、克制的，文笔亦朴素、简洁。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一些历史事件时表述的严谨和准确，这得益于徐光耀本人对历史、对自己、对他人的严谨和负责任。不虚美，不雕饰，即使精神和生命曾数次被荒诞的时代不容分说地无情践踏，他仍然严厉地将自己摆进历史……惟其如此，读者才可能从中真正认识这位战士出身的作家让人感奋的情怀。 徐光耀是一名战士。因为母亲早逝，他不记得自己的生日，成人之后就把“八·一”建军节确定为生日。他13岁参加八路军，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大小战斗100余次，多次死里逃生。他有过短暂的“人生得意”：195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出版后即引起反响，得到文坛大家丁玲的格外看重。他年轻勤奋，历史鲜红，成名甚早，事业蓬勃。又京城安居，是军队的专职作家，和未婚妻在朝鲜战场的爱情之花亦结出圆满的婚姻之果。正是“海阔凭鱼跃”的光景，他突然成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个从来视政治生命为个人第一生命的战士的确是懵了。他也的确有发疯的可能。恰是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之下，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写作。那不是一次为了发表的创作，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发表作品的资格。他写作是为了抑制自杀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于他是有着救命之恩的。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却原来，在这个嘎孩子、这个中国人那样喜爱的小老百姓身上，承载着徐光耀心中如此沉重而又辛酸的真善美！风雨摧残的碧树就因此没有枯萎，因为他扑向了苍生——那些从来就养育着他的老百姓。 这里我想到传记中的一个细节：抗日战争中，年仅13岁的徐光耀曾经在行军途中发高烧病在一位房东大娘家里。那位大娘摸着这孩子长满冻疮的冰凉的手脚，非要拉他睡在自己的被窝里，要用自己的身体把他焐热。那时他难为情地拒绝了。许多年之后，当命运将他从高空抛向泥沼时，痛苦而绝望的他没有再企求被更多的人理解，他只不断想到一个人，即那位平原乡村陌生的大娘。他在想象中无数次与这位亲人重逢，她是苍生，是百姓，是母亲，是生养万物的大地，在她坚实的怀抱里，他才可能找到温暖和安全。 1999年，74岁的徐光耀开始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昨夜西风凋碧树》。这是二十世纪将尽的时候，徐光耀的政治生命和个人生活均已恢复了正常和安稳。但他仍然选择了山上一处农民废弃的小屋，来进行这部在他的晚年十分重要、于中国文坛亦有位置的作品的写作。他在山上一住几个月，自己担水、烧火、做饭。他好像非常适应这样的屋子，他有预谋地把自己逼至这里，仿佛这里才真正让他放松并放心。我曾经去过他这山上的小屋，说它是一眼小窑洞更合适：干打垒的土墙，门极窄小，需猫腰才可进屋。但徐光耀是快乐的，他指给我看屋前的花椒，还有房后坡上的山杏。他这一生，住过破庙，住过养虎崽的小屋，住过农民废弃的窑洞，他没有为此抱怨过什么。而他最重要的作品，仿佛都是在局促、破败的房子里写成。 闻章的这部传记在详述徐光耀命运沉浮的同时，也书写了他的命运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学的接头。其中还包括了新时期以来，他对一批河北青年作家热情有加的鼓励和关注。作为文学晚辈，我特别看重徐光耀上世纪九十年代开辟的小说写作“我的喜剧系列”。这个阶段，他从描绘人的战争生活自觉进入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我们在他早年作品中领略了机关枪何以会“嘎嘎大笑着”扫向敌人；侵略者的钢炮和榴霰弹怎样狂击八路军，“子弹如飞蝗过野，地面被打得土泡噗噗乱冒，恰似煮粥。那才真叫枪林弹雨”。在徐光耀不凡的描绘中，读者好似亲历那惨烈的战场。“我的喜剧系列”的背景仍然多是抗日战争，但作者下笔的重心却转向了战争中人的更为复杂的、被遮蔽的精神深处。比如《我的第一个未婚妻》《杀人布告》《跳崖壮士》等篇章，无不体现着徐光耀在遭逢了诸种人生苦难之后，对自己所拥有的写作资源重新郑重的打量，以及由此引发的勇敢而有效的探索。可以看做这是他的命运与文学反复接头后一次新的飞跃。他的这些探索，不单对当时的河北文坛，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也是醒目的。窃以为，闻章这部传记如果能够就此再多些具体阐述和发掘，则全书更显饱满。一棵碧树怎样因了苍生的底蕴而最终再繁新枝，也就有了专属于这部作家传记的深层意义。 如果说，变美是痛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徐光耀以他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向读者展示了这样的境界。怀抱着不死的文学之心，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坦荡地向大地、苍生俯下身去。他甚至羞于总结自己的文学，只朴素地说：“……汤镬炼骨，魔焰炼魂，几番地脱胎换骨。但你经验过、奋斗过，也慷慨豪迈过，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曾毁坏良心，落个体完神清，这也就很值”。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借了他小说中一个人物的话说过，“生活不是为了打分的，生活是用来生活的”。 是啊，生活不是用来打分的，生活是用来生活的。这也正是徐光耀的人生态度吧。也因此，《小兵张嘎之父》这部传记便也不去刻意为这位老作家的文学和人生打分。而读过这部传记的读者，却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出正义、良知和“体完神清”对于一个穿越过那么多人生风暴的作家的分量。这样的分量也让我不断提醒自己，收敛起一己的小悲欢，扩展胸怀去凝望满世间的山高水长。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7日 (责任编辑：admin) |